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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
时间:2010-06-16 来源:作者网站文集 作者:黄宗智 被查看:

 

以往的中国革命研究总是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获取政权的运动等同起来。在这种观点中,革命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的建党到1949年的最终胜利。尽管塞尔登(Selden)和周锡瑞在此集的论文中把视线扩及到更广阔的范围内,但其关注的中心仍然是共产党"为何"以及"怎样"取得胜利的。所以,他们的"革命"概念仍然与过去学术界的主流思想保持一致。

 

  我这里建议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中国革命。当然,革命运动的胜利是所有革命的必要条件。但我认为很难将49年的解放视为革命的终结,因为其后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性变迁: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几近全国耕地面积43%的土地被再分配,作为阶级的地主和富农也同时被消灭;随后发生从53年到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国有化了几乎全部的城市私有财产,集体化了几乎全部的农村私有财产;以及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短暂的革命退潮后,出现在66年到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全力铲除旧传统,建立一种全新的革命文化。

  在我看来,最终把革命和造反与王朝更迭区分开来的,并不是从一个国家机器向另一个国家机器的过渡,而是大范围内的社会结构变迁。认为中国革命结束于49年的观点,几乎等于是预先把中国革命当作另一次王朝变迁,尤其是象周锡瑞在这个集子里提出的那样,把共产党的胜利等同于"一种统治方式对另一种统治方式的替代"48)。本文中我希望提出一个不同的革命概念,将中国革命视为贯穿于46年到76年的大变迁,自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开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一替代性概念把分析的焦点从共产党获取权力转移到共产党所发动的结构变迁之上。这后一阶段,和革命运动的早期形成阶段,对于我们理解现在的中国社会来说是同样重要的。

 

  新近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新发展是,正如爱德华、毕瑞森(Edward Berenson)在此集所论述的那样,人们开始从后来发生的大恐怖的角度来重新思考1789年。1789年和大恐怖同是大革命的一部分。对于中国革命来讲,和大恐怖相对应的正是文化大革命。我希望从文革来重新思考1949年(反之亦然)。近来关于革命的大量研究者,包括塞尔登和周锡瑞,首先是以源于89"六四"事件的视角和关怀进行研究的。尽管"六四"很重要,但在我看来,它不过是80年代开始、作为革命遗产的改革的众多后果之一,完全属于后革命现象。另一方面,文革则是肇始于抗日战争的共产主义大革命浪潮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关注六四的民主问题相比,我们更应该把规模上远远超过六四的文革整合进我们对革命的理解之中。文革是30年来革命的顶峰。本文中,我试图把土改与文革视为一体,并且分析它们是怎样相互阐明的。我也希望摆脱统治着以往革命研究的客观主义视角。尽管讨论了道德与话语,塞尔登和周锡瑞,与大多数他们评论过的学者一样,首先关注的是客观的现实,而不是表达的现实:在结构层面,是社会-经济的和制度的背景,而不是象征性领域或话语的形态;在主体(agency)层面,是行动和事件,而不是思想和态度。正如毕瑞森所言,目前的法国大革命研究,已经几乎完成从社会和经济的客观性维度向话语和文化的表达性维度的转移。我希望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客观结构和表达结构的相互关联上,以及客观性行动和表达性心态的相互关联上。把文革纳入革命研究,是试图把文化/象征维度整合进我们的革命概念之中。这一概念,既包含了土改这样的社会-经济领域,也包含了文革这样的文化-政治领域。我们试图以此来洞悉客观的领域和表达的领域之间的相互关联。

 

  我的尝试首先是对从46年到76年诸项大事件的一个侧面的初步分析:农村阶级斗争的历史,既包括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也容纳了结构与主体。选择这一题目,是为了揭示客观主义-结构主义解释中所存在的问题,亦即那些在目前的历史研究中被称为"社会解释"的历史观中所存在的问题(参见毕瑞森的文章)。同时,也想指出当前比较时髦的表达主义历史观中所存在的问题,这一历史观将来或者可能被称为"文化解释"

 

方法论问题

 

  为了澄清这一问题 ,我用图表来表示表达、实践以及结构、主体的相互关系。这里共有四个分析维度,结构维在左侧,主体维在右侧;表达维在上侧,客观维在下侧:

 

  表达性结构    表达性主体

 

  客观性结构    客观性主体

 

  简单的结构主义者假定结构(上图的左侧)是决定性因素,结构对主体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简单的意志主义者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人类的主体性,即上图的右侧。对于表达主义与客观主义来讲,在表达与客观的相互关系中,简单的表达主义者确认表达(上图的上半部)是决定性的,而简单的客观主义者则宣称客观(图中的下半部)是决定性的。一个简单的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属于客观主义-结构主义。它假定客观结构(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要比表达性的上层建筑更为重要。后者仅仅被看作是前者的"反映"。同样,马克思主义强调结构先于主体。一旦正确分析了生产模式的客观结构,人类行为和事件将是可以准确预测的。换句话说,位于图表左下方的客观结构这一维度,决定了其他三个维度。另一方面,一个极端的表达主义-意志主义则坚持表达性主体的优先地位。他们认为,一种文化传统的精华就在于个人--尤其是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创造性天才--的思想和价值。行动和社会-经济制度不过是这些思想和价值的表征。正是位于右上方的表达性主体,而不是左下的客观结构,在整个图表中处于决定性地位。

 

  与这些简单的决定性观点不同,皮埃尔、布迪厄(19771991)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借助于"象征资?quot;的概念,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分析从客观事物扩展到了表达(或"象征")领域。资本不仅是物质性的,而且是象征性的。阶级不仅意味着一种客观的社会结构,而且还存在于表达结构之中,表现为区隔、思想的倾向(predilections)、风格(style)和语言。更进一步的说,主体能动性并不仅仅体现于对客观行动的选择,而且表现在对表达性思想和态度的选择。于是,布迪厄通过表明结构既是表达的又是客观的来反对客观-结构主义。同时,他也通过描述表达和个人主体性一样是如何受到结构制约的,来反对表达-意志主义。

 

  此外,布迪厄澄清了结构和主体之间的相对独立。简单的结构主义并不足以充分解释表达和客观这样的两个领域。在布迪厄那里,结构仅仅解释了行为或思想的倾向性("habitus"),而并不能决定现实中个人的实际选择。同样,简单的意志主义也是不充分的,因为个人选择,无论是思想上的还是行动上,都要受到表达性(或象征性)以及客观性结构的制约。对于布迪厄来说,图表中左右两部分是相对独立的。

 

  然而,甚至连布迪厄也未加反思地把表达和客观的结构看作是一致的。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象征性倾向和阶级区隔是阶级客观条件的延伸。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被假定是一致的,或至少是并不相互矛盾的。布迪厄并没有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可能出现的不一致作为思考问题。另一方面,米歇尔、福科(1978[1990])有力地指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性的"话语"与实践之间存在的不一致。在那种压抑的环境中,关于性的正统话语与性的实践是非常不同的。福科雄辩地论证道,话语具有更大的真实性,比客观实践更富于历史意义。通过关注某一时点上表达与实践之间巨大的距离,福科提供了一个布迪厄未能提供的、独立的表达性现实的例子。

 

  福科同样表明了思考表达性结构的另一种方法--形塑语言和思想的话语结构(discursive structures),更象布迪厄的象征性区隔与倾向约束个人心智的作用方式。显然,我们的思想和态度深深地受到语言和话语的结构与实践的塑造。我们可以说,福科提供了一个关于表达结构的独立性和重要性的非常有力的例证。对福科而言,在上面的图表中起着决定作用的,不再是左下的客观结构和右上的表达性主体,而是左上方的表达性结构。

 

  虽然福科有着强调话语比实践更重要的倾向,但对我来讲,福科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表达性结构的现实可以与客观结构的现实大不相同。因此,客观主义者和表达主义者都是不正确的。图表中的表达维和客观维之间的关系,正如两边的结构和主体的关系那样,是相互的,而并不具有单方决定的性质。

 

  粗略的客观主义者和粗略的表达主义者之间尽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他们有着一个共享的假定,即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保持基本的一致。也只有在这样的共享假定的基础上,他们才有可能宣称自己对对方有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因为如果表达与实践存在着实际上的不一致,那么双方都要承认对方的相对独立:表达性现实可以不同于客观性现实,反之亦然。两者可以有着独立的起源、意涵和结局。这将动摇任何一方关于自身决定性优势地位的假设。

 

  我认为我们绝不能预先假定表达和实践之间的一致性。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既可能是一致的,又可能是相互背离的。一致性需要被证明,而决不是预先的假定。正因为如此,我选择了中国革命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农村阶级斗争来透视表达和实践之间的不一致性。我试图表明,46年到52年的土改和66年到76 年的文革中,农村阶级斗争的表达性建构越来越脱离客观实践,两者的不一致强烈影响了共产党的选择和行动,而党的这些选择和行动又形成了一种话语结构,该话语结构在文革中极大地影响了个人的思想和行动。

 

  我将表明,文革是人类历史上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相互脱节的一个极端例子。这种不一致性既诱发了文革的出现,又导致了文革的终结。这一历史强调了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的确是相互独立的。返回到上面的图表,我认为表中的四个维度是相互关联并且相互作用的。结构和主体、表达和客观之间的影响和互动的方式是多重的、混合的。尚未考虑表达对结构和主体的作用的时候,简单地套用客观结构决定客观主体的做法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同样,建立在表达和实践、结构和主体的一致性基础上的其他种类的简单决定论也不能令人满意。

 

土改的官方建构

 

  关于土改的社会-结构背景,最可以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正统观点的莫过于毛泽东(1933)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该文勾勒了思考农村阶级关系的两条主线:租佃和雇佣。地主从贫农佃户收取地租,而富农则榨取付给雇佣工人工资之后的剩余价值。中农,既不是佃农,也不是雇农,成为位于地主、富农与贫雇农之间的中间阶级。(毛,1933;转引自Huang1985,第四章)。

 

  这是一种具备宏观历史理论法则的阶级分析。通过地租抽取农业剩余是封建主义的特征,而通过工资抽取剩余则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在租佃关系之外增加了雇佣关系,是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了几个世纪的结果。这些思想或许最为简洁地体现在毛的文?quot;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之中,这篇文章仿效了更早的列宁(1907[1956])写的《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一书。

 

  依赖于这些分析的农村革命策略是建立在对农民行为的客观-结构主义计算基础上的。个体被予期依据其阶级利益而行动。作为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将领导贫雇农反抗地主和富农的阶级革命。雇农和贫农应该是革命最积极的响应者,因为他们将是革命的最大收益者。贫雇农将同下中农结成同盟,后者是一个关键性的中间阶层,因为他们在革命既没有很多收益、也不会有太大损失,所以他们被想象为易于动摇的。争取到中农将使革命运动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毛,19271939;列宁,1907[1956])。

 

  近来,关于革命的社会-结构背景在学者中激起了尖锐的争论。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关于农村阶级关系紧张的整个革命分析都是虚幻的,革命也远不是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运动,而实际上是来自于一小撮人的列宁主义阴谋。在另一个极端,学者们完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的社会-结构背景分析。我在其他文章里面(Huang1991)已经讨论过这些争论,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表达性建构和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的一致和偏离。我们无须怀疑这些一致性:地主掌握了所有土地的三分之一,富农掌握了另外的15-20%。土改把地主和富农几乎所有的土地分配给了贫农和雇农。这次土地的再分配涉及了全国耕地面积的43%Perkins1969Wong1973Lippit1974)。

 

  这里没有原因怀疑土改是一次重大的社会-经济革命,深刻地影响了农村的每一个成员。耕种了全部土地面积三分之一的佃农,要把他们收获的一半交给地主。土改结束了这种租佃关系。虽然1949年之后的几年,国家税收比抗战之前提高了几倍 ,但是,总的来说,佃农仍然得大于失。土改中平分土地所有权,无疑给那些处于中游以下的农民--雇农、贫农和下中农--带来了好处。

 

  通过土改,国家能够以税收和低价收购的办法,获取原来属于地主、又被地主消费掉的那部分农业剩余。这些农业剩余在分给贫雇农一小部分后,全部被国家投入城市工业化进程。象中国这样一个面对着敌对的国际环境、只有很少可以选择的资本积累方式的新生国家,土改事实上成为国家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Lippit,1974)。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令人惊讶的工业化进程也因为土改的顺利进行而得以实现。土改帮助中国保持了从1952年到1980年的工业产出以11%以上的年增长率(Perkins and Yusuf, 1984)。

 

  当然,与此同时,农村和农业却一直困扰于我称为的"集体主义内卷化(collectivist involution"直到70年代末(Huang199016-710-11章;亦见Huang1991329-30)。在粮食总产量扩增三倍的同时,农业的劳动投入加多了三至四倍。换句话说,单位劳动力产出,停滞或下降了。集体化时代的内卷化很大程度上是下面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国家分别以牺牲农业和农村为代价加速发展工业和城市的投资战略,严格反对农村自办企业的国家政策,以及农村中过高的人口压力。

 

  表达现实脱离社会现实之处主要在于共产党将其宏观结构分析转化为每个村庄的微观社会行动所作出的决定。这一转化强调宏观策略分析对每一个的农村社区都是有效的。每一个村庄都要划分出阶级敌人,党要组织阶级斗争,发动贫农和雇农反对地主和富农。村庄阶级结构的客观性现实

 

  关于单个村庄的客观阶级结构的资料相当有限。现存关于每个村庄的阶级成分详细而准确的资料,多是在土改时收集的并在四清中被系统核实过的。然而这些资料并不容易获得。那些我们通常在研究中使用的官方数据,往往过于简洁而且并不包括单个村庄的情况。事实上,共产党向外部世界所提供的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若干村庄的数据,这些数据被用来证明官方对农村社会结构分析的真实性。此外,近来公布的革命根据地的资料,提供了一些村庄内部的情况。奥多里克、吴(Odoric Wou1994)的研究就是以这些资料为基础进行的。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能够掌握的确实可靠的资料只有几十个村庄的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来自于解放前完成的人类学实地调查。虽然,在此基础上,我相信已经足够得出一些关于客观村庄现实和党的建构之间的不一致的结论。

 

  比如说,现有的资料表明,在华北平原很多村庄根本没有地主。华北地主主要是居住在城市之中的不在村地主。那些在村地主往往只拥有较少的土地,而在许多村庄,甚至连这种小地主都不存在。我在85年的书中使用过的有着完整记录的33个村庄里,只有7个村庄有符合官方定义的在村地主(Huang1985:附表A1--A7)。

 

  这一结论在那些经过实地调查的村庄得到了证实。在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埔》一书中,靠近河北武安县的这个村庄就没有在村地主;本村最大的土地拥有者(100余亩)"傅新"(译音)就住在"阳易"(译音)镇(Crook and Crook,1959:19;)。在韩丁( William Hinton)研究的山西长治附近的张("长弓")村,同样也没有一个人符合土地法对地主的定义,整个村庄只有一户佃农(Hinton, 1966: 592;亦见下面的讨论)。

 

  在奥多里克、吴所研究的河南北部林县的"后角"(译音)村里,官方记录表明,在全村286户人家中,共有4户地主。然而,这4户都只是"名义上的地主"。他们绝大多数未婚或者丧偶,因为缺乏劳力而不得不将土地出租(Wou, 1994: 302-3)。在一个平均每户3 .8亩耕地的村庄里,最大的地主不过拥有26亩土地。 吴在林县另外两个村庄收集的数据也与张村大致相仿。在这里,地主主要是"鳏、寡、孤、独"这些很难被想象成官方建构中的"统治阶级剥削者"Wou, 1994: 302-3)。那些富有的农户,实际上并不是地主而是我称之为的"经营式农场主"的农户--他们雇佣了38个雇农耕种100200亩土地(这要与只雇佣12人的富农区分开来)。在我的33个村庄的样本中,有17个村庄里有这样的农户(Huang1985:附录)。在十里埔,最富有的是雇人种地的"王班岩"(译音)(Crook and Crook,1959: 25-6)。同样,在张村,最富的农户是"盛经和"(译音),他拥有138亩土地,靠雇农耕种 。

 

   对于这些经营式农场主,共产党曾试图调整自己的分析。最初在1942年,人们提出这一"经营地主""阶级"应当视作为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封建主义的,所以应当和富农归为一类。因为人们认为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要先进,所以,他们和富农一样,在土地革命中受到的冲击照理应比地主受到的冲击小一些。然而,在50年颁布的《土地法》中,党中央最后决定把"经营地主"归并为地主,理由是他们自己不参与"主要"的生产劳动(北京政法学院,195739381)。

 

  如此建构农村阶级结构所产生的问题,首先表现在它模糊了两类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租佃与雇佣--而这一区别又是党曾经刻意强调的。更重要的是,即使经营地主与地主完成了合并,官方的表达建构和农村的客观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不一致:如果我们的样本可以推广,那么在华北,尽管完成了把雇佣劳力的经营地主和收取租金的收租地主之间的合并,仍将有一半的村庄不存在在村地主。在长江三角洲,同样存在着政治建构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偏离。在8个进行了严格的人类学调查的村庄中,只有2个村庄有在村地主 。大部分地主很久以前就住进了城镇,成为不在村地主。这就意味着,如果确实存在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冲突,那么这一冲突也不是村庄社区内部的,而是存在于村庄的佃户和外界的地主之间。

 

  在这点上共产党也试图相应社会现实而行动。在长江三角洲,地主斗争会是由镇政府出面发动群众组织的--每一个镇的空间范围内确实有地主可斗,虽然只是寥寥几个。松江县的华阳桥村的群众性地主斗争大会,是由兴隆镇会同辖区内的其他几个村庄一起进行的。官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弥合在每个村庄里实施的反封建斗争的官方设想和事实上长江三角洲的绝大多数村庄没有在村地主这一现实之间的偏差。然而,分地仍然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因此每个村庄中都必须找出相应数量的"阶级敌人"来。

 

  以上的证据表明,在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许多村庄--或许是大部分--其社会结构是不同于官方建构的。在先前的研究中(Huang19851990)我已经指出,租佃和雇佣通常并不是发生在地主与佃农、富农与贫农之间,而是常常发生于中农和贫农之间。一个中农可能从另一个中农那里租上几亩地,再从某户贫农(通常是他的亲戚或邻居)雇上个把短工。一个村庄里的大多数成员,其实是大致平等的耕作者。

 

  此外,中国的许多村庄是排外的。农民对自己人和外来人的区分非常敏感。"老户"是指那些世代生于斯、长于斯,在村庄里过活并常常是村内大家族成员的农民。他们与外来者和暂住户们有着明显的区分。村民的社会互动多数只发生在朋友和亲戚之间。几个世纪的商业化并没有把分散的个别社区真正整合为一个阶级整体,而只是带来了村庄经济和社会的内卷化(Huang1985220-2Huang1990144-6)。在绝大多数的案例中,中国共产党派来的运动组织者只能以外来人的身份进入村庄。

 

共产党的选择

 

  共产党当初本来可能可以选择承认这些客观现实,并且将土地改革和一个个村庄中的群众性政治行动区分开来。至少在理论上,党完全不必在每一个村庄都开展阶级斗争,可以简单地宣布租佃和雇佣为非法并且决定土地的再分配。它无须在每一个村庄都发动针对地主和富农的群众运动,可以简单地根据革命的理论分析,就此在全国范围内改变既有的生产关系。但党并没有做出这样选择。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部分原因我们将在后面加以分析),党决定在所有的村庄里发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被当作是一场道德戏剧性的行动,用来表现代表着""的革命力量与代表""的阶级敌人之间的对抗。

 

  党的这一选择导致了象韩丁(1966)的《翻身》这样的著作的出现。这本书自我表述为一个村庄里进行的阶级革命的写实记录,在那个村庄里,佃农起来反对本村的地主,雇农反对他们所熟识的富农。地主和富农被视为罪恶的和剥削成性的,不仅因为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而且因为他们本人的邪恶意图和冷酷手段。与此同时,贫农和雇农都被描述为充满了阶级感情和革命热忱。

 

  然而,从这本书自己提供的证据可以发现,在张村实际上只有一个佃农,并且没有在村地主。仔细检验,我们发现在张村的主要矛盾,与其说是阶级矛盾,不如说是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以及汉奸和爱国者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具有天主教堂的村庄,也是一个目睹日本人和共产党对这一地带的残酷的争夺战的村庄。这导致了村庄内部非同寻常的尖锐和激烈的冲突--这些在韩丁那里都被当作了"阶级斗争"(韩丁,1966)。

 

  在中国国内,关于村庄内阶级斗争的主题被多次以同样的形式反复讲述。其中最著名的一部,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故事围绕着南水屯村(河北涿鹿县)的地主和"恶霸"钱文贵而逐次展开。但实际上,钱只有十亩土地 ,按照土地改革法的标准只能算是家境较好的中农。导致把他当作地主的原因不是他的阶级地位,而是他与其他村民糟透了的人际关系。但是革命建构宣称他的那些行为就等于他的阶级地位。象韩丁的《翻身》一样,这个故事也表明了在土改中,"地主""阶级敌人"这样的概念,主要是一个象征性和道德性的概念而不一定是个物质性范畴(丁,19498451-3)。

 

  共产党的政治决定,使土改变成要在每一个村庄和每一个农民身上演出的道德戏剧性阶级斗争,造成了要在每个村庄拟造阶级敌人的巨大压力,即使是按照党自己定的标准根本就没有地主的地方。当精确的阶级分析让位于简单的套用和普遍性的配额时,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浮夸和梯升,把富农错划为地主,把中农错划为富农。并且,强制要求阶级利益和个人行为之间简单的一一对应。

 

土地革命的模式

 

  土改的过程可以根据不同的阶段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老解放区"模式,第二种是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交战区的模式,第三种是建国后1949年到1952年的"新解放区"模式。每种模式都表现了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不同的关系。

 

  老解放区,1937-1945

 

  在老解放区,理论和行动表现得最为统一。因为党使用?quot;统一战线""减租减息"政策(地租减至37.5%、利息减至每月1.5%)和累进税制,而不是暴烈的阶级革命的方法,在村庄内部没有出现依照革命理论来制造阶级敌人的迫切压力。事实上,虽然没有村内的阶级斗争,但仅仅通过减息减租和对地主的高额税收、以及共产党提供的让贫农购买土地并成为中农的机会,老解放区就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均衡。例如,在柯鲁克的《十里埔》中,在许多贫农成为中农的同时,不在村地主傅新卖掉了自己100亩土地中的30亩(Crook and Crook, 1959: 49, 74ff)。

 

  同样,在爱德华、弗莱德曼(Edward Friedman),鲍尔、匹克威茨(Paul Pickowicz),以及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研究的河北饶阳县"武功"(译音)村里,两个在村地主的财产,从36年的总共203亩减为46年的76亩,与此同时,三户富农的土地从262亩减为180亩。另一方面,贫农每户平均土地面积从0.9亩增加到2.2亩。这意味着,通过改革,实质性的社会均衡发生了(Edward Friedman, Paul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19918486)。

 

  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

(责编:Y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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