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五周年”会议纪要

“金融危机五周年：回顾、反思与前瞻——从政治经济学角度”会议纪要

编者按：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经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从美国蔓延到全球，从美国蔓延到全球，从经济危机导向社会政治危机。目前看去，危机仍然没有终止的迹象，并可能导向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世界。

对中国而言，金融危机的影响显而易见。继4万亿反危机财政措施出台四年后，虽然中国一时避免了全球危机的剧烈振荡，但经济增长已经十几个月处于下行状态，投资拉动增长的潜能接近极限，外贸出口持续不畅，导致以出口为主要依托的中国制造业全面过剩，进而推动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溢出转向投机领域，地产乃至金融投资业泡沫不断膨胀。

中国已经纳入全球体系，并与这个体系相互塑造、相互影响。世界经济发生如此重大的问题，中国人必须认真思索，搞清楚这个世界体系究竟出了什么事？其内在机理究竟为何？而反观中国思想界，对金融危机的理论思考远远不够，多停留在短期反危机措施及经济运行表象层面的观察思考，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远未展开。

有鉴于此，《文化纵横》杂志社组织了“金融危机五周年：回顾、反思与前瞻——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专题研讨会。会议于2013年7月19日在北京达园宾馆召开，来自经济、金融、国际政治、社会学领域的2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着一下议题展开：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ƒ金融危机与国际政治、④金融危机与社会思潮。

学者们就本次金融危机的定性——是一次资本主义体系的周期性危机，还是一次标志着新的产业革命时代开端的转型危机？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冲击和改变，金融危机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挑战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国内学界应该高度重视金融危机的研究，以深刻把握世界经济政治的变动规律，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一、本次金融危机的性质：传统周期性危机的重复还是新世界体系的破壳？

1. 世界经济结构变迁论：美欧的产业空心化导致金融塌方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的贾晋京研究员认为：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是一次资本主义的体系性危机。从产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维持和发展，都需要技术性的重大突破来作为支撑。新技术会创造新的供需结构，最终扩大市场规模。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关键在于：目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已经难以为继，而且，过去克服危机所需要的条件现在已经完全不具备。在过去，会有一系列的技术群来支撑一个经济周期，一个经济周期结束以后，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市场来展开下一个经济周期。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之前，可以通对外军事扩张来发现新的市场，而现在，既缺乏新的技术突破，也无法实现市场扩张，由此，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已经难以为继。

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规律在于：美国依靠美元霸权实现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而美元霸权的持续，依靠美国能够持续创造新的需求——美国必须要有新的产品能出售。不同国家之所以接受美元，是各国都需要美国的产品，各国必须用美元来购买这些产品。过去，美国依靠其强大的创新能力、制造能力可以为世界各国提供尖端技术装备、技术标准、技术体系。但是，自从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美国已经无法创造出新的技术，无法制造新的需求和新的投资领域，美联储的政策只能把大量资本引导到房地产市场，最终导致市场泡沫。

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在于：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造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普遍产业空心化。由此，西方的福利体系、金融体系缺乏实体产业支持。没有产业支撑就会出现大量失业。在人口大量失业的条件下要保障经济增长，要保障福利体系，就只能依靠大量印钞。美元的基础是美国国债，美国国债的基础是税收，发美元就要发国债，发国债就要增加税收，而美国3.15亿人口只有6100万人口是有工作的，这使得税收无法增加。印出来的美元没有了税收支持，大量堆积在银行体系中，因为没有实际的消费、没有实际的经济活动，只能在金融市场做投资，做投机，没有变成实际的产品，关键在于缺乏实体产业的基础性支撑。这样，会造成高额的债务积累，而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国家经济体系就支持不下去，就会出现金融危机。

2. 货币供应与资源供给不平衡论：货币供应和资源供给脱节引起结构重组

《环球财经》杂志副总编张捷认为，金融危机在美国的爆发与货币供应与资源供给的不平衡相关。根据萨缪尔森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资源供给曲线后弯”理论，资源到一定的拐点时会出现随着价格增高供给量反而下降的情况。过去的世界货币与黄金挂钩，货币总量有限，因此会限制资源价格过高的情况。现在的世界货币，是纸质虚拟货币（美元），总量可以无限增加下去，然而资源的总量不会无限增加下去，必然会出现资源供给的曲线后弯。而现在，西方总体需求是随着价格的增长越来越小，供给是随着价格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造成这个系统难以形成均衡点，整个系统会崩盘。

美国政府有巨大的隐性负债。一个美国人一生在社保体系花费30多万美元，美国人最早从25岁开始进入社保，65岁退休，如果按照5%的利率，10多万美元缴费40年，得增值到30多万美元是可以承受的，而现在把银行利率变调到0.25%，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保体系的增值、估值完全不可能实现。而美国的所有债券，在市场上提供资金的基本上都是养老机构。中国持有的3万多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只占美国债务总额的8%左右，而美国的养老机构占到60%多。现在，在缺乏相应的盈利能力的基础上，背负如此巨大的债务，会进一步造成整个信用体系的崩溃。日本、美国、欧洲都有这样的问题，信用体系崩溃导致以后政府的债务无法清偿，而高利率难以持续意味着印钞（货币供应）和资源（资源供给）关系已经脱节，所以现在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重组。

3. 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扩大论：中国加入世界市场加剧了资本主义体系的过度竞争

国防大学的卢周来教授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又一次体现，非但不会简单过去，还会从金融领域扩散到社会领域并最终蔓延到政治领域。

卢周来教授认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传统理论仍然具有解释力：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分工的深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交易的增加，但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一个国家立足于内部市场想维持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还会激发内部矛盾，导致民族国家内部分裂，因为有限的市场范围会降低资本的利用空间。为了维护边际利润率不下降，资本只能更残酷地剥削劳工，发展下去必然是两极分化，劳资矛盾会日益突出。因此，要想维持长期经济增长，国家必须不断突破市场限度，扩大市场范围。

分析1873年—1895的欧洲经济危机，可以发现，随着第一波的殖民效应结束，以及德国与美国的经济崛起，使本就拥挤的世界市场更加拥挤，竞争使商品价格不断走低，资本利润不断降低，进而引发欧洲经济危机。危机后果的社会表现就是失业、工人罢工。欧洲走出危机靠三条路径：首先是贸易保护主义，在商品贸易上，大萧条结束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扩张周期，保护性关税由19实际70年代晚期的德国和意大利首开其端，自此永远成为国际经济的一部分。其次，是对外殖民。1883-1914年间，英国的领土增加了400万平方英里，法国的领土增加了350万平方英里，德国取得了100多万平方英里，比利时和意大利各取得了将近100万平英里，日本从中国、俄国和朝鲜取得10多万平方英里。占领殖民地的经济动机渐渐与达成这个目的所需要的政治行动无法分开，通过殖民地、殖民化、地方化来扩张市场的范围。最后，是内部民主化，提高劳工福利与待遇、扩大内需。

这次的金融危机中，中国面临的外需不畅问题实际上表明，中国这个巨大体量的新兴经济体已经使得传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再一次迎来了市场饱和的危机。当下中国与19世纪末欧洲的比较，人均GDP与19世纪末欧洲的人均GDP处于一个量级，外贸进出口与当年的英国相似（当年是第一，现在中国也是第一），制造业的比例，在面临市场范围限制上，中国与当时整个欧洲相类似。但是在国别上，英国是霸主，中国反而与当时的美国相似，正在威胁美国的霸主地位。

4. 体制弊病论：华尔街金融集团转嫁危机

也有人认为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有着明显的体制原因。例如，人大重阳经济研究院的赵亚贇研究员认为，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固然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经济政治体制弊病造成的。由于美国的选举体制，华尔街金融集团凭借无出其右的财力，操纵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帮助符合自己利益的人胜选，还趁机创造了一个华尔街-华盛顿旋转门，直接派人出任政府高官，退职的高官也去华尔街各大银行担任管理层，将华尔街和美国国会和政府紧紧捆绑在一起。金融危机的爆发，很重要的原因是华尔街通过这些活动，成功地让美国政府和国会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放松银根，最终产生巨大的市场泡沫。等出现危机后，又逼迫政府巨资救助，还趁机通过做空来发国难财产。

具体表现在：首先，金融集团控制美国政府监管部门，如美国的财长和美联储的主席都是华尔街金融集团出身的人士担任。其次，投资基金背后是商界、政界、媒体和学界的四大力量的联合，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迷惑投资者，逃脱监管，攫取巨额利润。再次，利用新技术来操纵世界金融市场。利用计算机设计复杂的衍生品和关联交易，利用互联网技术使得巨额资金可以通过互联网瞬间就调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市场、任何一个机构去。通过Facebook、Twitter这些网络社交工具可以散布信息、煽动投机情绪。最后，利用意识形态霸权来实现危机转嫁。依靠学者制造的概念如“绿色经济”、“页岩气革命”来影响市场投机取向，利用债务评级模式来输送危机，如标准普尔等下调欧洲债务评级。因此，金融危机的扩大更多的是美国金融集团在向他国输送危机，进行金融掠夺。

二、主要经济体（美日欧）反危机政策的得失评估

1. 美日欧三者应对危机采取不同策略，收获不同后果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分析了美日欧三者应对危机的举措及其效果：

美国财政政策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引进金融机构，包括给金融机构注资、帮助金融机构剥离不良资产；其二，大规模减税，主要是针对居民的减税，与中国4万亿的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三，增加公共支出，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和支持一些新兴行业。在货币政策方面，第一步是先降息，降息没有空间之后开始推出量化宽松政策（QE），迄今为止美国进行了三轮半的QE。

欧洲的反应要显著的滞后于美国，一开始也是降息，降息之后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措施：第一是SMP，欧洲央行从市场上间接购买各种金融资产。第二是LTRO，欧洲央行向出现问题的各个欧洲成员国的商业银行提供贷款，让这些银行去购买本国的国债。第三种是AMT，类似于美国的QE，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具体实施。欧洲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危机国为了获得外部的贷款，不得不纷纷实行财政紧缩政策，财政紧缩就中长期来看是比较好的政策，但在短期内会进一步弱化经济增长，现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就面临相应问题。

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不是直接遭遇了危机，而是长期就没有从危机中复苏过来。日本一直在做间接性的财政刺激，但是间接性财政政策不但没有使经济脱离下落的泥潭，反而造成债务居高不下。去年安倍上台之后，开始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希望在两年之内把货币发行量翻一番，把通胀率从零左右提高到2%，最后是想推行结构性改革，例如今年日本参议院选举之后日本政府推出消费税减税的政策，但是结构性改革涉及到移民、财富分配等政治性内容，困难重重，很难得以实现。

从效果来看：美日欧三国都在复苏，但是美国表现最好。美国摆脱金融危机前景看好的原因有三：首先，美国的杠杆率自2010年开始就有明显下降，而欧元区、日本和中国杠杆率都在上升过程中。而去杠杆化是经济复苏的一个必要条件；其次，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全面复苏，无论是开工量、价值、投资量、成交量都有比较显著的反弹；最后，美国国内出现了页岩气革命，五年之后美国可能会成为一个能源国家。这一趋势不但对美国的宏观经济会有较大影响，对全球宏观经济，包括全球的地缘战略格局都会有很大的冲击。

2. 从美日欧三者应对危机的效果看应对危机所需注意的要点

张明主任指出，从美日欧三者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和力度导致的不同后果可以总结出三条基本经验：

首先，爆发危机之后政策反映速度和政策执行力度的不同是这些经济体目前复苏程度不一的重要原因。美国应对危机的反应速度非常快，而且政策力度大，因此美国经济复苏较为迅速。

其次，这次危机深化了我们对杠杆率的认识水平：首先，过去只重视政府杠杆率和政府负债率，这次危机表明，私人部门负债率会伴随着资产价格的上升，形成资产价格泡沫，而一旦资产价格破灭，危机爆发，政府就必须救市，由此私人部门的负债很容易转化为公共部门的负债，就此而言，债务是可以转化的，私人杠杆率可以转化为公共杠杆率。其次，过去一般认为外债比较危险，内债没有危险，这次危机展示了，即使外债处于安全范围，但如果国内债务高也会引发经济问题。例如，美国的外债较少，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救市，私人部门的外债变成政府外债，美国的国债有1/3是外国投资者持有，导致国内债务演变为国外的债务。所以，杠杆率要全面考虑，属于内债还是外债不重要，控制总的债务负担很重要，属于私人还是公共部门的债务不重要，控制总的债务率很重要。

最后，危机之后是否能利用危机来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决定着各国能不能真正走出危机。从这一点来看，美国做的比较好，美国和欧洲相继发生危机之后，美国的真实劳动力成本有比较显著的下降，对比危机前后，美国平均用工成本大概下降了超过1万美元，但是欧洲的劳动力成本基本上没有下降。

3. 金融危机的后半程：美国经济复苏之日，就是一些国家倒下之时。

张明主任认为：美国的危机已经过去，欧洲还处在危机之中，日本很难克服危机，而新兴市场国家可能遇到危机。这次危机的源头在美国，但是美国的危机已经过去了。欧洲与美国相比不是一个统一的财政联盟，现在国别的利益主宰了欧债危机的演进，所以欧债危机会旷日持久，短期不会结束。日本过去20年已经连续经历了两个衰退期了，安倍的政策虽然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但很难持续。从日本的国内来看，无论是放松移民限制，还是显著的增加税收都很困难，所以日本的经济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总的来说，尽管本次危机的源头在发达国家，但危机很有可能会终结在新兴市场国家，比较危险的有三个国家：南非、巴西和印尼，因为它们都面临双逆差问题，其经济增长较为乏力，而且外汇储备规模较小。真正的危险期在2014年、2015年美联储加息时。此时，大量资本会从这些新兴市场抽出转回美国，从而导致这些国家陷入危机。五年之内会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爆发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类似的危机，由此而言，这次的金融危机会持续大概十年，前五年是在发达国家，后五年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目前来看印尼、巴西和南非最危险，中间风险的国家包括印度、菲律宾、泰国，比较安全的是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这些经济体。真正的危险期在一年半以后。

三、金融危机中的新变量：服务贸易全球化的兴起

金融危机使得发达国家消费、中国生产、拉美非洲国家提供资源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再平衡。

社科院经济学所副所长张平认为：

首先，金融危机改变了旧有全球分工格局。过去是欧美为需求、消费国家，中国或者说东亚国家是制造业国家，拉美、非洲是资源提供国，现在，这种旧的分工格局已经趋于解体。具体表现为：从财富的增长来看，新兴市场国家和现在的OECD国家基本上并驾齐驱，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GDP和消费比重并驾齐驱，发达国家消费、中国生产、拉美非洲国家提供资源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再平衡。各国的经济结构都需要进行自我调整，自我调整关键在于进行服务业和技术创新，进出口也需要平衡，但这次的再平衡过程可能旷日持久，因为有中国这个巨大体量的经济体的影响，传统的再平衡经验（解决危机的办法）已经解决不了今天的问题。

其次，金融危机的深化表明了旧有的世界金融结构滞后于世界产业格局的变化过程。现在，发达国家的金融仍然占据全球的统治地位，而新兴市场的金融与它的产出实力并不匹配，这就形成了再调整过程中的摩擦，这也是中国和西方各国不断发生经济冲突的重要原因。我国是全球第二大产出国，但金融地位却等于零，国际清算表里看到的是人民币在全世界的结算地位在下降，不是在提高。

金融危机改变了实体产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传统关系。过去，服务业需要以实体产业为基础，现在则出现了新的趋势：服务贸易的全球化。

张平副所长指出：过去，我们认为全球化是货物贸易不断扩展的过程，金融危机改变了这种趋势，或者说，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了全球化的复杂面相。

金融危机五年来，“全球性反危机协调”并不成功，无法组织一场世界各国联合应对危机的运动。相反，各种区域性保护不断兴起，比如说TPP，TIPP，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区域经济贸易区，中国和欧洲、美国的谈判等等。

金融危机改变了实体产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传统关系。过去，服务业需要以实体产业为基础，现在则出现了新的趋势：服务贸易的全球化。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互联网的革命并未停止，而现在进入了全球互联网的新架构期，这个架构期的核心是现在全球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它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服务贸易的全球化。过去，人们认为服务业很难全球化，因为服务项目、人员受到地域限制，很难实现全球流动。现在，依托互联网可以实现服务与人身的分离，服务贸易的范围急速扩大。实体经济在经济格局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服务贸易的比重从过去的20%提升到50%。服务贸易是一个综合性的贸易体系，包括互联网、媒体、医疗、金融体系、知识产权、软件服务等等，例如以谷歌为代表的服务贸易机构在全球的扩展，这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总的来说，美国的“再工业化”并不是其政策核心，其核心是服务贸易的全球化。服务业需要的是全球规则的一致化，它带来对各国知识产权体系、技术标准体系甚至是意识形态体系的一致化要求，如好莱坞电影的影响，这对中国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它涉及到意识形态霸权。传统中不问意识形态、闷声发大财的货物贸易时代的规则可能失去效用。

未来的经济竞争，不仅仅是生产能力的竞争，也是概念创新能力甚至是意识形态的竞争。例如，欧盟一直想主导所谓全球的低碳经济，它在“绿色生活”这个概念下面隐藏了大量的实质性主张——要更改汽车生产的标准，要决定建筑物的建设标准（控制楼热当量），现在美国也开始争夺绿色主导权，在这个背景下涉及到的是方方面面的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互联网、页岩气、天然气，这套主张直指能源独立。现在，大规模制造在欧美已经过时，相反可以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高成本的制造，这在根本上改变了工业化以来大规模的工业制造模式。

四．金融危机加剧了世界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

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实力

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周边与全球战略研究室主任周方银认为：

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的实力。金融危机也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对自己的信心和外部世界对美国的信心。这会进一步影响世界局势的发展。而各国对未来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的长期预测将影响各国的外交战略，最终反过来影响中美两国的战略布局和实力对比。

由于中美的实力差距在不断的缩小，美国可能有三个战略选择：

第一是加大对中国的压力，以保持自身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

第二是下定决心和中国实现战略和解，美国做出一定的让步，包括让出亚洲地区。

第三是观望政策，采取一些应对性的行动，但不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中国的崛起是孤立的崛起，很难和别的国家联合起来应对美国的压力，未来五年中国的外交困难会加大，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接近，我们要有承受压力的心理准备。

在当前情况下中国需要适度收敛的外交态度。我们的领导人反复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它有现实的作用，实际上是表达一个愿望，稳定中美关系。但是新型大国关系不在于中国怎么想，而在于美国接不接受，实际上，美国是不会接受的。美国如果接受这个定义：第一给了中国维稳的空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第二给了中国一个地位、一个名分，就相当于给中国一个人大委员长，或者是政协主席的名义，给了这个名义中国就可以扩大影响、向周围国家发号施令，这是美国不愿意给中国的东西。第三是给了中国一个隐性的承诺，如果在正式的文件里面承认这种定义，就意味着美国不会使用极端的手段来应对中国，而保持极端手段使用权的不确定性很重要，可以直接提高在谈判桌上的要价能力。第四会导致中国对周围国家的领导能力得到坐实。

总体来说，和美国之间应保持一个温水煮青蛙的关系，不能放松警惕，也不能刺激美国。而在应对周边国家时，必须注意不能因为不理智的外交举动把一些国家推到我们的对立面。

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正在走向崩溃，未来的世界局势可能走向地区性的联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王湘穗教授认为，根据沃勒斯坦和阿瑞吉的观点，从1500年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历过多次变迁，现在，已经到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走完自己的生命周期的时候。美国体系有很多次的更新，到今年已经80岁了，美国已经进入一个比较长的金融的秋天，但是金融秋天不是冬天，离冬天还很长。

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变量在影响全球经济，也在影响危机的未来发展。现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从关贸总协定到TPP，出现了一种保护主义回潮的倾向，总的趋势不是全球化的深化，而是全球化的收缩，现在是收缩到区域，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可能会解体、解构，最后重回国别经济、国别贸易。美元为主导的货币体系也在瓦解，重回国家货币，甚至是实物货币的情况也并非不可能出现。

而到金融危机下半场的时候，有可能在新的产业革命的基础上（比如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服务贸易体系更新），使得世界经济进入下一个周期。

现在，中国要做的，第一发展实业，或者是维持实业，制造业是否有较大利润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必须维持能养活13亿人的实业。第二是公平优先，危机必然呼吁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必须推行以公正优先为主导的社会政策，减少贫富差距，避免社会分裂。第三是要积极推进变革、改革。对于目前正在发生的新技术革命或服务贸易革命，中国不能落后，而是要跟上步伐。第四是要加强文化建设，不能丧失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任由别人忽悠，失去方向感。

五．金融危机引发了社会革命与民主危机

金融危机之后，政党政治走向衰败，新媒体引发了革命模式向法国大革命式的民众自发运动的回归，强烈冲击着既有的政治治理模式。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吴强老师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种骚乱形态的革命，在190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的世界革命的发展是以政党为组织形态来发动革命。这次的“阿拉伯之春”，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在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和南欧、西欧的金融危机是直接关系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组织者受到了埃及革命的启发，鼓动了反对金融寡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然后把这种运动形式输出到全世界。目前的革命形态不再是依赖一个政党来组织革命，而是依赖新媒体来发动革命。

如果说18世纪末、19世纪初，革命以法国大革命式的骚乱为表现形态，20世纪以政党的有组织武装政变为形态，这次金融危机则是以新社会运动为形态。可以发现，从无组织的骚乱到有组织的政党革命，再到新社会运动的革命，革命的形式、形态、组织、传播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媒体条件下存在快速共识形成的机制，快速共识形成机制是一种以Twitter、微博为代表的一种即时性交流和网络化的聚合效应。其核心是一个稀疏的隐秘性的网络。稀疏隐秘性的网络是指有极少的面对面的交流和大规模的网上传播的结合。它意味着可以把异质化的观点在很短时间内进行均质化，并进行大规模的传播，这是政治上的一个极化现象。极化现象和共识的形成是同步进行的，不是产生一个中庸的共识，而是产生一个极化的共识。稀疏隐秘性的网络传播的介质在新媒体上是靠着少数的活跃用户，恰恰是不为人知的少数的活跃用户，他们在连接很多的网络，包括一些大V的网络，然后把他们的观点影响传播到不同的网络，在社会网络分析上称之为小世界的网络。恰恰是因为新媒体网络具有小世界网络的效应，所以才可以让一些隐匿型的、隐蔽的一种网络发挥作用。在埃及革命当中可以发现，这种隐秘性的网络的作用：少数群主之间私下交流，他们又有自己不同的线上人员网络，他们之间互动，再借由各自的信息网络扩展出去，就能够影响许多大规模的公众行动。有人做过实验，大约有100个小型网络，每个网络的规模大概是10-100人之间，这样一种小规模的网络发出信息，再通过相互转发和传播，最终可以引发大规模的雪崩效应，也就是革命。这种革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义上的阶级革命，而是大规模的街头聚集、街头行动。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在新媒体背景之下大规模的街头聚集就具有革命的效应，比如说让穆巴拉克政府下台，尽管政权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这种颠覆性效果却是非常巨大的。

新的革命是一种无领导人的运动，不需要运动的领袖，是一种无面的战术、无领导的运动形态。它的传播从机制上来说，跟传染病、病毒的传播是相似的。传播的最大化发生在地方互动充分一致，也就是我们说共识化的地方，共识化充分一致，且网络幽灵的增长处于低增长的时候信息靠朋友的网络进行传播就能够得到最大化。埃及革命、突尼斯革命都是这样，比如中国过去并不成功的一些尝试的行动也能够证实这一点，最低数量的面对面的交流和最大效果的扩散，这两者是相互依赖的，而这种网络形态从维稳的角度来讲它是不可侦测的。

另外一方面，这样一种新媒体政治能够改变社会运动，最后实际上是改变了骚乱和新社会运动与革命的区隔。革命可能以骚乱的形式发生，也可能是以新社会运动的形式发生，革命、骚乱和新社会运动，现在它们的界限第一次被抹平了，没有区别，不再需要传统的革命型政党，革命主要以新社会运动的方式存在，甚至大规模的骚乱就可能变成革命，这就仿佛回到了1789年。

美国既是金融危机的中心同样也是新媒体运动的中心：首先，美国的国内心怀不满的中产阶层能够吸收埃及的经验、吸收希腊、西班牙的经验，组织抗议运动，最后演变成扩散到全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其次，美国的政党在利用新媒体形态实现自我改变。民主党自08年以来的两次选举一次比一次主动吸收了新媒体对政治的影响，把原来的政党改造成一个新媒体政治下的政党。在2012年的选举当中民主党的竞选策略大量的运用新媒体。另外一方面，民主党在竞选的背景下建立了一个新媒体的社交网络。整个竞选班子基于社交网络在进行组织，并且通过社交网络，找到了大量的选举志愿服务者，也收获了更多的年轻选民。

新媒体情况下，如果政党不进行积极的转变会面对大量的非选举行动的挑战，在俄罗斯的事例已经表明，威权政治的背景下都能发生来自新媒体的挑战，很多其他的国家也出现这类似情况。

在新媒体和在金融危机双重背景下，通过网络的互动使得小规模的动员形成一种雪崩的效益，带来了目前我们常常看到的各种骚乱和运动。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出现了政治的巨幅涨落——政权更迭十分迅猛，令人防不胜防。这是金融危机的海啸。未来可以看到金融危机持续期内失败的国家会继续增加。对民主国家而言，政党也在面临挑战，这迫使政党政治发生社会化转变，而且面临全球社会运动的压力和挑战。

金融危机之后，各种民主模式都面临挑战，民主制面临普遍危机。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指出，现在整个世界处于大蜕变的时期，原来既有的各种政治话语都遭遇到困境、遭遇到瓶颈。过去几十年中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民主话语，第一种是自由民主，第二种是欧洲的社会民主，第三种是伊斯兰民主，最后一个就是现在中国所讲的社会主义民主。9·11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自由民主、社会民主、伊斯兰民主、社会主义民主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首先讲自由民主面临的挑战。

美国的政体其实从9·11以来逐步演变为反恐政体。美国国家的监控能力大大增强。最近的斯诺登事件说明美国的政治监控体系无处不在。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法制框架内所允许的范围。一方面可以看到美国的政党发生很大的变化，把群众运动吸纳进去，超越了原来自由主义民主的代表制，直接面对群众。另一方面，由于极端主义更加盛行，导致国家为了面对极端主义的东西，不得不加强社会战争。社会战争与之前战争的不同之处在于：以前在战争中敌和友相对区分的比较清楚，即便在游击战里面，在空间上也没像今天网络上变得难以控制。由于经济基础和国际环境变化太大，整个世界秩序发生很大的改变，美国的去工业化影响到税基，税基削弱导致了财政能力下降，如果再工业化又筹不到充足资金去拉动投资。这就成为恶性循环。在世界大局势变化的情况下美国政界开始出现希望一个党既掌握立法，又掌握行政权的主张，这样应对危机就可以雷厉风行，这是一种集权化的趋势。同时，现在的美国，所有的政策讨论很难引起公众的共鸣，因为蛋糕做不大，如果蛋糕做不大，下层提出要获得财政支持和获取更大的权力时，上层的精英就绝不会妥协，因此社会存在分裂危险。

接下来是欧洲。如果按照林肯的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民治这方面欧盟是有所表现的，因为选举了代表；欧盟是为大多数成员谋福利的，民享也可以体现出来；但是，欧盟始终面临着一个质疑，就是不存在所谓欧洲的人民，因为欧洲人民这个政治实体还没有建构出来。因为欧洲人民没有建构起来，所以欧洲宪法是成问题的。欧洲的社会民主是在自由民主基础上搞的，主要是依托国家强大的分配能力，现在问题是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社会民主也面临做不大蛋糕的问题，做不大蛋糕意味着下面的税收就少了，社会民主的基础也就受到了严重削弱。

第三是伊斯兰民主，伊斯兰民主到现在为止，民主程序和伊斯兰教义结合的最好的就是伊朗，但是伊朗在国际上得不到普遍承认，处于西方围剿当中。之外我们看到土耳其现在在摇摆当中，军队力量和伊斯兰的力量到底怎么平衡，现在看来还不是很明朗。在埃及，它的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代表军队之间的对抗已经爆发。因此，伊斯兰民主从本身来讲，首先是受制于宗教因素难以普遍化，其次，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构成了对它的削弱和挑战。

最后，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现在讲社会主义民主在很大程度是一个修辞性的表述，而在历史上讲社会主义民主是有实质内容的，毛泽东时代是讲超越代表制的，要超越现在的自由主义里面的代表制，直接让干部面对群众，开门整党、走群众路线。在意识形态方面，6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是把民主的旗号扛在自己肩上的，资本主义是自由，社会主义是民主。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现在社会主义民主的话语确实变成一套仪式性的东西，尤其是这十年以来在中国形成了维稳政体。欧美遇到的危机使得中国暂时有了喘息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治没有问题，“中国道路”这些提法太过浅薄。

金融危机表明了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中国应该正视困难，但也应该保有基本的自信。

华东理工大学的曹锦清教授认为，今后二三十年对中国非常关键，关键是要保持稳定和发展，所谓稳定和发展，是指比较充分的就业和比较稳定的政体。这些年走遍全国各地，发现农村的普通老百姓对中国的满意度在各个阶层中是最高的，但是他们的声音在媒体里面完全听不到，而对目前的状况最不满意的是处境比较好的群体，比如知识分子、有产阶级、甚至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声音非常整齐，利用各种事件攻击政权，这种做法的破坏性极大，也不排除能引发颠覆性动乱，但是，他们没有政治能力、没有执政技艺，无法维持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

如果站在中国文明复兴的角度，考虑问题就不能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话语体系为指导，而是要以中国为中心，并建立以中国为方法同时来考察整个西方近代的叙事。这些年，中国的高校出了问题，研究的方法和内容没有现实感也没有历史感。尤其是经济学、法学这些重要学科，培养的都是体制内的反体制者，只有口号，没有深入思考，不断掀起意识形态混乱，无法真正的直面问题。

六．金融危机：中国的机遇和挑战

1. 机遇大于挑战论

（1）金融危机五年来，世界产业重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更加明显。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的贾晋京研究员指出，以海关编码作为调查依据，2011年全世界工业品占据第一名产品的种类中国有1431种，第二名德国有777种，第三名美国有589种。只有中国是上升的，其他国家全是下降的。这些国家的工业产品的产量基本上被中国抢走了。全世界的制造业不但转向中国，中国也存在从沿海在向内地转移的过程。一些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和企业的关门是因为产业中心在向内地转移。如2012年的出口，重庆出口同比增长是94.5%，安徽是56.6%，这都表明产业的重心往中西部转移。世界产业重心已经表现出在往欧亚大陆的中心区域转移的趋势。这是世界格局的一个转变大势。

西方“再工业化”是画饼充饥，工业转移过程有复杂的结构，现在工业转移到中国的很重要的原因，一开始确实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但劳动力成本低并非充分必要条件，更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国有非常好的劳动力基础教育——中小学数理化教育，还有中国的劳动组织性很强，产业配套性很容易跟上，这就导致中国具有独特的工业活性。为什么西方不可能再工业化？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再工业化”的三个基础技术条件是：3D打印；页岩气；工业自动化。但是这三个基础是完全不成立的。首先，3D打印无法大规模推广。3D打印跟打印机原理差不多，依靠双激光接头把热材料堆迭成型，但只能堆叠单一种类的材料，如果是一个复合材料，比如说电线，电线里面是铜，外面是绝缘材料，就无法同时制造，所以3D打印在做设计环节的时候作为一个复杂结构的建模是可以的，但是它很脆弱，并且效率很低，无法成为再工业化的基础技术。其次，页岩气革命只是一个巨大的泡沫。页岩气在过去是非常贫的气田，是要把页岩打碎把里面的天然气抽出来。天然气的价格是每百万英热单位3.68美元，但页岩气的成本是每百万英热单位7美元，这是严重亏损的。而且页岩气开发积压了大量的前期投资收不回来，需要大量的投资来平衡前期的亏损，需要开辟新的页岩气市场，因此美国拼命鼓动宣传，希望中国参与到页岩气开发中来，因为需要扩大这个市场，否则这个泡沫是维持不下去的。页岩气单井产量跟普通的常规天然气井是不一样的，常规天然气井开始开发以后产量会上升，上升到一个稳定状态过一段时间就下降，但是页岩气的单井产量一开始是最高，然后迅速下降，因此不具持续性。最后，工业自动化的成本极其高昂，不具比较优势。自动化是人对机器的操作，需要大量的工程师作为支撑。大规模的工业自动化需要大量的投资，而这个成本非常高，涉及到每转换一种生产过程，会增加整个社会的负债，美国支撑不了这么多负债，或者不增加负债，但是售出的产品一开始就必然比较贵，丧失了价格竞争力。

因此，金融危机五年来的世界经济局势，表明了西方国家的经济缺乏持续增长的基础。对中国而言，金融危机更多体现的是中国在世界产业格局和金融格局中的地位不相匹配。西方国家仍然可以通过不公平的国际金融格局和产业标准体系来挤占中国的利润。因此，中国未来需要在人民币国际化和品牌建设方面加强布局和努力。

（2）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更加迅猛。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鄢一龙博士指出，金融危机五年来，美国的相对衰弱和中国的相对崛起的速度远超想象。

把2012年的经济按照2007年不变价格进行计算，中国2012年的GDP总量相当于2007年的1.55倍，欧盟是1.15倍，美国是1.029倍，日本是收缩到0.988倍。

用汇率算，美国2007年的GDP是中国的4.0倍，到2012年已经缩小到1.9倍。从购买力平价看，从1.9倍缩小到1.27倍，预计大概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会超过美国，2030年大概会达到美国的2.0-2.3倍。在2040年中国的GDP总量可能会占到世界的40%，相当于印度、美国、日本的总和。金融危机恰恰是一个拐点，它加速了中国崛起的过程。

从出口额来看，欧盟这五年间萎缩了5.07%，美国萎缩了0.79%，日本萎缩了0.13%，中国则每年上升了3.28%，所以中国在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从世界500强的情况看，2008年美国有153家，中国大陆只有34家，而前几天发布的数据表明，美国现在有132家，中国大陆和香港加起来有89家，已经相当接近，这个数据体现了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从进口来看，欧盟也萎缩了0.35%，美国萎缩了1.04%，中国增长了3.7%，预计中国很快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口国。

从综合国力来看，中国追赶美国速度惊人的快，2010年美国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的1.22倍，预计现在的中国综合国力在硬实力方面已经和美国旗鼓相当。所以从金融危机发生后的这些数据可以看到，最直接的后果，是中国加速崛起，美国加速衰落。

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实际上，08年反危机的4万亿投资带动了50万亿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乘数效益是1：10。现在对国家“十二五”规划的中期评估里，可以发现，“十二五规划”总体完成非常良好，完成不好的部分是资源环境的目标，包括单位GDP能耗下降的目标没有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没有实现，氮氧化物的排放量目标没有实现，还有服务业比重的目标。但是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加速了中国的经济转型，首先从决策角度来看，当时中国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央政府就派人到美国进行调研，当时就做出了一个判断：金融危机表面是对我们经济增长的冲击，实际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正因为有这样的判断，国家“十二五”规划就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个转变对于中国经济向好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这几年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好转的迹象，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现在已经开始全面缩小：2004年以来人均GDP的地区省际的差距已经缩小到0.46，这个数据已经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90年初还是0.9多。城乡收入差距从2010年就开始缩小，从3.23倍缩小到3.10倍。而恰恰是在2008年的时候，基尼系数达到最高点，是0.49，最近几年都是下降了，已经下降到0.474，虽然还是很高，但是已经出现了好转的迹象。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提出了扩大内需，特别是提高消费需求的目标，现在已经出现了好转的现象，消费从2010年34.9%提高到现在的35.9%，而且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首次超过了投资，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在发生变化，可能会比较慢，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从长期来看已经发生了转变，从全国来看整个空气质量和水环境是区域改善，还有生态恶化的趋势得到遏制。

假如中国能够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中国完全有可能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之初，赵紫阳在探索中国发展之路时面对一个问题：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比重很高，人民实惠得的很少，所以必须追求一个经济效益比较好、人们得到实惠比较多的发展方式。那一次战略转型使得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比较良性的变化，就是农民的收入迅速增长，这是一次比较大的升级。第二次升级是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两个转变又使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次比较好的发展。大体上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大概十几二十年要经历一次升级，到现在需要一个新的升级。

把中国的经济纳入到正常轨道就意味着打造经济转型升级版的成功。现在所需要做的，首先，是中央已经提出要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第二是要培育新的若干经济区域，不是仅靠沿海三大支柱，而在中西部培育更大的经济区。第三是要把服务业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第四是进一步打造改革升级版。第五是打造开放的升级版。通过几大支柱把中国的经济推到一个新的层面。

2. 挑战大于机遇论

（1）金融危机激化了中国经济的旧有矛盾，使得传统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社科院经济学所副所长张平认为，中国在推行反危机措施以后，金融不确定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摩擦越来越大。2008年中国的反危机政策导致了金融机构和所有的投资主体一致进行了长期的投资，大量把钱埋在地上，投在高铁、基建和房地产等项目中，今年的钱荒已经证明，要是外资流入、外汇占款一下降，人民银行如果救助不及时的话金融危机就会出现。中国现在的反危机导致了金融领域累积了大量的不确定性。

中国维持了30年高增长的地方分权竞争的发展模式，现在遇到了严重挑战。中央要求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的产业，但是地方却在变相鼓励相关行业。比如说钢铁过剩，河北最近又增加了一千万吨的高炉，新疆又上了中国最过剩的电解铝厂，地方政府在发展时有一句名言叫“走别人走的路，让别人去死”，所以这种结构很难调整。中国的产业转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大约有80%所谓向中西部转移的资本其实是投在圈地和建厂房上，设备投资非常少。这些产业调整的不确定性是大量由政府造成，如果政府能够比较有战略眼光进行再调整，消除不确定性以后，中国的发展和国际产业转型的大趋势就是相匹配的，中国也会有非常好的未来。因此，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消除不确定性和转变原来地方竞争式的增长方式，形成新的竞争性的架构，并与国际逐步接轨，变成一个有序竞争、相互协调的一种体制。

（2）金融危机将在新兴经济体扩大化，真正的危险期在2015年前后。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认为，中国目前总的杠杆率还是可控，就是总的负债率占GDP比重是200%，这在世界各国排名属于中游。但是中国企业部门负债太高，中国的企业负债率占GDP的比重100-150%，我们知道企业的高债务相对应的是产能过剩。当外需非常强劲的时候这也不是问题，可以通过出口消化。当外需持续疲软的时候危机就会爆发，所以未来几年内中国企业部门会有一个非常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金融风险会不断的涌现出来，譬如说银行贷款的真实不良率会有显著上升，老百姓对国内金融系统的信心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经济的增速可能会下降，中国未来几年的风险会涌现。

如果没有大量的政策变动，爆发大规模危机可能性是比较小的。现在危险的是央行的激进政策，据说央行近期要推出一个时间表，要加快资本账户开放，这个时间表有两个关键时点：一个是2015年要实现资本账户的基本开放，到2020年要实现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这个时间表非常危险，2015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首先是国内去杠杆化导致金融危机风险上升，居民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信心下降。其次是美国开始加息，外部对资金的流动的需求性在增强，如果在2015年放开资本账户，特别是放开居民对外投资。现在中国的M2与GDP的比例是190%；中国现在居民储蓄规模是50万亿，和GDP一样，假定资本账户一放开，国内的资金会释放到国外，这是一个很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出现中国的3万亿的外汇储备缩水2/3的情况，并导致更多的资本外流。

（3）本次金融危机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国无法像英美那样去支配一个世界体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认为，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国家能在21世纪像过去美国、英国那样去统治世界，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今天主导发达国家的是第三产业，这三个产业的划分，也就是它在升级，第一产业是种养有形产品，第二产业是制造有形产品，第三产业是不一样的，是制造无形产品的产业，或者是知识经济时代，后工业时代出现根本不同的形态叫做第三产业时代的政治，左右意识形态开始崩溃，所有制开始松动崩溃，政党政治与传统的某一种阶级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也衰落了。但是毫无疑问今天的世界意味着更多的相互依存，比如互联网服务，比过去在制造业时代要多得多的相互依存。

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敌友关系难以划分，因此，不可能有大战略，今天的对外政策的特点就是跟着事件走，突发一个事件对外政策突然往这边走，就跟着事件转。

今天，中国所要担忧的，是要警惕在世界形势出现新的变化时，服务业革命兴起时再次被别人甩在后面的危险，我们不能忽略这些新的特点，必须赶上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