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高度关注中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与变化，希望由此预测中国未来的国际战略，并就“和平崛起”的可能性问题发生了基本分歧。事实上，不止西方政治学家，中国学术界在相关问题上也面临着相同困扰，一方面试图将中国界定成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在既有政治格局中谋求战略定位，另一方面又试图以中国立场解释世界体系，甚至要为未来的世界秩序提供“中国特色”的理论指引。两项目标有所乖张，从而引发一系列学术争鸣。但争鸣本身恰恰反映出，经过了几十年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学习与吸收之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在总体上呈现出建构“中国学派”的理论自觉。
奥地利籍学者Nele Noesselt在最新一期《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vol.222）上发表专论，梳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论述，并揭示了其历史与哲学根源。文章认为，自觉寻求新的学术范式是中国追求国家认同和全球地位的一部分。
作者指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有两大理论渊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是经过了转换的儒家思想。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历史张力，但是在当代中国却相互融合，催生出“和谐世界”、“和平崛起”等外交理论与政策模型。前者坚持对霸权政治与全球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状况进行批判，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为超越传统理论进行了准备，因而也为中国学派的塑型设置了起点。或许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固有的“西方”理论特征，中国学者逐渐开始汲取古代历史文化中的外交思想，以“天下”、“王道”等传统概念为装置，将鼓吹胜王败寇的国际政治扭转为一种国家与世界治理的“正道”。作者试图向读者表明，正是这两大知识传统的相互抟用，塑造出对外政策之现实主义与世界政治之理想主义的双重面相，使得中国的国际关系主张既不缺乏对国家利益的具体考量，又有可能延续晚清以降知识精英对“大同世界”的理论构想。
上述两种进路似乎被安置在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上。但是作者提醒，需得注意“理论”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独特内涵。对中国的官员与学者而言，“理论”并非严格的定义，而是兼具规范和建制的功能；并非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而是在国际政治中施展权力的一套工具，它更加强调对实践产生指导作用，尤其注重对外部世界进行理解和解释、进而形成适当回应。这种带有强烈实践意义的“理论”定义根源于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并在改革开放时期持续发挥着指导政治行为、并为之提供正当性依据的双重功能。质言之，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理论有效性的标准从来不是理论的解释力，而毋宁是指导政治行为的能力。在对外政策的层面上，中国学界主要为具体政策的制定助力，收集数据、降低问题复杂性，立足于中国观念，提出了一套理性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就世界政治而言，学界已经大致勾勒出中国与西方在全球秩序的理想图景上的基本分歧。虽然尚未形成系统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但是来自于传统政治文化与哲学的一些抽象观念与概念已经在或多或少地直接影响中国的对外行为，并且在思考中明确地将国际关系的其他参与者一同考虑在内。
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起点，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指出这场危机证明了西方资本主义无力治理世界秩序。也是从同一时间开始，中国政府在多个外交场合、国际会议上阐述自己的外交立场。在这些公共言论背后，或许依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具体问题上存在着大量争论。但是可以假设，这些争论中所隐含的诸多要素正在被纳入到第五代领导人对国家战略的总体思考之中。 （文/李诚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