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记者：白龙
一、欧洲：对华复杂心态的价值驱动
4月7日一大早，烟台籍留法学生陈佳(化名)就带上准备好的五星红旗，约上同在巴黎读书的几位中国学生，沿着塞纳河向埃菲尔铁塔进发。这一天，是2008北京奥运会圣火在巴黎传递的日子。
沿路的草坪上，有留学生拉起“奥运会不等于政运会”的横幅，法国某电视台采访组挤进陈佳所在的中国留学生人群中，一遍遍地问西藏问题，并显然对留学生的回答不满，“他们中国人没有民主的，都被洗脑了”，旁边的两个法国人以宗教大法官般的口吻说。发生在一个月前的西藏事件，让不明真相，且戒律般秉持 “民主”“民族国家”观念的法国民众被蝎子蜇了一样反应激烈。
“最让我受刺激的，不是法国政府和媒体的态度，而是法国普通民众的强烈抵触”，第二天，陈佳在博客里回忆当天的情况，“我边上一个法国老头不停问我为什么来法国，滚回中国之类的话。”这篇博客迅速被国内的众多网站转载。根据陈佳的叙述，许多普通法国民众纷纷自发走上街头，表达对西藏问题的强烈不满，一些藏独分子趁机作乱，4月7日这一天遂被视为意义重大的一天，有论者甚至从中看出“80后的爱国青年”是“大有希望”的。
数日后，一篇署名为“王恭纶”的题为《我让西方记者哑口无言的一场辩论》的文章开始在网上流传，作者以不无夸张的口吻说起自己在MSN上与西方记者对西藏问题的辩论，中心思想是他们“不懂中国历史”。
在4月26日见报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中国学者汪晖认为，在火炬传递中表现出来的、很多西方人支持西藏独立的现象，除了现实政治原因之外，与西方人的民族主义知识有非常深刻的关联。汪晖指出，民族主义的一个源头就是17世纪以来的西欧民族国家，这些主权国家的基础，是从神圣罗马帝国分裂出来的相对单一民族的君主国。基于这样的历史，欧洲的民族主义知识主要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文明的民族，应该建立一个国家，不要和其他有独特文明的民族混在一起。汪晖认为，这种根深蒂固的知识论是在理解发生在法国的抵制火炬事件时，无法忽略的背景，单一民族的西方现代国家无法理解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复杂历史和现实原因的，作为制度存在的“多民族国家”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尽管汪晖的理解带有很强的学理色彩，但他指出了一个事实：在欧洲，人们对中国的印象，更多是出于“价值”而非“现实国家利益”的考虑。
2005年，中法文化年，三联书店在“独立出版者联盟”的支持下出版了一套“法国思想家新论”的丛书，弗朗索瓦•傅勒、埃德加•莫兰、吉尔•德拉诺瓦、塔基耶夫、皮埃尔•卡蓝默等法国思想界新秀的著作被译介进来。这些著作中，除一部分关于民族主义的思考以外，更多透显出的，是法国思想界一直以来的学术努力：重新塑造法国或者欧洲的价值观。
近年来，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不仅与美国一样，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怀着复杂心态，同时对自身的价值观越来越自信，甚至充满道德优势地刻意打造和输出自己的“后现代关切”。中国学者时殷弘认为，因为在欧洲自身和中近东以外缺乏真正切身的战略安全关切，这加剧了欧洲的某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优先的外交姿态，连同非现实的甚或不负责任的浪漫倾向，会使得未来欧洲对中国态度中的负面要素和负面动向大大加强。
英国《金融时报》4月15日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被视作对稳定的最大威胁》的文章指出，根据该报与美国哈里斯民意调查所3月27日～4月8日联合举行的一项民意测验，在欧洲人的眼中，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稳定的最大威胁。
文章指出，中国政府针对西藏的作为，加上中国廉价出口产品带来的竞争，使这一看法更加坚定。根据该调查，自去年以来，视中国为最大威胁的欧洲人所占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在5个欧洲国家中，平均3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全球稳定构成的威胁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在美国，31%的受访者也把中国构成的威胁排在伊朗和朝鲜前面。而去年，受访者还认为伊朗和朝鲜构成的威胁大于中国。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执行会长马克·伦纳德说：“过去5年来，人们看到的都是关于中国经济机遇的报道。但在过去6个月里，人们看到的是关于中国对达尔富尔和西藏构成威胁的报道。”他解释道，欧洲人对中国所知甚少，他们的消息来源是新闻报道。
二、美国：中国是大国俱乐部的新成员
在今年7/8月号的美国《外交》杂志上，美国国务卿赖斯发表了一篇题为《反思国家利益》的文章，文章指出，“过去的8年里，我们经历了如何与正在崛起的中国相处的挑战，我们没有理由惧怕中国，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对待的话。”她不无得意地说：“我们向中国施压，使其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但是，赖斯也坦言，“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更多的是基于共同利益，而非共同价值观。”
赖斯这番话是对8年来美中关系的总结，也是对即将卸任的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反思。8年间，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由遏制转为更多地承认中国正在崛起的现实。
而根据本刊编辑部对素有世界“史库”之称的美国《时代周刊》近年来涉华报道的分析来看，《时代周刊》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非常重视对中国的报道，几乎每年都有一个关于中国的封面故事。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之前，《时代周刊》关注的中国报道多集中在中国内政报道，而在这之后，尤以2000年5月22日的封面报道为代表，正式提出了“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吗”的问题，表明他们开始思考中国发展对美国造成的挑战，并从战略高度来思考美国对华的策略，中国成为美国一个可能的潜在对手，这个命题被纳入《时代周刊》的思维。
经过对“9·11”以来，《时代周刊》436篇涉华报道的统计分析，其中对华正面报道93篇，负面报道165篇，中性报道178篇。所谓中性报道主要是从技术层面分析中国的情况，此类报道呈上升趋势。可以发现，美国媒体在全面认识中国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倾向和立场，尤其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形象，而宁愿更关注中国实际力量的增减。
尽管美国在选择外交战略时，本身有着“现实国家利益”和“价值选择”之间错综复杂的摇摆，但看得出来，美国更愿意基于现实国家利益的考虑，把中国作为一个俱乐部的新成员，正如C. Fred Bergsten在其2008年的新著《中国的崛起：挑战和机会》中所写的，中国是西方大国俱乐部的新成员，而且是一个强有力的新成员。
《纽约时报杂志》今年1月底刊出《别了，美国霸权》(Waving Goodbye to Hegemony)一文，作者卡南那（Parag Khanna）预测，世界将很快面对美国、欧盟和中国三强鼎立的格局，俄国、日本等二流国家都需要在这三强之间寻找自己的定位。中国的崛起趋势和美国的衰退苗头似乎已经成为华盛顿人的基本共识。2005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所说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应是促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已经成为美国政界的一句名言，也是美国对崛起的中国认识日趋理性的产物和表现，它实际上是接受了中国崛起的事实。如果将这个美国对中国的主流舆论同之前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相比，可以看到，美国人开始将中国的崛起视为难以阻挡的发展趋势，看法越来越务实。既然无法阻止中国崛起的现实，那么就与其接触，把中国拉入美国一手缔造的国际体系中去，把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对美国的对华态度过于乐观。本期作者田方萌在文中提到，当他就对华政策请教著名学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福山教授(Francis Fukuyama)时，他的回答令人警醒：他主张美国采取两套机制对付中国，一套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另一套在中国构成威胁时可以联合亚洲盟邦围堵中国。美国政府可能不时倒向遏制派或接触派，但这种“双管齐下”的对华战略应是持久的政策态势。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的亚洲邻邦对中国的态度，以及我们的应对之策。
三、中国形象在亚洲丛林中的重塑
8月23日，2008北京奥运会闭幕倒数第二天，在韩国留学生密集的北京市五道口地区，几名逛商场的中国学生正指着几名韩国年轻人窃窃私语，他们议论的内容，是最近在互联网上到处转载的“韩国人对中国奥运开幕式的评价”，在这个帖子里，不少韩国人言词激烈，诸如“中国佬是主要的敌人！”“中国佬的开幕式，应该是骑着摩托车，拿着铁盒子，把铁盒子一开，拿出一碗炸酱面，然后一边吃一边跳舞……”之类的侮辱谩骂满眼皆是。在跟帖里，有中国网民认为这是韩国人的“妒忌心理”，也有人敏感地指出，近来中韩两国民间的不友好气氛似乎在加强，比如韩国民间对“孔子”“西施”的文化劫持亚冬会上韩国运动员在领奖时举条幅宣称长白山为韩国领土等事件，都印证了这一说法。
或许由于地缘临近的关系，但更多的是由于战略利益诉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历史影响的复杂多样，韩国乃至东亚地区的众多国家对于正在不断扩大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的中国有着深刻而不尽相同的认知与感受。在本期辑录的“东亚面对崛起的中国”国际研讨会综述里，就有学者认为，开放和不断现代化的中国为韩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片乐土。自2004年，中国就取代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现在中国还是韩国最大的对外投资目的地国。韩国在对华贸易中享受巨额顺差已超过10年。目前在中国居住着60万韩国人和5.8万韩国学生，每周穿梭于两国的航班超过380次。
然而，中国学者时殷弘敏锐地指出，当前中韩两国政府间及国民间的互疑互怨已经比较突出。在这种状态下，要比过去更重视和更努力地去争取减抑两国政治关系中的实在和潜在阴影，正确处理两国间重要的争端、摩擦、不满或猜疑，拓宽双边友好合作，将中韩关系的优化当作中国周边外交的最重要的事务之一。
8月14日，在北京奥运会射箭女子个人决赛中，获得银牌和铜牌的韩国选手朴成贤和尹玉姬在奏中国国歌时未脱帽的举动，被《国际先驱导报》的记者捕捉到，并撰文梳理近年来中韩之间“对垒”的种种现象，文中引用了国内一些韩朝问题研究学者的观点，认为中韩之间的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文化根源之争和历史归属问题上，主流媒体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更加谨慎，并且，“中韩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需要两国的政治家、学者和广大国民共同努力，不是单方面可以解决的”。
比较而言，日本学界试图“去中国化”的努力自近代以来就未曾停歇。对日本来说，进入现代化的过程无异于超越东方的过程，且先要摆脱中国。东方所象征的停滞、封建、落后由中国背负，一旦日本能予以摆脱，则日本加入现代性、普遍性与进步性的愿望，便得以获致实现。自日本学者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宣告以来，日本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试图走出一条不同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的新路，并且是比较成功的。以“国家形象”为例，日本在文化意义上的国家形象就比中国清晰得多，并且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因此，对中国来说，如何在西方人的“东方想象”和亚洲国家的集体形象之外，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包括文化形象在内的整体国家形象，是值得深思的。
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对中国而言是有其特别意义的，或许中国无法让所有的人都能卸去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和疑虑，但适当的外交软实力的运用会为中国创造和谐的外部环境作出很大贡献。正如时殷弘所强调的，周边，是中国真正和持久的强盛的外部首要平台。
结语：中国与崛起的世界
2006年，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一系列作品如《伊斯坦布尔》《白色城堡》也迅速被译介到中国，然而这种意义上的土耳其，更多是被作为审美或文学对象的“异邦”来认识的，土耳其之于中国乃至欧洲有何意义？本期作者昝涛的文章对此作了初步解答。昝文认为，土耳其正逐渐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及其重要性，一些人士已经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并开始对中国崛起可能带给土耳其的各种影响进行研究；对中国而言，看重的则是由于“东突问题”而需要与土方在安全与反恐领域的合作。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SCO)的成立一方面是为了应对这些安全需要，另一方面，既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崛起的一个自然发展步骤，又是土耳其面临的一个际遇。
如果我们足够客观地来看待这个世界，就会发现，并不是只有中国才面临“崛起”的问题，很多国家如印度、巴西、土耳其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多点崛起”的世界。如何在考虑到美国、欧洲、东亚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中国在“多点崛起”世界中的定位以及与其他有待崛起国家的关系，是一个紧迫而务实的课题。
在“多点崛起”的世界中，需要处理的国际关系将更为复杂，各种隐晦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潜在关系也将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比如在处理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上，从来没有引起过我们太多的重视，但是对美国来说，拉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领域，因而对我们也具有了别样的意义。
按照这个思路重新审视“世界的中国焦虑”，会发现我们要做的功课还有很多。世界在打量中国，中国也要更为细致地打量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