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

当代世界正经历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三百年未有之变局”。它集中反映为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从全球产业运动来看，正从18世纪的早期工业革命到20世纪的福特主义向晚近的“温特制“（Wintelism）以及全球性的产业外包运动转移。 依托于标准化制造和中产阶级消费培育的大规模工业生产，正被一种依托于灵活生产、弹性积累、超前消费的经济方式所取代。

其次，自17世纪以来围绕领土分化、主权独立、政教分离等原则建立的现代国际体系也在经历深刻变化。晚近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金融虚拟交易、信息通讯技术、宗教跨境传播和恐怖主义等因素影响，新型全球力量不断超逸民族国家政治机器的领土垄断，在全球尺度范围内改造并影响不同国家的内部政治进程。

第三，当代政治主体正从18世纪的国民议会代表、20世纪初的无产阶级和劳工运动、20世纪下半叶以“种族”、“肤色”、“性别”等为断层线的亚文化政治，向一种面目更为模糊的“新穷人”和“新游民”政治转移。这改变了围绕宪法政体、法治主义与政党政治所建构的现代政治运作逻辑，当前全球范围不断涌现的各种再政治化现象，正凸显出新型政治力量对传统政体治理模式构成的深刻挑战。

17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霸权转移经历了从尼德兰到英帝国再到二战之后美国化全球秩序的奠定。1945年之后伴随美国国内“新政自由主义”（ New Deal Liberalism）宪法原则以及国际层面各种专门性组织（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的建立，成功实现了对全球政治经济议题设置的支配权。而1980年代之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和身份/文化政治转向，抛弃了作为其霸权核心的“政治道义性”，使其全球领导力持续衰退。美国霸权秩序的松动，正是当代世界街头政治层出不穷的内在动因。

因此，当代世界秩序面临的挑战，正是由二战之后的“凯恩斯主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向“新自由主义-身份政治”转移带来的结构性危机。它不同于有关“战争与和平”的传统国际冲突，不同于有关“姓社姓资”的冷战意识形态，也不同于有关“三个世界”的现代化发展议题。而且，无论是倡导18世纪的政治精英代议机制，抑或20世纪以罗斯福、丘吉尔、列宁与毛泽东为代表的超凡魅力型政治家，还是二战之后以法官和法院中心主义作为指向的司法治理模式（Juristocracy），都无法有效应对当前的困境。

“中国崛起”的大时代背景，也正脱胎于此“三百年未有之变局”；新穷人的诞生，也正是此一大变局的结果。中国将持续作为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世界历史的走向，改变未来的全球格局。在这一进程中，如何应对世界危机和国内发展这双重叠加的历史挑战，将考验每一位关心中国未来的思考者的智慧。

《文化纵横》编辑部

2015年0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