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创议以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受到了广泛关注，被视为中国近期最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外交举措之一。在亚投行筹备过程中，中国反复强调设立该银行的必要性在于“亚洲地区需要8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资金”，同时将其正当性建立在对亚洲欠发达国家的意义之上。有观察家认为，亚投行实际上挑战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以来西方主导的世界金融格局，提出了一种重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亚洲方式。
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Henry L. Stimson Center）研究员孙韵在太平洋论坛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Pacific Forum CSIS）的第16期通讯PacNet上指出，这一亚洲方式的形成会遭遇诸多世界性跨国银行的老问题与新困难。
中国要将亚投行建成一个多边商业银行，而非发展援助机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很少涉足的领域。个中原因颇为简单：资金运行周期过长，收益相对较低，易发生资金浪费与腐败问题，潜在的被投资方国内经济、政治状况大多不稳定，而且面临着亚洲地缘政治的复杂状况。中国以往“资源换基建”的双边借贷模式也因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风险而不可能被当作亚投行的收益方式。如此一来会导致两个结果：投资范围受到严格限制，项目评估将会极其谨慎。如何破解谨慎投资与现实风险的矛盾将成为衡量亚投行自我定位的关键尺度。
坚持亚投行的设立初衷，意味着中国需要在决议上拥有绝对权重。但已有中国官员预见到，中国即便做为最大股东也无法左右决策。财政部长楼继伟表示，亚投行将会采取三级治理结构：理事会、董事会与管理层。理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关，选举出一个非常任董事会来决定预算与投资项目。因而，中国所拥有的董事会成员即便多于其他国家，仍然无法将亚投行当作自己的政策性银行。事实上，如果中国试图推进并不受欢迎的借贷项目，或者开展自己的经济、战略行为，很有可能受到董事会的抵制。多边决策的形成过程或许会降低中国对亚投行的热度。这也有其旁证。例如，中国曾对金砖银行兴趣颇高，但由于之后在资金结构、机构选址、人员分配等问题上受挫，逐渐将中心转移到亚投行上。有分析家认为，亚投行组建耗时漫长，决策机制要比预期的更加阻滞。与之相比，丝路基金更容易迅速达成协议、着手实施，而且对中国的政策利益更加有利。
治理问题还造成了另外一个两难局面。中国宣称亚投行将要比世行和亚开行更有效率，但是形成较强操作性的决策要求提高项目评估的标准。良好的银行治理必须能够有效地预防失败的借贷决策。银行的信用等级以高标准和严管理为先决条件。这决定了亚投行的国际募资能力。而即便解决了创立期的治理结构、透明度、可追责制等问题，后期运行中的任何一次失误都有可能对亚投行的支持者造成严重的信用打击，也会损害亚投行的可信度与正当性。事实上，中国国内对中国究竟应在此问题上采取怎样的姿态也存在意见分歧。
最为棘手的是亚投行至今未能拿出一项稳定的募资计划。中国可以在初期阶段动用外汇储备或特别国债的手段，而其他成员国并不具有同样的财政灵活性。有人猜测中国或许会向其他会员国提供贷款，以满足其初始资本投入。同业拆借、公私合作、私人储蓄等渠道也可能成为融资的多元化选择。但是信用评级和贷款担保的不足对银行短期能力的严重影响仍然是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文/木怀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