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引起了海内外政治观察家的广泛关注，有论者认为此次会议将会在中国外交领域中引发近几十年来最为重要的变化。官方报道称，会议旨在明确新形势下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习近平所做重要讲话更是将之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联系起来。

来自美国智库詹姆斯汤基金会（the Jamestown Foundation）的一篇分析文章（Timothy Heath, China Brief, Dec. 19, 2014）指出，此次会议与2006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存在重要关联。后者提出了一项新的外交主张——和谐世界，虽然当时并未明确具体的指导方针，但要求外交工作“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此经纬，文章总结了近年来中国外交新变化的重要特征。

总的来看，中国外交坚持以增强国力推动政策调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虽需面对增长放缓等方面的压力，但与西方国家的国力差距不断缩小。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整个发展中世界都会从中获益。据世界银行测算，2025年，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将会占到全球生产总值的半数（目前仅为1/4）。而且这一增长将主要发生在亚洲地区。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趋势，坚信“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从而努力将国家外交能力推上新高，“开展大国外交，培养大国心态，树立大国情怀，施展更大的能力”（外交部长王毅语）。在中国外交的议程表上，追求亚洲领导权已经优先于发展中美关系，同时也将更加努力地承担国际责任，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能力，并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式的道德与政治价值。

在中国外交政策的导向性变化中，最为显著的当属对周边关系的推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直优先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外交关系，一方面因为急需美欧日本等国的先进技术与产品，另一方面也因军事力量上的相对弱势。经过三十年的追赶，中国已经大大缩小了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新兴市场也逐渐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格局。同时，军事能力大踏步地实现了现代化。这就使得中国愈加看重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当前，亚洲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因而中国必须保障地缘政治的侧翼，才谈得上提升全球影响力。中国领导人颇具智慧地提出所谓“周边命运共同体”，利益相契、责任共担、文化互通，立足于深刻的经济一体化，又超越于经济领域之上，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基础投资、安全协商机制等一系列政策，将中国发展设置为亚洲繁荣的前提。

在亚洲以外的地区，中国正在打造旨在赢得更广泛支持的国际基础，尤其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勾勒出一幅“扩大合作”的未来图景，实质是寻求全球秩序变革中的紧密同盟。为此，中国致力于寻找新的方法促进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尤其是那些需求最为迫切、中国在当地利益相对脆弱、也最有潜力支持国际秩序变革的国家。中国声称自己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不同于美国——“有助于联合国发展和扶贫目标、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其他全球性问题”。这个区分背后是一整套富有远见的政治理想。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出中国的“义利观”：“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较之对外事务上愈趋强硬的现实主义态度，理想主义的道德教化或许更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乃至形塑其他国家的行为。  （文/木怀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