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史观重建始终伴随中国的兴衰沉浮。而今天中国史观重建面临的新局面，是其不再只是建立“想象的共同体”，不再是简单的从古老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而是如何因应一个“现实的共同体”。中国史观的重塑，不再只是意识形态或学院派的议题，相反，它所需要把握的，是一个正在同时经历深刻内部变迁和深度外部扩展的中国。不论是革命史观、儒家史观抑或自由主义史观，都需要面临如何在内和外两个维度重塑新的政治空间，同时又需要在古与今的历史坐标之下为其提供一种指向未来的意义诠释。
现代中国的变迁，往往是通过思想领域发动，经由意识形态动员，从而形成理论引导实践、观念改变现实的历史逻辑。而当代中国却已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物质与实体的演化不再轻易服从思想和观念的规训，不同社会领域的分化，不再服从于文化观念的抽象召唤，这与中国人过去的历史经验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概而言之，在传统中国，经史传统的“历史意识”承担着凝聚儒家精英共识的功能；近代以降的战争与革命，史观则扮演着社会动员和辨别敌我的角色。而在1980年代之后，中国改革时代的过渡史观，则承载了“告别革命”、弥合伤痕、诱导选择性记忆与历史遗忘的使命。无一例外，历史观在过去所扮演的是从整体上引领中国迈向一个理想社会的魔力形象，它假定可以通过思想深处的观念来决定性地影响历史走势，假定可以借助一种自我的否定来建立新的历史认同。
所以，19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叙事，无论是体现为救亡史观、启蒙史观还是改革史观，都是以危机史观的形态呈现的。它需要不断依据变动的外在力量来被动适应外部的挑战，时刻准备着调整自己的历史认知，并且坚信可以通过精神上的紧张来克服物质上的松懈。但是现在，这种熟悉的历史节奏开始消失了，中国不再是过去那个只能被动防御、疲于应付的拳击手，而是被抛到了一个新的没有确定侵略者的空旷而又拥挤的世界之中。防御拳击手的竞赛模式不再适用，而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如何以巨大体量在全球森林中探险和拓殖的认知与行动模式 。在对外的意义上，中国当前尤其需要一种新的拓展史观。
而相应于过去的统一内部史观，中国当下则尤其需要一种新的包容内部史观。因为伴随中国社会的急速发展和内部分化，无论是阶级话语、民族主义、边疆意识、环保主义、女权价值，都开始呼唤一种可以容纳自身合理价值的历史诉求。从更为纵深的历史视野来观察，中国近二十年的快速崛起，实际也正得益于一种包容性的社会历史架构，无论是外包型经济、互联网社会还是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都是建立在具有高度阶层流动性和产业沟通性的历史基础之上。上海的金融企业家、义乌批发市场的贸易商人、温州个体户、贵州农民工、北京公务员 、成都动漫码农 、坦桑尼亚中国农场主……如果不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历史架构作为支撑，如果不是革命年代所打破的社会身份体系，这些社会阶层的共存和流动将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在内部包容史观和外部拓展史观的综观意义下，告别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的历史意识，提供一种超越一元化论述的史观框架，重建具有高度弹性和活力、富于叙事伸缩性的历史架构，将是推动中国以一种新的历史姿态进入新世界的关键前提。
《文化纵横》编辑部
2015年0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