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6日，巴西工人党的罗塞夫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战胜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内维斯，获得连任。这是一场阵线分明的左右对决。工人党虽然早已放弃了激进的革命纲领，依然是不折不扣的左派政党，而工人党的对手尽管冠以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左派名号，在巴西却是代表右翼力量的保守派政党。在巴西这个大陆级别的国家，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对垒也同样反映在地理上。在经济欠发达的东北部地区，罗塞夫占有压倒性选票优势。而在更加富裕的东南部，则是社民党占优。

罗塞夫的连任意味着始自2002年的左派执政还将至少延续四年。工人党过去12年的执政录录表明，一个原本致力于推翻现有秩序的革命型政党在彻底转型之后，可以胜任管理一个超大型的现代经济体。当然代价也是巨大的。工人党放弃了自己原有的革命理想，原本可能蕴含更大社会参与的人民民主降格为更容易被金钱势力左右的代议制民主。在主要的政策纲领上，它和其意识形态上的对手社民党没有原则性的差别，并没有触动上世纪90年代卡多佐总统所奠定并稳固下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基本格局。区别只在于，在更大程度上推出了面向穷人的社会转移项目，以及道德和精神方面的象征性胜利，也就是巴西首次由一个在政治上代表着受支配者的政党执掌政权（有人形容，这是一个逆转的葛兰西霸权模式，被支配者赢得道义领导权，而在实质利益上则服务于支配者。巴西并不孤单，种族隔离之后的南非也是一例）。

巴西的变化也是在更大范围内拉丁美洲变革的一个缩影。从1998年起，拉丁美洲的政治版图出现剧烈变化。当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上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几乎所有拉美大国，左翼的政治力量均通过选举取得了政权。究其根源，这一波左翼政治的兴起是对上一个历史阶段在拉美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反弹。在后来所称的华盛顿共识的驱动下，经济正统观念拥护自由市场观念，整个政策的基调变成了贸易自由化，支持私营部门，减少政府作用。伴随着这些经济变化，政治氛围也产生了剧变。一度被拉美精英阶层普遍视作威胁和混乱源头的民主，在20世纪90年代后冷战时代的大环境下被安然接受了。此时，民主不再对国内精英或者跨国资本造成威胁，相反，它为追求这些利益提供了更好的合法性保障。新自由主义的试验也带来了社会和政治上的极大问题，它给这个地球上两极分化本已最为严重的地区制造了更惊人的收入差距，也使得一国经济更易于受到不稳定的全球经济的冲击。到9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的动力逐渐耗竭，一个替代性的左翼政治登场了。

虽然政治的整体趋势是向左转，然而各国政府还是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可以划分出两种类型：以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为代表的激进左翼，以及以巴西为代表的温和左翼。大致可以说，温和的倾向，出现于那些政党组织相对强大且制度化的国家，如巴西和智利。而更激进的趋势，则出现在那些不存在政党制度或者传统政党体系基本解体乃至个人化的社会里，以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为典型。

在激进的一翼中，查韦斯走得最远。与温和左翼试图在既定政治框架内缓步推进左翼的议程不同，查韦斯政权寻求改组政治。通过重修国家宪法，权力特别集中于总统手中，削弱议会的阻力和平衡作用；通过授权法把执法权限交给行政机构，大幅扩大国家对财产权和经济运作的干预；引入全民公决，代议制民主机构逐渐被削弱，并被全民公决的概念所取代。在消除反对派的主要堡垒司法机构和媒体时，查韦斯遇到了最大的抵抗。毫不奇怪，这些策略加剧了政治极化的程度。在缺乏有力的政党组织的情况下，查韦斯的动员机制主要依赖其个人领导魅力的直接号召，并尝试自上而下组建支持者组织，以弥补其统治根基。通过这些政治过程，查韦斯大大提升了昔日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如城市贫民。

在玻利维亚，激进左翼政治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群体来自土著印第安人，这个国家的多数人口。与委内瑞拉稍有区别的是，玻利维亚的各种民众组织和社会运动异常发达，这种更加直接的代表机制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传统政党体系瓦解所造成的真空，甚至接管了一部分政府的职能，近乎形成了一个与政府平行的“双重权力”。莫拉莱斯的主要政治基础就来自这些民众组织，但问题也在于，如何驾驭和控制这股社会运动的浪潮。这些运动的逻辑显然不同于正式的国家和政府。莫拉莱斯的政府不得不拿出很大的精力，来与一批批草根运动和抗议群体周旋，而这大大降低了政府的效能。

激进左翼的软肋是宏观经济管理。很明显，在朝着倾向于弱势和受压迫群体的再分配之前，必须先创造出可分配的财富。这一路线的另一个弱点则是个人化色彩浓厚的政治。也因此，在查韦斯之后，委内瑞拉所开创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能否持续下去成了问题。

相比之下，巴西工人党所代表的温和左翼则稳健得多。卡多佐时代的多数经济政策以及巴西融入全球经济的基本模式延续下来。而且由于中国崛起这一因素的推动，国际大宗商品需求猛增，巴西资源富饶这一特点实实在在地转化为经济利益。在左右翼经济政策趋同的情况下，工人党的左派政治诉求主要集中于社会部门。通过积极创造就业机会、提高最低工资和对贫苦家庭发放“家庭补助金”等方式，工人党政府的施政切实增加了中下阶层，尤其是最贫困阶层的收入。

工人党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分别由党内的保守派和激进派所控制（这自然也是卢拉和罗塞夫平衡选择的结果）。类似的安排也曾出现在印度。在2004~2014年国大党十年统治期间，技术官僚出身的辛格团队依托政府机构掌管经济，而国大党主席索尼娅则在政府外另行组建了一个权威极大的智囊机构，网罗了一批知识分子和政策专家，推出一系列带有福利国家色彩的社会政策。这一双重结构引发了诸多争议，但或许是在一党内谋求解决效率与公平两难的可行办法。

巴西工人党的案例算是左翼政治的典型。在丧失主场的条件下，要使这一改良主义施政进行下去，工人党就必须在参选、组织联盟和联合政府能力方面付出持续的努力。这一过程无疑会使得工人党越来越融合于现有体制，越来越蜕变为一个美国式的选举机器。尤其是它的领导层，不可避免地被精英阶层所同化和吸收，而这原本是工人党所致力于打破的结构。人们曾期待工人党能有效地控制和转化国家机器，而事实上，是国家治理的官僚逻辑吞没了党。

现实就是，一直同劳工运动紧密合作的革命左翼或改良主义左翼已经放弃了所有深层次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努力，而发展成为参与选举游戏的“全民党”。这些政党，尽管仍然保持着同工会和相关社会组织的传统联系（实际上由于过早地陷入去工业化，这一工人基础越来越脆弱），但必须拿出更大的精力寻求更广泛、多样的支持者。否则，它就可能在下一次选举中失去权力。此时，选举获胜和参与政府成了主要目标，进而导致重塑党纲，而党的组织、斗争模式、决策过程和领导体制也一并转型了。

为了进入并长久地参与政府，左翼政党及其内部各派别只能接受现实的政治限制和经济限制。政治的限制是，周期性的民主更替；经济的限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一旦放弃较为激进的道路，放弃自己的革命倾向，转而接受这些限制，也就等于置“社会主义的完美”于不顾，而选择“不那么完美”的社会，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努力调和自由与公平之间的矛盾。这是在历史性的替代选项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左派所能做的。历史上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除俄国以外）曾走过这样一条道路，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也将不例外。  （文/程东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