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云汉 |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
【导读】刚刚过去的2020年，病毒阴影笼罩全球，全人类无人幸免，以至于西方世界很多人认为，它加速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很可能重构世界秩序，甚至撼动人类文明的基本理念。也有人认为，随着新冠疫苗的大范围普及，2021年形势将显著改变。然而一个尚未明确的问题是：大疫之后，中国与世界将向何处去？
朱云汉先生从逆全球化现象切入，探讨了新冠病毒危机之后的世界趋势。他认为，从长时段看，21世纪以来全球秩序进入剧烈重组阶段，过去认为牢不可破的结构全面松动，过去认为无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出现反转，四重历史趋势同步转折：第一，冷战后单极霸权体系开始式微，美国的权力基础全面动摇、在各领域的支配能力下降；第二，曾经被誉为“历史终结”的自由民主体制陷入治理失灵困境，合法性基础动摇，历史回归政治文明多元并举的常态；第三，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超级全球化”失去动力，全球社会裂解与再融合交替涌现，一种追求包容性增长的、以南南合作为增长动力的新型全球化蓄势待发；第四，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开始式微，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世界经济重心快速移向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始参与国际规则与标准制定。这四重方向不会因为疫情大流行而改变，反而会因大疫而加快步伐。
他还指出，疫情大流行的真正教训，并非全球化带来的卫生、社会与经济风险，而是当前全球治理机制与共同体意识严重落后于经济全球化。真正的解药不是让经济全球化逆转，而是让全球健康与公共卫生互助机制赶快跟上，深刻体认全人类命运的祸福相依，克服狭隘的、但求自保的国家本位思维。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0年第3期(6月刊)，原题为《全球化为什么不可逆——探索新冠病毒危机后的世界》，内容有所编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全球化为什么不可逆
——探索新冠病毒危机后的世界
▍百年不遇的大封锁
新冠肺炎疫情在短短四个月内就席卷了全球185个国家与地区。无论用哪一种历史尺度来衡量，这场百年不遇的病毒大感染对人类带来的价值选择难题、社会压力、心理震撼以及生计损害都是空前的。它引发的全球金融震荡与债务危机将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它导致的失业人口比例将直追上个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它对许多国家生活秩序与生产活动带来的冲击也绝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国际货币基金在4月13日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里，已经正式把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命名为“大封锁”(The Great Lockdown)，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相提并论，凸显这场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是百年来所仅见。
虽然疫情的未来发展态势还有诸多的不确定，但很多世界政治经济问题专家已经迫不及待地对“后新冠病毒世界”（The Post COVID-19 World）提出各种预测。不少国际知名的观察家把这场病毒大流行定位为历史分水岭事件，其中比较值得重视的预测有四个方向：一、这将是压倒全球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二、这将让美国丧失全球领导者的资格；三、这将导致西方民主体制的衰败；四、新自由主义将步向历史终结。
客观上来说，这场大疫情对各国经济与社会带来的各种短期冲击都已经陆续浮现了，但新冠病毒危机究竟是否会对世界秩序带来一些永久性的改变，或扭转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观之，自从人类文明出现细密的经济分工与交换体系、建立各种保障社会存续的阶层组织、建构国家统治机构与治理职能、塑造集体认同与历史记忆、发展出有限度的国际协调合作机制以及国际社会交往规则以来，任何大型自然灾变对人类社会的冲击都不是在“社会真空”的“自然状态”下出现。
任何一场大流行病的暴发都不是病毒天然本质（如感染途径、传播速度、发病率或致死率）的单纯展现，而是流行疾病天然属性与特定社会条件的互动结果。一个社会的既存物质生活状态及其各种结构特征（人口与空间结构、制度与组织、知识与技术、观念与行为、冲突与矛盾以及其所隶属的国际体系）都会深刻影响这个社会面临大流行病的对应模式与效果，影响这场公共卫生危机所可能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心理后果，影响不同群体如何理解与总结这场灾变的教训，以及影响大流行病最终会留下什么样的历史烙印与长期影响。
我们必须把这场庚子年大疫放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结构、制度与文化脉络之中，以及放置在疫情暴发前已经形成的历史发展趋势之中，进行分析、推敲与判断，同时设法找出一些有对比价值的历史经验作为参照。
▍大战与大疫：1918年大流感的历史痕迹
综观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轨道因为一场大流行病而彻底改变的例子有，但并不多。大瘟疫往往是加速或推迟了原来的历史趋势，而不是重新塑造世界秩序。大瘟疫也很少会对现有的社会结构及其特征带来根本性的改变，更可能是凸显现存社会结构的本质与特征，暴露已经长期累积的结构失衡与体制缺陷问题，或是激化累积已久的矛盾，或激活蓄势待发的潜力。
如果我们要找一个历史案例作为解析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最佳参照，那非“1918年大流感”莫属。这场流感暴发于1918年1月，短短两年内在全球感染了近5亿人，夺走了5000万条性命，而当时世界人口约为18亿人。当时美国人口约1.01亿，其中至少有50万人因此丧生，如果以这个死亡率套上今日的美国人口数，相当于150万人死亡。这场大流感是一场真正的全球范围的大感染，它迅速扩散到五大洲，波及地球上每一个角落。这也是一场暴发在全球化时代的病毒大流行：它暴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殖民、贸易、投资、移民、金融与电报已经将世界紧密连接；现代国家官僚体系、跨国企业、国际金融、超级都会城市在20世纪初期也都初具规模。与当前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1918年大流感是暴发在一场空前的世界大战末期，而新冠病毒则是暴发在西方国家所经历过最长的承平时期。
(1918年大流感时，报纸号召人们戴口罩)
这场空前惨烈的大流感并没有对人类历史发展轨道带来永久性影响，“一战”后列强对势力范围的争夺并没有因此而减缓，《凡尔赛和约》埋下的更大冲突隐患有增无减。大流感可能让欧洲战事提前几个月结束，因为交战双方的部队都饱受病毒打击而损失战力与丧失斗志。但大流感不是左右“一战”结局的关键，真正决定胜负的关键有二：一是1917年4月美国决定参战；二是1917年俄国爆发的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一战”的过程与结局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极为深远，一直延续到今日；这场大战孕育了主导20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两极：美国的崛起以及俄国苏维埃体制的诞生。
大流感对当时西方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冲击被大战的巨大作用而掩盖。大流感的第一波暴发在1918年春天，疫情消息的传播被战时新闻管制所压制。大流感的第二波暴发在1918年秋天，疫情比第一波更为惨烈，但疫情造成的冲击很快又被各国急于启动战后重建，以及恢复社会与经济正常运作的强大需求所掩盖。等到1920年冬天出现第三波暴发时，大流感已经如强弩之末，疫情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
大流感比较明显的作用集中在医疗与公共卫生领域。这场灾难加深了西方社会对病毒引发的流行疾病具有强大摧毁力量的认识，也让欧美社会富裕阶层意识到大流行疾病威胁的对象是不分阶级与种族的，有效防疫必须动员社会整体资源的投入。这场惨烈疫情激发了各国建立现代公共卫生体制，并带动了各国医疗体制的改革，让高度私有化的医疗体制走上社会化道路。
▍梳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历史脉络
从历史对照的角度来看，尽管新冠病毒大流行最后导致的感染与死亡人数规模（无论是绝对数字或相对比例）会远小于1918年大流感，但当前的全球疫情造成的短期社会经济冲击肯定会超过一百年前的大流感。原因很简单：首先，21世纪人类社会的人员流动，无论在人数规模、空间距离、移动频率与速度，以及伴随而来的频繁人际交往与大型群聚活动，都远远超过20世纪初期。这不仅导致病毒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快速传播与扩散，也让任何对人员移动的严格管制措施带来更大的社会与经济窒息性打击。
其次，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发展出了高度细密的国际分工、高度精致的全球供应链，以及极为频繁的跨境金融交易与高度复杂的所有权结构。世界各地群体的社会、经济、信息与金融联结与相互依赖程度远高于一百年前，世界任何角落的社会运作的短暂休克都会打乱距离遥远的广大群体的正常生活。
第三，在新自由主义思维的驱动下，21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多数群体都是生存在安全系数最小化、资源分配短期边际效益极大化（甚至寅吃卯粮）的情境里。这种走在悬崖边缘的金融操作、生产分工、社会管理、雇佣模式或个人财务模式，会放大任何一场突发其来的灾难之冲击级数。
第四，21世纪很多社会长期信奉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让多数人很难承受自己关联群体的生命被急剧摧残。长期生活在承平时期的人们，深信科技的神奇力量，信赖政府的保护能力，他们无法置信一个原来讲求宠物生命权的文明社会，居然必须在让大批年长者死亡与让经济大衰退之间进行抉择。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更是期待自己的政治体制与医疗体制应对传染病危机的能力要远超过发展中国家。自己国家居然成为全球疫情大暴发的新震中，这给予西方社会精英的体制优越感与文化自信一次颠覆性打击。
第五，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在人类社会已经面临严峻的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危机下暴发的。所有因为世界人口爆炸与严重社会不平等带来的粮食、饮水、能源、就业、疾病、教育、治安等难题，还有生物多样性消失、全球生态失衡与地球暖化带来的生存威胁，不但不会因为这场疫情而减弱，反而会因此而加剧。
▍大封锁后的全球化前景
很多分析家都指出，“后新冠病毒世界”带来的最大改变将是全球化的全面逆转，各种不利于全球化的因素都会因为这场疫情而变本加厉。逆全球化的趋势在这场大感染暴发前就已经逐一浮现，至少有四股力量在削弱全球化的前进动能，甚至加速全球化的裂解：
第一，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严重流失，新自由主义意识思维指导下的超级全球化让国家失去经济主权，削弱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并导致风险与利益分配严重不均，大量中产阶级与劳工长期陷入经济困顿，社会安全网减缩、贫富日趋两极化，激进右翼排外运动与激进左翼反全球化政治势力纷纷崛起。
第二，中美关系滑向“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对华鹰派占据政策主导地位，加速构筑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围堵，升高对中国的经济冷战，并试图硬生生地让世界两大经济体全面剥离。
第三，美国在特朗普主政下全面转向激进单边主义，抛弃国际领导责任，摆脱所有国际规范与多边体制的约束，对无法配合自己政治需要的多边组织进行抵制、打击或干脆退出，导致战后自由国际秩序摇摇欲坠，开放贸易体系濒临崩解。
第四，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日趋严重，各主要经济体的债务结构持续恶化、负债比例不断创历史新高，各国央行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实行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只是勉强不让资产泡沫危机全面爆发，全球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有增无减，美元的币值信用问题愈来愈突出。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暴发前，这些裂解全球化的力量已经开始发生相当作用。世界贸易增长减速、跨国直接投资规模缩水，跨国金融机构收缩全球业务，跨国企业面对中美科技战与贸易战的风险，被迫重新评估全球产业布局，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制造业基地有一部分移出中国转进东南亚、南亚与墨西哥，适合全面自动化生产的也有少量迁回美国。
很多研究机构对全球化前景提出悲观预测，认定新冠病毒大流行会助长上述这些裂解全球化的力量。有四个趋势可能加速进行：一是经济民族主义抬头；二是中美战略对抗加剧；三是全球事务群龙无首，多边协调与合作机制日益瘫痪；四是全球增长动力熄火，债务危机加深，欧美经济滑向日本式零利率停滞陷阱。不过，我们也不宜过度膨胀这些悲观的预测，因为大流行病在各个领域造成的长期影响经常是双向的，而非单向。危机也经常蕴含激发新的思维与加速寻找替代机制的可能性。
这场全球大流行病也可能强化下列趋势：一是强化各国社会精英更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高度祸福相依的事实，没有国家能选择成为独善其身的孤岛；二是加速暴露民粹政治人物的短浅无能，美国政府在应对疫情上荒腔走板的表现，以及疫情失控导致的经济重创，可能导致特朗普无法连任，特朗普政治路线被扬弃；三是让各国政治精英更深刻地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更需要建立全球或区域公共卫生共同体，需要强化世卫组织与其他多边组织，没有国家可以独力应付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以及伴随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四是激发各种替代人员群聚与跨境移动，依托云端与虚拟世界的经济、社会与艺文活动的大量涌现，加速5G+物联网、数字经济与智能管理的创新与发展，引爆全球范围5G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有效追踪与控制病毒扩散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也会加速推广。目前在中国普遍实行的手机健康码凭证，将来可能是国际通行的人员跨境移动数字健康管理制度。
▍逆全球化的制约因素
进一步而言，目前浮现的各种悲观预测有一些明显的盲点：第一，不宜高估了国家退出全球化与区域整合这个选项的可行性；第二，在与中国彻底经济剥离这个议题上美国社会精英并未形成牢固的共识；第三，全球多边体制的韧性经得起美国缺席或抵制的考验，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支撑全球多边体制的强烈意愿，中国与新兴经济体也愿意承担更多责任；第四，全球化仍拥有广大社会支持基础，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模式早已面临困境，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为全球化发掘新的动力与开辟新的路径。
首先，经济民族主义的情绪必须面对客观现实。绝大多数政府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国家的经济社会常态运作根本脱离不了过去70年形成的全球相互依存结构，闭关自守与寻求经济上自给自足会动摇自己社会的生存发展条件。欧洲国家不可能选择去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仍有很高的期待。美国虽然在能源与粮食上可以自足，但除非愿意牺牲生活水平与不再独享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权，否则去全球化也不是现实选项。在疫情消退后，拿回经济主权的主张只有在医疗资源生产领域容易形成社会共识。
不过，毕竟只有少数富裕国家有能力储备大批的闲置医疗资源，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国家有能力全方位生产医疗产品。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与应急储备还是有其极限，要有效应对像新冠病毒这样急速暴发的大流行病，一定需要在全球范围建立一套应急资源互助机制，以及医疗物资紧急生产动员与跨国调配机制。中小型国家及落后国家更需要这个互助机制，大国必须通过这套机制集体履行对小国的救援职责，否则自身也难逃池鱼之殃。长远来看，建立一套完整的健康与公共卫生全球互助机制，势在必行。
其次，跨国企业全面收缩全球供应链也会有其限度。的确，这场疫情冲击凸显了跨国产业供应链缺乏因应突发灾变的韧性，需重新考虑降低远距离供应链的断链风险，主要工业大国也会顺势引导企业重新布局，从跨地域的水平分工转向区域垂直整合。有些研究机构因而预测，全球产业供应链可能重新组合为三大垂直整合体系：以美洲市场为腹地围绕美国为核心的供应体系，以欧洲市场为腹地围绕德国为核心的体系，以亚洲市场为腹地并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体系。
不过，这些预测可能随着疫情发展而持续修正。在疫情第一波暴发的高峰期，武汉的封城与中国的大范围停工，激发了全球供应链将加速撤离中国的想象，不少印度观察家还乐观地预期可以乘机接收许多迁出中国的制造业活动。但当3月份欧洲与北美成为疫情第二波暴发的重灾区、4月份第三波疫情开始在土耳其、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地迅速增温，地球上几乎找不到“净土”。底特律的汽车大厂无论是从广州采购零部件或是从邻近的墨西哥，都无法躲过大流行病带来的断链风险。所以，在疫情消退后全球供应链布局的大转移未必会发生，因为大规模转移需要新的投资，跨国企业在因应经济衰退时对大笔资本支出会更保守。更何况，中国政府展示出它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有效压制疫情，以及能在相当短时间内有序复工，如果新冠病毒将来还会反复暴发，就降低供应链风险而言，中国反而有比较优势。未来跨国企业会试图分散供应链的风险，避免集中于单一国家，但是最具竞争力以及供应体系最完整的中国，仍将在全球占最大分量。
第三，美国反华鹰派所鼓吹的全面发起对中国的经济冷战，让中美经济彻底剥离，本来就是损人不利己的选项，所以很难贯彻到底。尽管鹰派想借助疫情失控引发的美国民众不满与挫折，加速推进中美经济剥离，鼓吹制造业回流美国。但要落实起来非常困难。美国产业空洞化已久，许多关联产业的供应链早已消失，专门技术工人很难找。如果强迫美国企业把生产线迁回国，他们不但会失去中国市场，也会失去海外市场，还需要关税保护或美元贬值才能竞争。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也将下降，通货膨胀必然升温。对一个负债总额早已濒临爆表危机的经济体而言，通货膨胀导致利率上升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少数更激进的对华鹰派甚至主张全面发起金融战，把中国逐出全球美元支付系统。与上述极端主张一样疯狂的是，少数美国政客最近鼓吹向中国声讨天价赔偿，以弥补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无论美国政府以任何理由冻结中国政府与企业在美国的资产，或是切断与中国的金融往来，就是准战争行为，形同发动一场相互毁灭的金融核战，这样也会自毁美元霸权的长城。此举只会逼使中国壮士断腕，宁可牺牲巨大经济利益与承受金融震荡，也要用尽洪荒之力建立人民币货币圈与贸易圈。一旦美国出此下策，只会迫使中国全力推动本币贸易结算，加速推广人民币数字货币，扩大与各国双边换汇规模，人民银行也将不再以美元外汇储备作为货币发行准备。当美国也必须用人民币才能购买中国制造产品时，美国就很难继续靠长期维持巨额贸易顺差来弥补国内消费透支与储蓄不足。当中国不再扮演支撑美元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柱角色，必然动摇全球财富拥有者以美元资产作为价值储存工具之信心，美元霸权的终结将加速到来。也正因为如此，华尔街金融资本一定会全力阻挡这样的灾难发生。
眼下对于全球多边体制式微的悲观预期，都假定美国的领导角色是支撑当前全球多边体制不可或缺的关键，没有其他大国或多国集团可以替代这根支柱，这个假设未必符合实际。在过去三年里，所有国家都对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没有任何期待，各国都在设法如何在美国退出或甚至阻挠的情况下继续让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世贸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持续运作。在4月15日特朗普公开批评WHO并宣布暂停拨付资助经费后，在随后举行的G7首脑视讯峰会上特朗普完全孤立无援，所有六国领袖都表达对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
▍南南合作：美式全球化退潮后的新动向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暴发前，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陷入困境。过去几年，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必须修正的呼声此起彼伏，即使在意识形态极度保守的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所鼓吹的社会民主主义路线也得到新千禧年世代高度的支持。愈来愈多的社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重建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就必须让全球化服膺于包容性增长的目标，配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不能让全球化独惠跨国企业、金融资本或垄断数字平台的科技巨兽。展望未来这个改革方向，将因为这场大流行病而得到更强的推动力量。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本来就是对应逆全球化挑战的有效策略。这个策略有四个重要的抓手：第一，中国提供更多补充性与替代性国际公共服务产品，包括提供跨国信息、商务与金融基础设施，创建多边开发融资机构，以及在绿色农业、新能源、医疗卫生、智能化治理等领域的知识分享、技术支持与人才培育；第二，是通过政府主导的“区域+1”政策协商平台、官方投资基金的杠杆、指标性开发项目，教育与文化交流计划等机制深化南南合作；第三，协助发展中国家加速打造数字经济与网络社会，让个体、微型企业、中小企业、社会企业等都有机会直接参与全球经济分工；第四，建设跨区域运输、通信、能源、信息与支付系统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这四个抓手可以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激发潜在的经济增长动力，让经济融合覆盖更多的潜在收益群体。上述经济融合新路径可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也有助于世界经济走出新冠疫情导致的严重衰退。
(南南合作为增长动力的新型全球化蓄势待发)
“一带一路”倡议下启动的许多合作项目当然不免因为疫情冲击而延迟，有些项目融资安排可能需要进行务实调整，但整体而言，中国引领的深化南南经济合作在疫情消退后的复原动力将超过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速度，因为经济互补优势不变，经济增长潜力不变，网络经济的巨大赋能能量不变。
不过，在新冠病毒疫情消退后，中国开辟区域融合新路径的积极作为，以及中国作为广受发展中国家欢迎的新型国际公共服务产品提供者，必然会遭遇来自西方国家更险恶的阻力与更恶毒的攻击。在新冠病毒危机暴发前，西方政客与媒体已经对“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发展模式进行各种妖魔化的指控，并不断抛出“锐实力”“债务陷阱”“数字极权主义”等诬蔑性概念。这场新冠病毒危机对西方国家政治与知识精英的优越感与自信心打击太大，中国治理模式展现出来的相对优势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焦虑与挫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客与媒体必然掀起新一轮对中国的诋毁与攻讦，西方媒体与智库也会炒作全球化“去中国化”的议题，对于中国的海外合作项目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各种妖魔化的指控必然变本加厉。但是，他们无法阻挡中国引领的全球化新路径。这些新路径，并不依靠美国或西方主导的多边机构或区域贸易协议，也不必担心美国利用科技与网络封锁来阻扰，因为在所有关键领域中国都可以提供功能相当的平行系统。但要提防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非洲大陆制造动乱与内战。
深化南南合作的势头并未被病毒疫情打乱。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第一季虽然中国进出口总额下降，对欧盟与美国的进出口下降幅度最为明显，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仍增长3.2%，对东盟的进出口增长6.1%，而且东盟第一次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已经退居第三。此外，2020年第一季中欧班列共开行了1941列，同比增长15%，有力地保障了疫情时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4月下旬巴基斯坦政府宣布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全面复工，重大建设项目仍将如期完工。
从历史长河的视角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秩序进入剧烈重组阶段，过去认为牢不可破的结构开始全面松动，过去认为无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出现明显反转，所谓“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之轮廓日益清晰，有四重历史趋势同步出现转折：第一，在冷战结束后到达顶峰的单极霸权体系开始式微，美国的权力基础全面动摇、在各领域的支配能力下降，国际领导威信大幅衰落。第二，曾经被誉为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终点的自由民主体制走下神坛，西方政治体制治理失灵问题严峻，合法性基础动摇，历史回归政治文明多元并举的常态。第三，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的“超级全球化”失去动力，全球社会裂解与再融合力量交替涌现。更能满足包容性增长需求的，并以南南合作为增长动力的新型全球化模式蓄势待发。第四，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开始式微，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世界经济重心快速移向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始全面参与国际社会规则与标准制定。上述四重历史趋势的前进方向，不但没有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暴发而改变，反而会因为这场大疫而加快步伐。
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流行病更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带给世人真正的教训，并非全球化带来的卫生、社会与经济方面的风险，而是当前全球治理机制与共同体意识严重落后于经济全球化。真正的解药不是让经济全球化逆转，而是让全球健康与公共卫生互助机制赶快跟上，深刻体认全人类命运的祸福相依，克服狭隘的，但求自保的国家本位思维。中国可以先在亚洲建构公共卫生共同体以及更紧密的经济共同体，然后审时度势，既要做好应付最坏可能性的打算，也要把握好参与全球秩序改造的历史机遇。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0年第3期(6月刊)，原题为《全球化为什么不可逆——探索新冠病毒危机后的世界》，内容有所编删，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