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旨是讨论当代中国社会中官员的学历。但笔者深感孤立地看待它，不能发现问题，更不能理解问题的严重程度。于是，就有必要与历史进行比较。学历诞生于中国，学历的演化几乎就是半部中国制度史，其演进之路漫长曲折，步入历史“长巷”后，似与当下渐行渐远。对此，笔者只好搬出赫胥黎的一句话：“古代建筑师的惯例是经常把内殿设计成为庙宇最小的部分。”
▍官与科举
“官”的称呼产生于中国封建时代。孔颖达为《礼记》作疏：“官者管也。”管什么呢？商周国家机构有内服、外服之分。外服指诸侯、大夫，内服为宫廷人员。前者仅臣服于天子，断无帝制下官僚的属性。后者则颇具家臣性质。君主专制时代沿用“官”的称呼，却已注入新的内涵。君主专制下的“官”有别于封建之“官”的地方在于：领俸不封地，任命不世袭。这属性一脉相传达两千余年。故今人所熟悉的，非封建时代官的属性，而是君主专制下官的属性。
摆脱了世卿世禄制度后，春秋时代的君主从哪里招募其官员呢？这正是春秋战国这段历史的独一无二之处。71个封国裂变为140余国，再兼并为七国，必然导致社会的严重失序，乃至昔日贵族与庶民间的严格界限被冲决，众多卿大夫失去地位，跌入贵族的底层——士。与此同时，曾为贵族垄断的文化流入民间，一些优秀的平民子弟看到了跃升为士阶层的机会。士的属性不再是出身，而是本领，所谓“学习道艺者”。多国林立，给了士阶层流动的机会。跌落者与跃升者合成了人才的储库。而多国间优胜劣汰的残酷竞争，迫使国君寻找和礼待人才。《史记》中关于门客、舍人的丰富记载，透露着士阶层与君主间的相互需求。这中间最大的革命性变化是为官不必贵族出身。
秦始皇无疑改变了中国政治制度。但越是深入了解春秋战国所孕育的巨大革命性，就越会对秦始皇的开创性的看法有所保留。战国七雄的每个国家中，封建的因素都极大地消解。齐国君主就曾称帝。因而，秦始皇以郡县终结封建，以官僚任免代替世卿世禄，不过是将战国时代已趋常态的国内制度扩大到华夏的一统版图中。
秦代历史太短，其选官制度未及经受时间的检验。汉初反省秦之覆辙，得出一个教训：秦亡于对封建的否定。但汉初分封诱发了吴楚七国之乱，遂重归中央集权。汉改变秦代大量官职由军功获取的方式，而代之以重用儒生。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134年）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开始实行察举制。
其实，终结官职世袭之后，官员产生的最便利途径自然是推荐。春秋战国之际，官员、门客、舍人多是经由或显或隐的推荐而上岗的。有了稳定的大一统政权，汉代天子不过是将推荐制度化。汉代亦有“任子制”，即每个二千石以上的官僚有一个子弟享有做官的便利。但“在这一制度下，子弟仍不能世世承袭父祖官位，而仅仅是获得了一个起家的官职。”
推行察举制，以及对任子制的限定，说明统治者拒斥封建与世袭。而察举制的关键是，举主即推荐人的资格。举主是这一制度结构的支点。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新制度一旦建立，新一轮博弈就开始了。汉代察举中的举主是官员，官员们渐渐看清了制度的空隙。于是，官员们相互推荐亲属，官职渐渐被家族垄断，终于步入门阀时代。史学界素有门阀是“由贵而官”还是“由官而贵”之争，阎步克更倾向于后一看法。从博弈的逻辑看，“举主”资格演至“门阀”几乎是必然。
在这场博弈中，帝王以察举取代封建世袭。官僚们以其之道还治其身，凭借察举制将官职圈入其家族中。博弈的结果，帝王及其集权制几乎败北。中国历史也因此呈现出惊人的摇摆。东周以前，中国是封建制。自战国至秦代，中国从君主专制走向皇权帝国。从东汉至魏晋，门阀削弱了皇权，演变成宫崎市定所称的“贵族制”。
“与之对立的君权森然存在，不断地瓦解贵族制，致力于将它转变为纯粹的官僚制。实际上，正是君权的存在，使得贵族制只能停留于贵族制上。如果君权进一步衰落，那么，贵族制或许就会进一步发展为割据性的封建制度。当时的社会确实存在着朝封建制度转变的倾向。从三国到唐代，微弱却一直存续的封建食邑制，不正叙述着这方面的消息？”
皇权要维护自身，就要削弱地方势力。隋文帝平定天下后，取消了州县长官辟署属僚的权力，任用权收归中央。这就要求“中央吏部须要不断将大批有任官资格的人掌握在自己手中。”用人的压力迫使隋朝皇帝寻求新的选官途径，于是科举出场了。李世民接过科举制度，将其完善，要点是“投牒自荐”。就打击“举主-门阀”的逻辑而言，这是釜底抽薪。
事实上，科举未断贵族子弟的前程，而是达成了妥协。故而，宫崎说“科举制度堪称为贵族制度的安魂曲”。贵族子弟可以参加科举，挟经济文化上的优势，比平民子弟还略占优势。虽然他们仍占优势，但游戏规则已经大变。魏晋时代的门阀子弟完全是“拼爹”，现在出仕则要参加皇帝安排的考试。科举对贵族制是安魂曲，对中央集权制则是立命基石。从此，封建复辟之路断绝，官员与科举代代联姻。从对官位的占据来看，清代“科举家族”）比起东汉魏晋的门阀，绝对是小巫见大巫。这是皇权与贵族势力此消彼长之明证。
▍合法性
科举是帝制的基石。这样，在漫长的帝制历史中，并存着两种合法性：其一是皇权的合法性，来自血统；其二是官员的合法性，来自科举功名。两种合法性虽长期共存，在合法程度上则难以等量齐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司马迁借陈胜、项羽之口道出的这两句话，既是秦末中国人某种价值观的反映，还深刻地影响着代代国人。不错，皇家血统高贵，是昔时国人的一种价值观。但中国人对信念当真与否是存疑的。而皇权时时要靠武力捍卫，更透视出其合法性的脆弱。
相比之下，科举功名的合法性程度显然要高出一筹。从时间维度看，任凭王朝如何更迭，科举制贯穿了1300余年。就服膺程度论，它赢得了最大面积的拥护。顾颉刚说，它“既受拥护于人民，又不遭君主之干涉”。寒门子弟有了出路，拥护自不待言。而科举分明是皇权借以消除门阀垄断，贵族子弟偏偏也要跟风。清代旗人不考科举亦可做官，可是一些八旗子弟“因羡慕汉人的状元科第，便有人学着做（八股），曾经乾隆禁止过，但还有偷着做的，后来才开了禁”。
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有敕令：“进士策名，向来所重，由此从官，第一出身。”以后，这个观念深入人心，演变为清代人所说的“正途”。其实，当时从官的路径还有几种：军功、荫生（祖、父有功于国家，朝廷特命其子或孙为官）、捐纳，等等。为什么独独科举是正途呢？
张仲礼说：“‘异途’出身者……他们主要是先捐监生，然后捐得官职的。”“就是说，捐纳在形式上跟学历沾上了边儿，是从学历制度衍生出来的。”为何军功也不是正途？齐如山说，因为“军功有假的。统帅所保之人，自然有许多实在是有功劳的，但也有统帅的亲戚朋友下人等等，虽然未到战场，也可以夹杂保上……因有这种种情形，所以就被社会轻视了。”荫生中无学识者甚多，故被鄙视。可见，科举之所以是正途，首先在于国家如是看待。其次，民意认为科举是正途，相信其公正性。这正是科举入仕之合法性所在。
合法性是历史的，离不开传统。隋唐衔接魏晋南北朝，科举制上承九品官人制。统治了中国数百年的门阀炫耀的是什么？是品流。上品意味着其家族是清流，文化积淀深厚。垄断不是好东西，门阀终被历史淘汰。但魏晋时代文化成为时尚，却符合中国历史从武化朝着文化的走向，即地位利益不必尽靠武力定夺，大可借助文化安排。在国与国的冲突中，武力决定一切，北朝最终一统，即其证明。但国内政治不同于国际纷争，其内部保有一定秩序。先人崇尚文化绝非附庸风雅，而是对决定社会地位的文化因素的倚重。科举的出台是绝妙的选择。如同皇权对门阀贵族说：“你们不是强调品流嘛，进士的品流不高吗？”科举冲决了门阀，却继承着门阀贵族所倚重的东西——文化。文化决定地位，这一合法性是有来头的，科举进一步光大了它。
一个成色不足的合法性，借助一个成色十足的合法性，来提升自己的合法性，即皇权靠科举提升了自己的合法性。这很好理解：英雄不问出处，我为你们提供了晋升的机会，帮你们参与到这一公正的游戏中，这还不能证明我的合法性吗？因此，不少王朝建立伊始，就迅速开科取士，以此收揽人心，建立合法性。
功名直接造就了官员的合法性，科举间接地支持了皇权的合法性。科举在合法性上的贡献还不限于此。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皇权统领的官僚体系止于县一级。不错，讼事是要衙门解决的，但正如费孝通所说，中国传统社会是“无讼的社会”。讼事少，是因为多数矛盾和冲突由民间自行调解，必要的公益事务也多由民间自发操办。民间不能没有权威，没有众人服膺的协调者。科举功名在合法性上的另一贡献，就在于为地方、民间提供了有权威的领袖。秀才、少数的举人和退休的官员（亦是有功名者），共同构成了乡绅阶层。缺了具备合法性的领袖，民间的自治是不可想象的。
皇权行科举的主要目的是选拔官员。没有证据显示，皇权行科举有为地方上提供领袖的目的。因此可以说，地方领袖的产生是科举制的副产品。
▍效度
几乎自科举实行之日起，便有了效度的争论。科举实行了1300余年，效度的争论如影随形。甚至科举废除后，争论仍在持续，因为科举之后仍有其他考试，特别是当代的高考在一定程度上算是科举的继续。
效度就是有效性之高下。科举的效度是指它以何等准确度测量出一个考生做官的能力。科举成绩与做官能力越吻合，其效度越高。那么，科举有无效度，效度如何呢？
笔者的第一个评判是，考总比不考强。假若选拔官员考编故事，考下象棋，虽然这二者与做官能力相距甚远，但笔者认为，从概率上说，在编故事和下象棋的竞争中胜出者，在做官能力上要优于失败者。
但科举制一旦建立，应试学就产生了。它导致考生获取的是功名学历，而非真才实学，也就是说考试的效度每况愈下。不管是何种目的的考试，只要竞争激烈，效度必然降低。一流科学家常常不是当初自然学科的考试中分数最高的考生。诗文考试中的优胜者也很难成为诗人、文豪。相比之下，科举与官员素质的距离更大，因后者依赖社会活动和政务实践的历练。
深通政务者都明白：政务要在干中学，谁堪大任要在实干中考察。企图将此一设想制度化的是汉光武帝。《后汉书•和帝纪》云：“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试职期最长竟达十年。“‘授试以职’意谓对秀孝，举主应先委以一定职务，使之由此‘便习官事’，或由此检验其是否‘便习官事’，合格者方可举至中央。”“授试以职”是光武帝完善察举制的措施，它与察举病在同灶，即试职权的分配。若试职有升迁的机会，或试职本身就有甜头，“试职权”的竞争必将展开。这是光武帝乃至前科举时代未能解决的问题。试职或实习，比考试有效度，但不存在让太多的人去试职的可能性。让谁试职，似乎还要先来一次考试。
要追求公正——帝王要赢得众人支持以堵贵族的嘴，便不期然地趋向公正——就要先考，考试中的胜出者去试职。若求效度，就要期望这过程能早早选出年轻才俊，让他进入实干阶段。但因官职的诱惑太大，竞争一定激烈，于是胜出者多不年轻，乃至出现了“范进”。如果目标诱人，公正一定有损效度，这是必付的代价。
要保证效率——帝王们不可能罔顾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就要让一些人不在漫长的科举途中蹉跎岁月，而是早早进入政务，在干中历练。但如果众人都想进入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就是降低这职务的吸引力，令其地位低、报偿少。这职务就是吏。
清代衙门的运作系于三种角色：官、吏、师爷。据统计，清代官员总数大约2.7万，其中文官2万，武官7千。吏，亦称胥吏或文吏，大多不在编制，恐难统计翔实。除了州县，道、府、中央六部都有胥吏，只军机处除外。保守地估计，全国的胥吏应有百万之众。至于师爷的数量，笔者大致估算了一下，不考虑武官聘用的师爷，清代在岗师爷数量可能有2万人，与文职官员数量相当。
清代官场中的三种角色身后，是三种截然不同的准入机制。官员的正途是科举出身。朝廷要让士人归心，使社会安定，就要建立公正的入仕之途。而竞争的激烈，一定会导致考试效度锐减。这代价必须要付，因为收获的是人心和安定。科举胜出者中的一部分人，虽饱经科举“摧残”，日后仍能较快熟悉政务，甚至成为杰出的政治家。但毕竟有很多官员不通政务。社会管理不是儿戏，清代的官场凭借两个懂业务的低身份群体来辅佐官员。胥吏是世袭加上师徒制，师爷一行则有点市场机制的味道。官与吏的合作，存在先天性矛盾。胥吏是通业务的地头蛇，很可能蒙蔽欺骗不通业务、人地生疏的官员。而且，世袭技能毕竟不如市场选择中产生的技能效率高。于是官员带上从“师爷市场”中自选的帮手，一同上任。如此“三合一”的方式，解决了名份、权位、竞争、效度、专业能力、监督、制衡等一系列问题。当然，本节最强调的是对科举必然带来的低效度的克服。
▍废科举的系列后果
1905年废除科举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拐点。科举制是行之1300余年的国民定位的制度，也是人才流动的阶梯。就20世纪初叶而言，在为教育注入科学技术、生产生活的内容时，科举决定人们声誉与资格、或入仕或成为乡绅的功能似乎不必废除。一下子废除，择优之路骤断，不逞之徒暴增，社会无法适应。废除科举，引来了天翻地覆。
其一，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二者仅六年之隔。其实，当时皇权并无即刻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之必要。英国王权的退后，是因为社会已孕育出中产阶级，后者不甘心被剥夺、受压迫的地位。中国并无新阶级、新力量，废科举导致不逞之徒暴增。县试、乡试、会试三级科举的全部考生都断了前程。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是他们共同的遭遇，人生完全改换了路径。加入会党，拥抱新思潮，成为许多学子的选择。不能说这些选择皆不真诚，但如果科举尚在，很多学子是无暇接触会党与新思潮的，革命党便难以在短期内成气候。皇权与王朝是两个概念。皇权似乎命数未尽，但王朝更替每在二三百年间。如此多事之秋，中国人摊上的偏偏是异族王朝，种族情绪最易挑拨。如此情势下，不逞之徒们弃康梁、追孙文，几成定局。这样，在劫难逃的清王朝挟带着命数未尽的皇权制，一同退出历史舞台。废科举的“自宫”成了皇权退出的前奏。
其二，导致乡绅的灭绝。科举功名是乡绅的证书，是他们受人拥戴，成为乡村领袖的依据。科举不复存在，乡绅群体便终止了自身的再生产，不可持续了。科举不再实行，老乡绅的威信也会打些折扣。以前秀才群体的小部分人会参加乡试、会试，博取入仕门票；大部分人的目的则只为“保身家”，往低里说，有了功名可免劳役，进衙门不下跪，不受官府欺负，往高里说，在乡村有头有脸，乃至成为乡村领袖。这一机制停止运转，意味着乡村政治的角逐换了规则。其结果是，文化上有优势的人多离开乡村，到城市读书、谋职、找前途。乡村政治的角逐开始“武化”，凭势力、钱财，巧取豪夺。废除科举“破坏了久经考验的选拔优秀领导人的程序，代之以毫无章法可循的局面，以至谁能聚众作恶，谁就能上台”。一言以蔽之，废科举后，乡村领袖的真空被土豪劣绅占据。这一后果蚕食着民国的统治基础，催化了江山易主。因为中国乡村从来都是自治的，废除科举导致乡村秩序的败坏，为反对势力的动员做好了铺垫。
其三，废科举对其后三个时代中官员文化素质的影响。军阀时代，军头们的文化素质与前清官员相距甚远。国民政府在重建秩序后，文官的文化程度开始提升。但是国民政府并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选官制度。其原因之一是蒋介石从未真正地统一中国，传统帝王-现代元首的合法性转移尚未完成，蒋没有余力去致力于现代文官选拔制度的建设。历史给予他的机会仅在1928-1937年这十年间。第三个时代始于1949年。它所带来的政治秩序是蒋介石在大陆时从来不曾拥有的。
历代君主夺取天下后的第一要事是开科取士，同时抑制军功阶层。因为君王需要人才，而且畏惧权力被军功阶层分割。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谙熟，辛亥后的国家领袖中无人出其右，但他毅然选择了一条与传统决裂的革命道路。他企图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全社会皆没落腐朽，只有革命队伍是新人的判断下，毛只好由军功阶层全面占据政府职位，旧时代留下的全部文化人也要经过改造。但官僚队伍需不断补充，对此毛的选择对象是劳动模范。有些模范被一直推举到政治局。这一世所罕见的反传统之举，导致此时官僚群体的文化程度跌至谷底。从时间序列看，这是废除科举后50-70年间发生的事情。很难说废除科举与毛的干部选拔政策之间有因果关系，也很难说两者间毫无关联。
1978年的中国决策者面临着这样的局面：此前的政策失败危及党的合法性，朝野上下均期盼回归常态，军功入仕之路已告终结。一个颇为具体的问题必须面对：入仕的资格是什么？此后，官员文化程度的反弹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
▍从统计数字看官员学历的剧变
引自中组部编《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
引自中组部编《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
引自中组部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引自中组部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表1-表5呈现了中国干部学历的演化轨迹
自1995年开始，统计趋于细致。这表现在：其一，学历类别划分更细，特别是增添了研究生和大专生学历；其二，学历上有了干部的分层统计，这样，统计中既有全国干部学历的总体情况，也有省地县三级干部学历的情况，极大地便利了人们全面、具体地了解我国干部的学历。1999年出版的《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及200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向社会呈现了上述翔实的统计数字。关于1998年以后干部学历的统计数字，笔者更愿意用以分析比较的是干部总体、省地县领导班子成员的历年学历，无奈没法找到，唯一能够找到的是各届中共中央委员的学历。
笔者以为，使用省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学历来分析，强过中央委员。因为最高级别的官员的代表性其实偏弱，而且省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学历具有更大的匿名性，这是研究者所追求的。笔者经过自己的计算，绘制出表5、表6，并在其后列出1995-2010年我国研究生毕业生数量统计，以期同干部学历构成一种参照关系。
对以上统计数字的分析，自然见仁见智。它们给笔者的突出印象有三：
第一，1995-2010年研究生毕业生的数量从3.19万增加到38.36万，其中博士毕业生从4641人增至48987人，增长分别达到12倍、10.6倍。而1995年省级领导班子成员中研究生学历占10.6%（见表4），而2013年中央委员中的研究生学历占69.3%（见表5），是1995年的6.5倍。这种比法是蹩脚的。前者是绝对数的增长，后者是比例的增长，二者不同质。后者若增长10倍，中央委员中研究生学历的比重就超过百分之百了。此一对比只是显示两者的同步增长。其间有着怎样的互动是耐人寻味的。
第二，第18届中央委员中研究生、大学、大专学历分别占69.3%、22.5%、4.4%，即大专以上学历占96.2%，大学以上学历占91.8%，研究生学历者近七成，基本都是高学历。
第三，51%的第18届中央委员的个人最高学历是从“在职教育”和“党校学习”中获取的。在全部第18届中央委员的研究生学历中，近三分之二（65.5%）是从“在职教育”和“党校学习”中获取的。准确地说，23.9%的中央委员拥有全日制的研究生学历，45.4%拥有“在职”和“党校”的研究生学历。前一比例（23.9%）绝不算低，后一比例（45.4%）则堪称惊人。
▍对今日官员学历的思考
官僚群体学历的暴涨，折射出当事者们深切地意识到自身合法性的问题，环顾各国，认为还是效仿古代科举功名最易行。但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权威的合法性遭遇极大的挑战。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社会中并行着皇权与科举功名这两种合法性。古代帝王刻意赐予科举功名者极大的荣誉。但他自己不会去博取科场功名，因为他最清楚皇权与官职间的天堑之隔，深谙科举功名无力为最高权力增添合法性。
在历史演化中，官僚系统的变故其实有限，皇权经历的却是江山易主与朝代更迭。传统社会中，国家最高权力被皇家垄断。现代国家中最高权力已成动态，随着权柄从皇权向现代政府的转移，这一层次上的合法性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但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于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认识可能由此产生，即官员资格的充分具备，比如他们统统具备博士学历，会增添政府的合法性。但这是本末倒置。事实刚好相反，现代政府合法性的解决，常常导致官员学历资格的放宽。
高学历不是政府合法性的根据，甚至它对官员地位的托举作用也今不如昔。原因是教育的大众化。清王朝统治了268年，会试每三年一次，为鼓励举子借种种缘由增加了若干次，故清代共有会试112科，共授予进士（做官之必然资格）26391人，平均每年将近100名进士。这数量稍稍大于现今每年各省文理两科高考状元的数目。2010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48987个，一年的数量是整个清代进士数量的1.85倍。博士学位泛滥到这种地步，怎么可能会拥有昔日进士的荣耀呢。
今日博士不及旧日进士稀少，故其含金量不及后者，但获取博士学位仍需天资加勤奋。全天候三年以上的学习能完成博士论文尚且艰难，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更不可思议。挑剔一位官员无博士学位，只能显出挑剔者自身的弱智，但质疑一位官员的学历成色，却无可厚非。清代入仕路径不一，而科举入仕被称为“正途”，是因为军功、捐纳、任子等路径不过硬。官员学历不过硬也罢，愚不可及的是在企图证明自身的过程中完成了证伪。此风泛滥，将严重打击整个官僚系统的合法性。
教育在近现代社会中先于大众化发生的是“输出”之途的变迁。古代中国社会中官学一体。除了做教师从事知识人再生产，做官几乎是教育的唯一“出口”。近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迁，导致教育功能的多样化。大致来说，单一“出口”已演变为三大出路：政府、学术、工商。其实，三个领域都不必以博士、硕士学位为门槛，完全可让大学毕业生在实干中学习。但是岗位竞争导致学历看涨，各领域中好职位对学历的要求都同样地升高。学术职业对高学历的要求，可能负作用最小，因为攻读博士与学术工作的相似性最大。与之相比，官场的高学历要求，负作用最大，因为所学与所做关系最弱。可是依照中国的传统教育观，功名最高者入仕，使得人们往往认为，官员的学历也该很高。
入门标准的升高，足以造成官场崇尚高学历之风。促使官场追求高学历的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在职官员对学历的追求，读“在职研究生”是他们与学校的共谋行为。这种行为既是为自己贴金，也增添了晋升的筹码。学历成了晋升筹码，将学历的作用发挥到荒诞的地步。入仕后的实际工作表现，才是对官员能力与工作态度最真实、最直接的检验与衡量。清代进士功名是进入官场的充要条件，但此后的晋升是不看早年功名的。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都能被委以重任，有清一代的进士又有几人在“立功”上超越这位举人？
前文说过，清代官僚系统是“三位一体”的，衙门运作离不开官员、师爷、胥吏。公正但也日趋严酷的竞争导致科举的效度降低，故进士入仕时多不通政务。此一缺憾要靠精通业务的师爷和胥吏去弥补。在今天的官场中，官员几乎统统是高学历的持有者。没有了第二、三种角色的弥补，官员的全日制学历越高，滞留在学校的时间越长，意味着他越发不谙世事，不通政务。
人一生中在学习上只有一个黄金期，大约是16-30岁。过了这时段，学习效果与时俱下。如果一个人的黄金期完全在校园中度过，作为官员，他的履历绝非最佳。一个优秀官员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善于体察人心民意；有合作能力，能与上司、同僚、下属建立良好关系；有协调能力，善于解决冲突、纠纷；有意志力，能承受压力，荣辱不惊；有应急能力，刚毅果敢，当断则断。这些素质绝非校园书斋所能育成，要在接触方方面面的人士，打理形形色色的事务中练就。故一个官员的最好履历是22岁（大学毕业时）进入基层，从办事员做起，一路晋升上去。若一直读完博士才从政，意味着很晚才进入社会，那是极大的耽搁，将延误和抑制个人性格与情商的发育。
综上所述，一方面，官员学历注水之风将败坏官僚群体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若官员中大面积的高学历属实，又会弱化他们的实践能力。一言以蔽之，官场高学历的趋势不是好事情。入门标准与晋升规则是官员追求高学历的成因。要遏制此风，除了大学要严格管理学历发放，重点是官场要改换晋升规则。笔者曾听到一位中级官员感言：我真不想混这个在职学位，是领导要求啊！改革晋升机制的关键，是搞明白什么是官员的好履历。如果基层经历被视为晋升的重要筹码，一味追求高学历的风气将迅速扭转。
笔者深感当今中国教育的一大病因是“学历竞赛”，而抑制病因的关键在于用人方。当今众多学子都想当公务员，目光瞄着官场。如果官场进入资格与晋升尺度改变，轻高级学历，重基层履历，必将改变他们的求学方式与就读年期。如果从官场到公司，招聘人才时都不再迷信学历，对“学历竞赛”将是釜底抽薪。这对官场与学子，对公司与社会，都是共赢，何乐而不为？
本文原载《战略与管理》2013年第3/4期合编本，原标题为“官僚的学历”。篇幅所限，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