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楚炎 | 中央民族大学
【导读】 俗语有言：“小小赘婿，也能东山再起。”赘婿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意味。近期， 影 视剧 《赘婿》热播，曾被视为“亚文化”的赘婿文学也引发关注。在世人眼中，“赘婿”这一身份可能难以启齿，但赘婿翻身的欲望却是需要宣泄的。这些赘婿既担负着传统的歧视和冷遇，也纠结于现实社会所透射的非议和偏见。为什么赘婿会成为异数？本文从文学表达切入，分析了赘婿出入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某些特征。作者指出， 明清通俗小说有大量关于入赘的描写，也刻画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赘婿形象。 世俗对于赘婿的歧见，赘婿对于妻家财产的隐秘欲望， 以及赘婿身份的诡异莫名，这些纠合在一处，使得赘婿从现实社会中的异数，变为了小说中真正的异类。 而对于小说情节来说，“赘婿”也由此拥有两种能营造悬疑感的特技: 故事预告和情节变幻，暗示了肯定会发生的精彩故事，但如何精彩则没有固定模式， 只有细细读下去才能获知。 作为家庭里最熟悉的“陌生人”，赘婿为何构成了明清社会的恐惧来源？且看作者分解。
本文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14年第3期，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论明清通俗小说中的赘婿形象及其情节功能
▍世俗生活中的异数
“入赘”是男子“嫁”入女方，成为女方家庭中一员的特殊婚姻形式，又可称为“赘婚” “赘婿婚”“入舍”“招养婚”“倒插门”等，而“入赘”的男子则被称为“赘婿”或“养婿”。
入赘产生的历史相当悠久，如论者所说，“‘赘婿婚’乃母权制时代之产物，盖女性为当时氏族之中心，势必娶其夫于他族，而男子则不得不嫁于妻家。与入赘在婚姻方式中的特殊地位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赘婿在社会中的尴尬处境: 有关赘婿的文字记载多显现出对于赘婿的歧视。可以说，赘婿是意义最为纯粹的弱势群体: 不仅数量少，而且饱受各种欺凌，乃至是人身毁灭。
图为入赘婚的迎亲习俗“跪瓦片”
早在战国之际，齐王就将赘婿充军，并充当战场上的炮灰; 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遗戍”; 到了汉代，不仅“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发天下七科谪”的七类人中，“赘婿”也赫然在列，并且仅仅排在“吏有罪”和“亡命”之后，高居第三。
对于赘婿为何成为世俗生活中的异数并要受到这样严重的歧视，历代的许多学者都提供了自己的解释。贾谊认为“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将入赘视为商鞅变法后遗弃礼义仁恩、变异风俗的奇怪产物。
而颜师古则提到两种可能性，其一为赘婿是多余出来的人，“谓之赘婿者，言其不当出在妻家，亦犹人身体之有肬赘，非应所有也”，不仅是妻家的赘疣，同时也是社会的闲杂，因此才倍受贱视; 其二是赘婿是因为自家财用不足而进行的抵押，“赘，质也，家贫无有聘财，以身为质也”，相当于卖身于妻家，其性质接近于同样是自卖其身，并被视为贱民的奴婢。
清人钱大昕显然是倾向于后一种可能，“赘子犹今之典身立有年限取赎者，去奴婢仅一间耳。秦人子壮出赘，谓其父子不相顾，惟利是嗜，捐弃骨肉，降为奴婢而不耻也。其赘而不赎，主家以女匹之，则谓之赘婿，故当时贱之。”
对于赘子是否等就是同于赘婿，并且真的和奴婢相去无几，学界尚有不同的意见, 但作为一种观念性的存在，入赘在人们的意识中往往和“卖身为奴”相联系，却是不争的事实。从某种程度说婚姻的目的是就为了满足男女双方的需要，可以视为一种基于平等原则的利益交换。而在“利益交换”这一点上，入赘体现得尤为明显。“入赘”的女子一方通常在财力上处于强势地位，在婚姻中，他们付出的是金钱，得到的则不仅是男子个人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其延续女方子嗣宗族的承诺和能力。
但问题由此而来，赘婿成为了妻家宗族的延续者，这就意味着他们同时也放弃和背叛对于自己长辈以及宗族的应有责任。而考虑到在这一过程中，“钱财”是诱发背叛的决定性因素，赘婿也就更容易为此承担各种骂名和指责。中国古代的婚姻原本就有漠视情感的倾向，在这一类的婚姻中，由于利益交换的色彩过于明显，因此无论当事人的原始动机是怎样的， “家财”都是足以遮蔽其他的因素，既成为别人眼中入赘的全部目的所在，也成为了赘婿最易受到攻击的软肋。
实际上，赘婿之所以被人贱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其对于整个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威胁和破坏。对于中国古代社会而言，宗法血缘是维系整个社会秩序以及伦理道德的纽带和基础。这意味着不仅整个家族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由于家族的宗法结构和整个国家的政体结构具有一致性，即所谓的家国同构，宗法血缘也进一步成为整个宗法社会的基本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儒家学说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宗法血缘的关系， “一方面，他们明确主张血缘亲情是构成人的整体性存在的惟一本原”，另一方面又将基于宗法血缘 的“孝”作为“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之一”, 而其他一些重要的伦理观念，例如“忠”，也在“孝”的基础上延伸出来。因此，家族关系、社会秩序以及伦理道德，所有的一切都依靠于宗法血缘关系才能建立以及维系。
而赘婿的出现对于这一切来说都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在通常情况下， “赘婿”不仅居住在女方的家中，照顾女方的家业和长辈，也担负了妻子家族宗祀延续的职责: 他们要将自己的姓氏改成妻子的姓氏，或是让自己的子女跟随母姓，以承续妻家的宗族。元人孔克齐所撰的《至正直记》中则有一条名为“赘婿俗谚”: “人家赘婿，俗谚有云: ‘三不了事件’。使子不奉父母，妇不事舅姑，一也; 以疎为亲，以亲为疎，二也; 子强婿弱，必求归宗， 或子弱婿强，必贻后患，三也。”孔克齐自己便曾做过赘婿，这一番亲身说法较之旁人无疑更具价值。
当对于宗法血缘的注重已成为一种文化共识之后，在普通民众看来，赘婿不仅舍弃了延续自身亲族血缘的家族义务，而且也动摇和变乱了妻族的血缘关系，甚至还使得原本以亲族血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处于动荡和混乱的状态，并进一步影响了原本的宗族承祀和财产继承，为更严重的家族乃至社会的冲突和危机埋下了隐患。与此同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一系列伦理道德当然就更无从谈起。在这种重血缘的文化视域里，赘婿是充满了令人不安的存在物: 倘或入赘之风盛行，那么整个社会必将陷入混沌和紊乱。
正是因为如此，在明人郎瑛的口中，则直接将赘婿斥做“甚为非礼”, 从这个角度看来，作为一种母系社会婚姻形态的遗留，在以夫权、父权为核心构筑起来的父系社会中，即便“入赘”没有伤害到任何人的实际利益，它仍然会被大众所歧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 “赘婿”在近古以来的社会中仍然饱受歧视，但他们总算摆脱了被国家集体征发、大规模毁灭的危险，虽然“赘婿”在很多人的意识中和奴婢相去无几，可他们并没有被列入“倡优隶卒”之类的贱民名单，在社会权利方面受到种种限制。这似乎可以视为“赘婿”的地位 渐渐有所提升的一个潜在标志。
论者也多看到了元代以后赘婿地位有所上升的事实，例如便有论者从“法律关注的增多和制度的规范”的角度着眼，认为“赘婿在法律上的地位稳定下来，其权利也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但不管赘婿在制度和法律层面的地位如何提高，在时人的意识中，对于赘婿的种种偏见却从未改变甚至是减弱过。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偏见往往纠集在一起，用人们的眼光烙在现实中的赘婿身上，成为他们一辈子也难以磨灭的印记。
颇具意味的是，在明清通俗小说中，保留了大量有关入赘的描写，同时也出现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赘婿形象。这些“赘婿”正处在现实地位有所提升，但骂名依旧的特殊历史境地中，既担负了千百年来的歧视和冷遇，同时也纠结着现实社会所透射的非议和偏见，可作为一种文学化的表达，它们又出入于真实与虚构之间，体现了超越固有观念和社会准则的某种潜力。
▍隐秘莫测的欲望
与赘婿自古以来所受到的歧视相对应，小说中的赘婿常常被塑造成带有明显贬义的形象，《醒世恒言》的《张廷秀逃生救父》一篇里，王员外招赘的女婿赵昂为人“奸狡险恶”; 在《拍案惊奇》的《占家财狠婿妒侄，廷亲脉孝女藏儿》中，名叫张郎的赘婿也“极是贪小好利刻剥之人”; 《合锦回文传》中的赖本初更是一个忘恩负义、趋炎附势、性情奸险的小人;《风流悟》之《百花庵双尼私获隽，孤注汉得子更成名》中的张同人即便后来改过自新，但在入赘之初，却也是惯于胡作非为，“竟同一班无赖，偷婆娘，斗叶子，嫖赌起来”。
在这些赘婿身上，包括“贪财”在内， “刻薄”“狡诈”“奸险”“嗜赌”“好色”等小说中常见的负面性格也集中体现出来，似乎“赘婿”一词有凝聚所有的贬义性格特征，进而成为一种意蕴丰富，同时又维度单一的典型负面形象的趋势。
实际上，虽然在这些人物身上体现了这样的趋势，可类似的结果却并未形成，“刻薄” “狡诈”“奸险”“好色”之类的性格特征只在这些人物身上浮光掠影似的出现，并没有在其他赘婿身上大规模翻录，或是在某几个赘婿身上有集中而细致的刻画。这也就导致了上面提到的这几种特征并没有成为小说中赘婿的显著标志，或是他们的性格代码。
如上所论，正如同“钱财”容易被世人看作是入赘者的全部目的所在，因此对于“钱财”的关注往往遮蔽了其他的因素一样，对于小说中的赘婿来说，其他的性格特征也都被遮蔽或淡化，而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赘婿身上、无论如何也抹杀不去的则是“贪财”。
在《张廷秀逃生救父》中，赵昂“见王员外没有儿子，以为自己是个赘婿，这家私恰像木膀上刻定是他承受，家业再无人统核的了”，正是对王员外家财的觊觎，成为了赵昂在小说中所有行为的原动力。他无所不用其极，处心积虑要将张廷秀一家置于死地，其目的便在于抢夺王氏的家产，实现自己在“钱财”上的野心。从这一角度看，赵昂的“奸狡险恶”，只是为了更好地实施那些恶毒手段的帮凶，而端坐在幕后指挥的，正是他性格中的那份对于钱财的贪婪。
《占家财狠婿妒侄，廷亲脉孝女藏儿》中的张郎也是如此，他在打定主意要入赘到刘家时，便潜藏着对于家产的希冀， “只因刘员外家富无子，他起心央媒，入舍为婿。便道这家私久后多是他的了，好不夸张得意! ”而此后张郎挑拨刘家叔侄不和，并且欲图暗算怀有刘员外之子的小梅，也都是基于这一目的。这篇小说演绎赘婿、侄子、儿子三者在家庭财产上的角力，而身为赘婿的张郎不仅是其中最强有力的一方，也是三者中对于金钱的欲望最为强烈的一个。
对于赘婿的贪财，以及由此在家庭内部掀起的波澜，《醒世恒言》中的这首《赘婿诗》 说得异常分明:
“人家赘婿一何痴! 异种如何绍本枝?
二老未曾沽孝养，一心只想夺家私。
愁深祗为防甥舅，积恨兼之妒小姨。
半子虚名空受气，不如安命没孩儿。”
在这样的观照下，“夺家私”在某种程度似乎已成为了赘婿的本务: 赘婿的性格可以千奇百怪，但对于妻家财产的贪恋则是恒久不变的特质。
但有趣的是，小说中除了赵昂、张郎等极度“贪财”的赘婿之外，还有在财产面前毫不动心的一类赘婿，这类赘婿的存在又仿佛是提供了反例，用来颠覆对于赘婿“贪财”的指控。
在《醒世恒言》的《张孝基陈留认舅》里，身为赘婿的张孝基不仅“相貌魁梧，人物济楚，深通今古，广读诗书”，而且对于妻家的财产丝毫没有觊觎之心。非但如此，他还兢兢业业、克勤克俭替妻家营运家产，并竭心尽力帮助妻子的兄长过迁浪子回头。张孝基的岳父临终前明确留下遗言，将所有的财产都赠于张孝基，可在过迁改邪归正之后，张孝基便将所有的家产都还给了过迁，自己则分文不取地离开了过家，以致乡邻亲戚都感叹道: “张君高义，千古所无! ”
在此方面足以与张孝基媲美的还有《枕上晨钟》里的钟卓然。钟卓然“不但才高，亦且为人豪旷磊落,刚直不谀”，入赘富珩家之后，也从不在家产上用心思。与张郎欲图暗害有孕在身的小梅，以此减少争夺家产的对手截然相反，钟卓然见岳父富珩年老无子，甚至力劝其纳妾生子、继承富氏的家业。
张孝基、钟卓然等小说中极力夸奖的正面人物，在对待妻家财产的态度上，与赵昂、张郎等“赘婿”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这些赘婿的实际表现怎样， “财产”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也是旁人观照他们时最重要的参照。
《张孝基陈留认舅》里最引人注目之处，便是张孝基对于妻家的财产毫无贪念，这让张孝基的乡邻亲戚十分感佩。可对于张孝基“高义”，在开始的时候，这些乡邻亲戚并不相信。在小说中，当张孝基的岳父在临终之际要把家产都交给张孝基，并请众位乡邻亲戚做个见证， “此时众人疑是张孝基见识” ，都不开口说话; 而在张孝基夫妇坚辞之后，虽然 “众人见他夫妻说话出于至诚” ，但这些人心中的疑虑并未打消; 直到张孝基找回了过迁， 并将财产全部交还给他之时，“众人到此，方知昔年张孝基苦辞不受，乃是真情”，因此才称叹不已。
在“贪财”上面，钟卓然也同样经受了一番类似的误解。为了挑拨富珩和钟卓然之间的翁婿关系，富家的保姆邢氏处心积虑要在富珩面前中伤钟卓然，而首先想到的口实就是谋夺家产，邢氏声称钟卓然夫妇经常把家中的衣服首饰搬运出去，并且私下里用富家的钱财为自己买办田地和房产。面对这些无中生有的谗言，富珩素来信赖钟卓然，却也不禁半信半疑。
由此可见，虽然身为赘婿的张孝基和钟卓然对于钱财绝不动心，可因为贪财而产生的疑雾却经常弥漫在他们的周围。换而言之，即便作为个体赘婿的张孝基和钟卓然能最终赢得千古高义的赞誉，可针对赘婿群体的“贪财”的疑窦和指责却从未消逝。
值得注意的是，在《张孝基陈留认舅》的本事中，张孝基是“娶同里富人女”, 既然是 “娶”，则说明本事中的张孝基并非赘婿。而《醒世恒言》有意将张孝基设置为赘婿，则是因为在一般人看来，赘婿天然地要贪恋妻家的财产，而其他类型的女婿则没有这样明显而强烈的目的。作者运用这一微小的改动，正是要借助赘婿的集体评价与张孝基个人品行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最大程度地挖掘故事的潜力，从而产生足以让读者啧啧称奇的 效果。
因此，《枕上晨钟》中的这句话便显得别具意味，当叙及钟卓然时文中有道: “虽是赘婿，却没有一毫觊觎丈人家资的心。也就是说，钟卓然只是赘婿中的异数，而不是典型的赘婿，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张孝基和钟卓然的存在为小说中赘婿的“贪财”提供了反例，不如说他们是赘婿“贪财”的旁证更为合适。
对于一众事不关己的亲戚乡邻来说，别人家的赘婿“贪财”与否，或许只是茶余饭后可以津津乐道的谈资。但对有男子入赘的女方而言，那些对家庭财产怀有莫测隐秘目的的赘婿，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但实际上，隐秘莫测的不仅是这些赘婿的目的，更是他们的真实身份。
▍诡异莫名的身份
在《二刻拍案惊奇》之《权学士权认远乡姑，白孺人白嫁亲生女》中，白氏的女儿自幼许配给兄长的儿子留哥，十几年过去了，一向音信全无的留哥忽然带着信物来到白氏的面前，白氏将其招赘为婿。但在婚后，才得知女婿并非留哥，而是权次卿冒名前来成婚的。与之类似的是《都是幻》的《写真幻》，燕如鸾的女儿自小和花上林有婚姻之约，失散多年后，花上林找上门来，燕如鸾大喜，将他招赘为女婿。可后来燕如鸾方才得知，自己的这个女婿并不是花上林，真实姓名应是池苑花。
在这两篇小说里，都出现了冒名顶替的赘婿，不管他们的真实目的如何，仅仅是身份的虚幻莫名，就已经足够让女方一家惊惧。值得庆幸的是，这两个赘婿的身份虽然都经过一番伪造，可他们并无恶意，而且权次卿官拜翰林编修，是位学士，池苑花绘画技艺出众， 后来也官居吏部主事。女方的错误招赘只是一场虚惊，非但没有造成错误的后果，还误打误撞，得到了两位足以光耀门楣的佳婿。但在其他的小说中，则全然不是如此。
在《警世通言》的《旌阳宫铁树镇妖》里，长沙府剌史贾玉家有一个极有姿色的女儿， 招赘到了一个“礼貌谦恭，丰姿美丽，琴棋书画，件件皆能，弓矢干戈，般般惯熟”的女婿， 并生下了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贾玉大喜道：“吾得佳婿矣!” 但贾玉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这位佳婿竟然并非人类，而是蛟精。以至那三个孙子亦都是蛟精，就连他的女儿因为与蛟精有染，也险些变幻成蛟蛇而被诛杀。
这与《西游记》里的故事差相仿佛：高太公替三女儿翠兰招了一个“勤谨”的女婿， “耕田耙地，不用牛具，收割田禾，不用刀仗”，原本相当满意，不料这女婿竟然是个猪精，不仅把高太公家的“家业田产之类，不上半年，就吃个干净”，而且“又把那翠兰小女，关在后宅子里，一发半年也不曾见面，更不知死活如何。
看似是处处让人满意的佳婿，实则是毁灭整个家庭的妖精，在如此悬殊的身份逆转之间，读者体会到的不仅是情节的巨幅落差，更是对于赘婿的深切惧意。如果说这两部都是神魔小说，并不足以代表小说中赘婿的现实情状，那下面这些例子应当更有说服力。
在《水浒传》中，段太公为女儿段三娘招赘到了一个名为李大郎的女婿，并且据人推算，这位女婿八字极好，“日后贵不可言”。可就在成婚的当晚，当段三娘和李大郎还在房中缠绵的时候，段三娘的哥哥便在外面大喊: “妹子三娘快起来! 你床上招了个祸胎也!” 却原来李大郎的真实姓名叫王庆，是被官府行文追捕的杀人凶犯。此时官府已得到消息，正派出官兵前来捉拿王庆以及段氏一家。
在《归莲梦》中，身为继母的焦氏为女儿崔香雪招赘了一个饶有资财，而且年少英俊的女婿李相公。但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是，这位自称李相公的赘婿不仅是个女性，还是个起兵造反，被朝廷通缉的叛寇。
与白氏、燕如鸾错招女婿的乍惊还喜不同，段家和崔家都因为身份诡秘的赘婿而付出了代价。《归莲梦》里，在得到捕快的密报后， “县官添了公差，立刻抄捉” ，崔家人等并不得知， “忽然前后门都把住了，公差打进门见一个、索一个，崔氏一家扰乱，并四邻俱捉过来”。
而《水浒传》中的段氏家族结局更为凄惨，为了不被官府捉拿，一家人都跟随王庆入草为寇。王庆自称楚王之后，虽然立段三娘为妃，段家一众人等也都尽享荣华，似乎应了 “日后贵不可言”的预测，可随着王庆的覆灭，段氏家族的富贵也烟消云散，并且满门上下都被抄斩。
不只是段氏一家由于错误的招赘而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类似的情节在《水浒传》征讨三大寇的相关故事中还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田虎的国舅邬梨为自己的义女招到了一个名为全羽的赘婿，方腊也将金芝公主招赘柯引为驸马。可实际上，全羽、柯引都是化名， 他们的真实身份分别是梁山好汉张清和柴进，而田虎和方腊最终的失败，也正是拜这两个赘婿所赐。
如果说那些贪恋财产的赘婿给女方家族带来的只是混乱和争吵而已，那这些来路不明的赘婿所馈送的聘礼却是对于整个家族的倾覆。事实上，从目的不明的赘婿，到身份不确的赘婿，两者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当女方家族对赘婿是否垂涎于自家财产惊疑不定的时候，这种惊惧和怀疑不会始终局限在目的的层面上，而势必很快会蔓延到赘婿的其他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赘婿的身份。
而在身份方面，赘婿天生就有被怀疑的理由。和其他娶妻回家的男子不同，赘婿是 “嫁”入女方，这也就意味着，女婿的家族、身世都很难得到妻子一方的有效检验，这是赘婿身份难以确认的现实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从血缘关系上说，赘婿与妻族无关，可他们却要作为家庭成员和女方的亲族一起生活，他们是突兀的外来者，是骤然闯入家庭内部的陌生人，家庭成员对于外来者和陌生人的集体戒备和敌意，从心理上造成了赘婿身份的异常诡秘。
因此，世俗对于赘婿的歧见，赘婿对于妻家财产的隐秘欲望，以及赘婿身份的诡异莫名，这些纠合在一处，足以使得赘婿从现实社会中的异数，变成小说中真正的异类———不仅是异于同样身为女婿的其他人，还有可能根本就异于人类，成为某种令人畏惧的精怪。最终变成蛟精或是猪精的赘婿，看似只是神魔小说中荒诞不经的两个特例，其实正可看作对于所有赘婿的一种普遍的暗喻。正如高太公曾感叹到的“只这一个怪女婿，也被他磨慌了”，就女方家族而言，赘婿不是现实的劳力或是延续后嗣的希望，而是对于他们心理情感、家庭财产甚至是家族命运的折磨和威胁。
对于女方家庭来说，赘婿是令人不安、让人畏惧的，可从小说的角度来看，赘婿却成为了一种极为特殊的人物类别，虽然整体看来，赘婿本身所蕴含的性格特征并没有那么丰富，但赘婿身上所具有的这种不安和畏惧感却使得他们极具情节的张力。
正如赘婿蓦然闯入家庭内部会带来疑惑一样，当小说中出现赘婿的时候，这种疑惑也会同时出现在读者的心里，和女方家庭对于赘婿的疑惑会转化成恐惧不同，基于迫切了解赘婿真实目的以及身份的冲动，读者对于赘婿的疑惑会形成一种悬疑感。最为奇妙的是， 如前所论，令人畏惧的赘婿并非只会做出让人惊怖的事情，他们固然会象赵昂、张郎一样谋夺家产，却也会如张孝基和钟卓然一般在万贯家财面前毫不动心; 他们确实有可能有导致女方家族整个覆灭的魔力，例如王庆和张清，却也能通过自己的能力以及官职光耀门庭，诸如权次卿和池苑花。
也就是说，赘婿在故事中的出现，通常都预示着小说会一定发生某些让人称奇的事情，可这些事情究竟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却并不一定。因此，“赘婿”所产生的悬疑感就来源于它拥有的这两种特技：故事预告和情节变幻，暗示了肯定会发生的精彩故事，但故事如何精彩则没有固定的模式，只有细细读下去才能获知。就读者而言，赘婿既是熟悉的， 也是陌生的，他们是熟悉的陌生者。
▍熟悉的陌生者
赘婿在现实中饱受歧视，在小说中则变成真正的“异类”，这与另一类人物形象“监生”极为类似。在现实社会中被视为科举异途的监生，在小说中往往被塑造成为才疏学浅与贪财好色的典型，他们也是世人以及读者眼中的异类。
有趣的是，小说里还会出现赘婿和监生这两大异类的合体。例如此前所说的赵昂，就曾由岳父纳粟入监，成了一名监生。《古今小说》之《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莫稽也既是赘婿，又是太学生。
当“赘婿”和“监生”这两种往往令人不屑的身份同时集聚于某个小说人物一身的时候，似乎是小说作者在用一种重复或强调的方式表达对于这一人物的态度。而更重要的是，赘婿和监生的合流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角度，用来探讨这两种身份对于人物塑造的不同作用。
如果从这样的视角着眼，会发现在这两部小说中，“监生”只是一个性格的标签，而真正植入内里，并深深地影响到人物整个行为方式的，则是“赘婿”。
如前所论，赵昂之所以要殚精竭虑地谋害张廷秀一家，正是因为基于赘婿的地位，对于王员外家财的觊觎，是赵昂所有行为的原动力，他“摆布了张权，赶逐了廷秀，还要算计死了玉姐”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独吞家业”。相对说来，赵昂身上的监生因素体现得并没有那么明显，除了 “把书本撇开，穿着一套阔服，终日在街坊摇摆” 可以算是对于其监生身份的一个照应之外，监生几乎没有参与对于人物行为的推进。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一篇也是如此，莫稽应该是“太学生”，可在旁人的口中，他仍然只是“莫秀才” 。与此相对应，整篇小说也与莫稽的监生身份没有太多关系，而是围绕赘婿依次展开。可以说，莫稽的两番入赘是最为关键的环节，而小说也在不停地指出这一点， 莫稽先后入赘金老大家以及许德厚家，“女婿”或“婿”简直成了莫稽的代称:
金老大备下盛席，教女婿请他同学会友饮酒。癞子径奔席上，拣好酒好食只顾吃，口里叫道: “快教侄婿夫妻来拜见叔公! ” 金老大无可奈何，只得再三央告道: “今日是我女婿请客，不干我事! ” 金老大见了女婿，自觉出丑，满面含羞…… 将到丈人家里，只见街坊上一群小儿争先来看，指道: “金团头家女婿做了官也。”
是夜，转运司铺毡结彩，大吹大擂，等候新女婿上门。
只见许公自外而入，叫道：“贤婿休疑……”
次日许公设宴，管待新女婿……
在《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贯穿始终的“婿”字共出现了二十一次，这在《古今小说》 的所有篇目中是最多的。由此可以窥见“赘婿”对于莫稽这一人物的重要程度，不仅是小说情节的进展都和莫稽的赘婿身份密切相联，几乎莫稽的每一个有意无意的动作、每一个刹那间闪现的念头都和“赘婿”有关， “赘婿”就像刺青一样，尽管看似只是纹在莫稽的皮肤上，但颜色却已则沁入肌理，而阴影更是时刻笼罩在他的心头，扭曲他的行为，同时也是在塑造着他的性格。
事实上，监生对于人物的影响力并不可小觑，在很多小说中，监生的贪财好色、愚蠢无能、刻毒薄幸等性格也都是支持小说情节的关键，但在与赘婿联袂出现的这些小说中， 监生对于人物所施加的影响力却寡淡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而这正是和两种身份在人物塑造上的不同效用息息相关的。
“监生”本身蕴含了较为丰厚的性格特征，这使得监生在小说中成为了一种特殊情境下的规定人物，在种种需要贪财好色、愚蠢无能、刻毒薄幸的人物出现的场合，他们都会适时地出场。因此，也可以将监生看作是一个“熟典”，几乎不需要做太多的刻画，仅仅只是监生的名号，就已经足以给小说人物提供足够的意蕴。
而赘婿则与此有明显的区别，由于除了贪财之外，赘婿身上没有更为普遍而明显的性格特征，小说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就必须花费更多的心力针对赘婿的身份和心理做恰如其分的刻画。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何赘婿会是熟悉的陌生者，对于读者来说，他们会有一些简单的印象和基本的知名度，但不可能达到如同监生一样只需写出名号就能够传达所有基本意义的境界。全部意义的清晰传达必须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重新建立，这就是“陌生者”称谓的由来。
可以说，监生性格特征的强化往往来自于数量巨大的监生的叠加，而赘婿性格的成形则源自故事情节的逐步进展。这导致了一方面就人物塑造的难度而言，写好一个赘婿比完成一名监生更为艰巨，另一方面，精心手制的赘婿却会比批量生产的监生更为复杂而深刻。在赵昂和莫稽这两个人物身上，“监生”都几乎被“赘婿”完全遮盖，正体现了这一点。
综上所论，在通俗小说中，赘婿是一种体现了诸多负面评价的人物：对妻家财产的垂涎和谋夺、对女方宗族的威胁和倾覆，他们的出现令人充满了不安和恐惧，而他们的身上也确实蕴涵着破坏甚至毁灭现有秩序的可怕能量，所有这些都像是对于现实中赘婿所受歧视的投影，呼应了他们在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中的真实处境。
但在小说中，作者却不是在按照现实的模板简单地复制赘婿的形象，而是充分挖掘赘婿身上那种令人惶恐不安、惊疑不定的特质，并使之成为小说情节的有效来源。通过这样的方式，作为一类人物形象，在赘婿身上体现了某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性格塑造，例如对于钱财的贪欲，但其在小说中更大的用处则不仅于此，赘婿的出现总是可以撼动表面看来平平无奇的日常生活和既有秩序，因此赘婿对于此后故事精彩程度既是一个预告，也是一种保证，小说情节由此获得了多种变幻的可能性。
以此为基点，赘婿在小说中也摆脱了成为片面的符号人物的窘境，和同样被世人歧视的监生相比，他们缺乏更为普遍的性格特征，但在更为广阔的语境中却又可以随着小说情节的变化不断调整自身的性格属性，并成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形象系列。就这一意义而言，“赘婿”不仅深切影响着相应的小说情节，同时也改造着他们自身。
本文原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14年第3期，原标题为“论明清通俗小说中的赘婿形象及其情节功能”。注释从略， 图片 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 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