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丰泽: 不必等待炬火——一个清华博士的工地文学 | 文化纵横

✪ 曹丰泽 | 中企驻外工程师

【导读】《文化纵横》2022年4月刊的封面选题，是“自由还是贫乏：世纪初的中国青年”。人们注意到，当代中国青年虽然是“丰裕一代”，物质极大丰富，观念日益多元，但在精神方面却陷入贫乏与困境。一方面，资产社会加剧阶层分化，年青一代产生日益沉重的无力感和底层感；另一方面，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人们习惯于从个人经验和功利计算出发理解世界，那种超越一己悲欢、投入全体事业中去的宏大叙事，愈发显得不合时宜。虽然近年来随着左翼革命史观的回归，年青人的理想主义不断高涨，但如何从网络键政走向建设性实践，仍是理想主义青年面临的最大诘问。

与本专题其他几篇学术文章不同，本篇是在青年群体中拥有一定影响力和争议性的网络知名人物曹丰泽所作的自述散文。曹丰泽本、硕、博均就读于清华大学，“手握一把好牌”，但毕业后却选择去到非洲“打灰”，参与修建当地水电站。在他的意义世界中，这是为非洲国家实现现代化、改变当前极端不公的国际秩序，贡献一份可能无穷小，但必定是个正数的力量。曹丰泽的事例，意味着什么？到海内外各种不发达的“边疆”去闯荡，推动那些国家和世界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能成为中国青年摆脱困顿与贫乏、重新寻回意义与自由的出路之一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2期(4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不必等待炬火—— 一个驻外青年工程师的工地文学

“像打仗一样，是吧。”

说这话的时候，潘总站在大坝下面的消力池里，抬头斜向上60度，看着已经连续浇筑了59天刚刚停盘的大坝顶，汗水沿着安全帽和头皮的边缘成股地流下来，在衬衫的领子下方形成了一圈润湿的印迹。我就站在他左边一米的位置，目光斜向上60度，和他注视着同一个高度，唯一的区别就是汗流得好像还要更多一点，我的整个后背都湿透了。汗水在头顶爬过的感觉奇痒无比，我想趁着没人看到，偷偷把安全帽摘了好好挠一下头解痒，但听着塔吊在旁边慢慢划过的声音，终究还是没敢，只能把一根手指沿着帽缝伸进去，稍微挠两下，但感觉更痒了。

我不耐烦地一晃头，一滴汗正好晃进了眼睛里。我想用手擦，但刚才爬梯子时手上沾了不少机油；想用袖子抹一下，但袖子上沾了很多陈年老土，成分无外乎是水泥或者火山灰，总之碱性很强，我小小年纪，还不想瞎。最终用手背擦了，因为看起来手背是最不脏的。

“是啊，像打仗一样。”

潘总是这个项目的副总工，也是我的师父，负责整个项目技术的“内政工作”。搞成什么样，怎么搞，先搞哪个，主要听潘总安排。我还有另外一个师父张总，是这个项目的正总工，负责这个项目的“外交工作”，包括跟业主抗辩，跟分包商扯皮，向监理解释“我们这样做只是因为这样做更好，不是因为我们在弥补什么闯下的弥天大祸”。至于我，则是这个项目的假总工。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假装自己是一个总工，照着把他们的工作全部跟一遍，在这个项目结束之前，学会如何做一个总工。

在为数不多的业主没有把我们吆喝过去开会的美妙日子里，我会和潘总一起去大坝上，对那些不顺眼的模板、钢筋和铜止水指手画脚一番。刚开始是潘总指手画脚，我看着；如今我也会指手画脚了。

大坝的碾压混凝土浇筑刚刚迎来了一次暂时的收盘。连续59天，大坝从94.8米一口气上升到了136米，连续上升了41.2米。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站的这个位置从平视升到了仰望60度。我们一致认为，这41.2米大概率应该是个世界纪录，因为网上能够查到的连续上升记录只有三十多米。此前从来没有人申报过这样的世界纪录，所以我们决定——也不申报。

59天，不是59个8小时，是59个连续的24小时。对于中国工长和当地工人而言，那意味着59个连续的早6点到晚6点，或者59个连续的晚6点到早6点。短短几天的停盘之后，又是多少个早6点到晚6点，多少个59天。

潘总和我一致认为，坦桑尼亚这个国家，跟整个非洲的刻板印象格格不入，倒有点像个东亚国家。吃苦耐劳，有债必偿，而且多少沾点内卷。我们这个项目的工期之紧、工程量之大简直令人发指，以至于让我们这些素来以不放假连轴转著称的中国工程师都叫苦不迭。可这么高的强度，坦桑尼亚的工人们居然就能扛得住，忍得下，而且活干得还不赖。有个特别优秀的灌浆工人Kamalu，跟着中国师父已经在项目上连干两年了，中间逢年过节，假都没休过几天。他的中国师父带着他来找项目的人事部门，要求给这个勤劳的徒弟涨工资，言辞之恳切几令闻者落泪。

在这座大坝工作的坦桑尼亚工人是自豪的。首先，他们的薪水不低，即使是最基层的“general worker”,收入也是坦桑尼亚全国人均GDP的三倍，更不必提坦桑尼亚相当一部分人口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就业，相应的也就没有收入。其次，他们每个人应该都知道，这座大坝的建成意味着坦桑尼亚全国的发电量将会翻上一番；在此基础上，农田、工厂、教育和医疗，以及更多的发电站将会成为可能，“因为穷所以穷”的死循环将出现一点打破的转机；因为大坝的建成而能够吃饱饭、通上电的整个坦桑尼亚数百万家庭中，就包括他们自己。他们中的大部分应该也知道，为了修建这座大坝，他们的政府把税收拉得相当高，还停掉了许多其他“不那么紧迫”的政府投资。每一个勒着裤腰带的坦桑尼亚人，都在等着他们早一天送出电力。

并且我倾向于相信，他们中的一小部分还知道，电力，以及电力所托起的工业，将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孩子，将会知道这个世界表现的形态，知道这个社会运转的原理，知道孟德尔，知道法拉第，知道该如何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他们将不再浑浑噩噩地生下许多后代，再看着这些孩子中的大部分在长大成人之前就浑浑噩噩地夭折，不知原因，也不去追究原因。他们将迎来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完全不同的自己。

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你们眼下暂时还不想听这些。涨了，当然是涨了，而且涨了不少，如果按照坦桑尼亚的整体收入标准，那Kamalu可以称得上是妥妥的“加州湾区高收入人上人”啦。工资对这位灌浆工而言至关重要。

但他的心里并不只有工资，还有坦桑尼亚。因为他是坦桑尼亚人。

从国内出发之前，一位朋友请我在北京吃了顿十分昂贵的饭。他把茅台冻进冷柜，借助酒精和水混合熔点降低的特点把温度降到了零下10℃，喝起来凛冽彻骨。冰冻的伏特加有肖斯塔科维奇味儿，冰冻的中国白酒呢？大概是聂耳味儿吧。

“我这个嘴，其实不太能吃出来这顿酒菜到底哪里值这么多钱。”我觉得有些愧疚。

“你知道吗？其实我很羡慕你。还有北子，他也很羡慕你。羡慕这个词不准确，但眼下也没有更准确的词了。”他叹了一口气。

“羡慕我什么呢？总不会是考得上清华吧。”

“哈哈，那是放屁，我还不至于low到这个程度。”他不屑一顾，“我羡慕你，是因为你有理想。或者说，你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而且眼下就知道。”

“你也有理想。”

“是的，我也有理想，所以我才羡慕你。要是没有，也就不羡慕了。”

与他打交道的人太多，他多有目睹一些灰色、黑色的事情。在极其偶尔的情况下，他喝到最多最多的时候，他难以忍受，直至哭泣。那时他说，他早晚有一天要搜集证据，把他狗老板那些肮脏的产业和人举报上去，让他们“大灯泡子连轴转”，得到与他们德行相匹配的下场。

“可你也知道，我们的理想，操作难度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我能进入我的理想，仅仅是因为它能操作，我投份简历，就可以去非洲打灰了，而根本不是因为我本人有多牛X。恰恰相反，跟你们这些真正的社会人比，我就是个傻X学生。”我顿了顿，“至于让那些人大灯泡子连轴转，这是你的理想，也是我的理想，是全国人民共同的理想。可是你眼下换我来做，我也做不到啊。”

然后是一阵沉默。

不过这阵沉默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我们同时从中迅速得到了启迪。

我的理想显然不是打灰本身。我的理想是改变眼下这套以西方列强为主导的极端不公的国际秩序，让人们都能得到与其辛勤和贡献相匹配的回报，而不是八亿条裤子换回一套客机的倒行逆施。但显然，就算我祖坟大冒青烟，这辈子能混成个什么厅长，凭一己之力也不可能实现这一宏愿。但至少，我知道该如何往哪个方向走。我知道我去非洲修水电站，就能推动这个宏愿向前前进小小一步。我的贡献跟这座大坝比是个小数点，这座大坝跟“改变国际秩序”比更是个小数点。但我十分确信，我这个二阶无穷小的贡献，必定是个正数。至少，那位高级灌浆工和他的家人在乎。河水灌进他的田地，电流钻进他的家，他的女儿打开电视，看得到泡沫剧，也看得到《走近科学》。她的眼睛翻越这个小小的斯蒂格勒峡谷，看向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玄机。那是我们曾经走过的路。

我只不过就是个萤火，但萤火也是光。

“绝大多数的人都和你我一样，这辈子都注定是只昆虫，但我们至少可以选择做个萤火，而不是做个蛆虫。”

显然，在“大灯泡子连轴转”和什么都不做之间，还有一万件事情可以做。

“你觉得，坦桑尼亚的未来会好吗？”我问潘总。“我觉得会。”潘总信心满满，“他们有那种精气神。”

中国人太熟悉这种精气神了，那是一种对改变的渴望。我们这代人，都浸泡在这种精气神中长大。

我完全相信潘总的判断。他比我大十几岁，从南美到非洲，干过的项目多，跑过的国家也多，见过的人更多。他笃定坦桑尼亚有希望，一定是因为看到了坦桑尼亚和他去过的其他那些国家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也知道，坦桑尼亚的前途绝不会是一片坦途。在未来，还不知道有多少狂风骤雨在等待着它。

一个国家，就算发展得再快，物质财富的积累速度也永远追不上人的欲望膨胀速度，换句话说，一个人越是富裕，就越是认为自己穷，越是认定社会在亏欠自己；它的公共投资再强有力，公共品的建设速度也永远追不上私人品的增加速度，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路修得越多，买车的人就会越多，交通越是容易陷入瘫痪。

这还只是看不见的手。还有许许多多看得见的手：那些只想让你保持原生态把你当猴看、一看到工业的苗头就不遗余力把你掐灭的西方NGO；那些趁乱大发横财，吸干民脂民膏然后迅速跑路移居美国的买办蛀虫；还有那些在大大小小已经稳定的小宝库里吮吸着属于自己的玉米糖浆井水不犯河水的“百万漕工”们。你躺在原地不动，它们尚且收敛；只要你站起来，往前走上一步，明明八百年都没有过交集的它们就会自发地联合起来，紧密得如同一母同胞，发了疯一样地扑上来对你放肆撕咬。小则混乱，大则内战，这是无数个国家的历史印证过的。这是注定的，无比冷酷的前途。

所以呢？所以就要停下来吗？

绝不。前面尽管是荆棘，后面却是悬崖。对睁开眼的人而言，明明白白地死，要远远好过浑浑噩噩地活。就算明知道奔涌的电流可能带来战乱，一个被电灯的光芒照耀过的人，也绝不会再回头。再说，谁又敢断言，这个人就一定熬不过这场九死一生的天花，就一定不能在几十个高烧到天昏地暗的春秋之后痊愈，成为一个更加健硕的人呢？

向前，向前是不会错的。

“如果你知道你的理想注定不可能实现，你还会选择去非洲吗？”

我还会，而且一秒钟都不会犹豫。原因很简单，两脚生根的日子对我来说比死还难受。我要去的还不仅仅是非洲，我还要去南美，去南极。如果注定不能走出人类的摇篮，至少我也要走遍这粒小小的星球，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要参与进这颗星球的旋转当中。哪怕我这辈子果真注定对人类毫无贡献，最最起码，我还是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短暂的青年时光。

“我觉得人分两种。一种是迁徙型，一种是定居型。定居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定居，他们的一切焦虑，在基因学层面的根源，都是为了驱使他们获得一处定居的场地，所以他们无比需要房子。不是为了房子本身，而是为了脚底生根。迁徙人则不同，他们厌恶定居，在一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感到无比烦躁，进而寻求改变。他们可能会在某时某刻拥有土地，但决不让土地反客为主地拥有他们。”我在饯行的酒桌上大放厥词，“我就是这种迁徙人。”

“其实我也是。”

“我觉得我也是。”

“定居人狗都不当。”

“狗都嫌定居人无聊。”

是啊，一群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身强力壮，在各自的领域里多多少少还有点本事和成绩，谁会想要在一个地方待上一辈子？你在大街上找一百个小伙子，让他们发自内心地回答你，真的会有人不喜欢浪迹天涯，只想一辈子窝在同一个家里打打游戏？哪怕就是想一想，也觉得这辈子没啥活头了。

我对一段名言素来嗤之以鼻。那段话是这么说的：“想要成为将军夫人，你要先嫁给中尉，陪他穿过高山、沙漠、丛林、沼泽，风餐露宿几十年。”

可是，你怎么就知道，这位伟大的姑娘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在几十年后成为一个衰老的将军夫人？她选择嫁给中尉，不是为了成为将军夫人，而是因为她早已厌倦了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小彼得格勒城里日复一日的虚伪生活。和你一样，她也渴望高山，渴望沙漠，渴望丛林，渴望沼泽，渴望风餐露宿。

她来世上一遭，她想尝尝朝露的味道。

“那就别他妈废话。腿长在自己身上，走。咱们都走。”

停盘短短一周，下一个59天又要开始了。又要打仗了。

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是一种特殊的建筑物。它的寿命理论上是一两百年，实际上却长得难以估计，甚至经常比一个国家更加长寿。我把一枚硬币埋进混凝土里，下一只见到它的智慧生物，很可能属于人类之后的下一个文明了。

人类真是一种了不起的生物，能够创造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东西。我经常能在同事的航拍照片中看到我自己，挤在一群轰鸣的柴油巨兽中间指手画脚。大坝像一座山，推土机像个火柴盒，我则连个小蚂蚁都比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