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开启中国社会主义的3.0阶段

共同富裕：开启中国社会主义的3.0阶段

《文化纵横》2021年12月(第6期)新刊手记

当今中国，“共同富裕”的政治口号具有如此广泛的民意基础，同时也具有如此歧义的不同理解。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它意味着收入差距的持续缩小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意味着共产党兑现对广大人民的政治承诺。而对于富裕人群而言，则引起了相当程度的恐慌：一方面，60多年前的历史记忆犹在，“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体制曾彻底消灭私有制，导致私有经济的消失；另一方面，中国传统中的“均贫富”文化依然强烈，“共同富裕”会否导致全社会范围的“仇富”心理滋长，进而形成新一轮的劫富济贫？

对于如此分裂的社会心理，确实有必要对共同富裕的当代价值和历史意义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对21世纪的共同富裕道路进行理论上的设计和界定。

▍为什么在当下提出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之初的政治口号是，允许一部分人与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通过先富带动后富，走向共同富裕。

然而30年的实践结果，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社会的分配差距愈拉愈大，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收入基尼系数已达0.46，财富基尼系数更是高达0.70。如此悬殊的分配格局，自然会诱导社会分裂。2010年前后，舆论场上的对立异常尖锐：一方面，先富人群与先富地区格外强调市场经济与法治民主，其潜含义是用法治保护已经获得的财富果实，以防备他人来抢；另一方面，中西部不发达地区高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口号，对自身发展的严重滞后十分不满。

当其时，社会的撕裂已明显可见，并导致政权的合法性严重承压。面对如此局面，如果没有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各种共同富裕的政治进程，则国家分裂不是不可想象。

放眼世界，自冷战结束以来，自由资本主义秩序覆盖全球，“华盛顿共识”成为唯一的政治正确，由于苏东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工人阶级运动也陷入低谷，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缺失了政治与经济上的制衡，加之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财富分配的两极化趋势不断蔓延。在美国，社会顶端1%人群占有的财富总量，几乎可达全社会的一半。在欧洲，战后黄金时代建立的福利国家体系摇摇欲坠。而在拉美、中东和非洲，赤贫人口被大量生产出来，经济学上的“无用人群”规模日益庞大。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通过大量的历史数据分析，得出了一个无情的结论：工资收入的增长幅度，永远赶不上资产的增值幅度。而上述情形，均发生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贫富分化、财富鸿沟，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扩大。中国尽管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通过均衡发展、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方式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但仍然无法克服市场经济内在的加大分化的趋势。

对此，必须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政治议程。

2021年8月17日，我们的领导人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并宣布：“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共同富裕，是当代社会主义的崭新实践

共同富裕的政治愿景，有着悠久的古老传统。 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都不乏原始公社条件下、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均贫富实验。但今日的社会主义，是现代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工业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不可能也不应等同于封建小农的社会主义。它与现代化大生产紧密相关，是社会财富极大增长条件下的社会组织方式与分配方式。它要求，发展必然是经济社会的第一要义，贫穷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与此同时，它也要求，发展必须是共同的发展，发展的成果必须由全体人民共享。

在今天，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实践，面对三个根本性的世情与国情制约。 一是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 工业化的发展任务仍未完成，产业升级正处于爬坡过坎阶段，9亿多人民尚未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仍然需要持续的发展，把蛋糕不断做大。 二是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 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数字革命，正不断改造传统产业，不断冲击原有的经济社会结构，不断制造着新技术条件下的“无用人群”，由技术进步带来的贫富差距挑战变得特别尖锐，它对共同富裕的政治努力具有很强的破坏性。 三是我们今天仍然处于全球资本主义阶段， 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共同富裕追求不可能自外于全球化进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安排，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波动，一定会击破民族国家边界，冲击中国内部的改革与发展，进而影响中国的共同富裕实践。

因此，共同富裕的当代政治议程特别具有挑战性。它不可能复制传统经验，也不可能从外部世界直接找到模板，它基本无前例可循，必须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崭新道路。

为此，共同富裕必须超越传统苏式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模式。共同富裕不应导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丧失，不应导向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也不应导向外部经济竞争力的削弱。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丧失经济社会活力的模式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当代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共同富裕要充分吸取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在欧洲，左翼政治运动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不断推动欧洲版的共同富裕，并在“二战”后建立起普遍的福利国家。但在全球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福利国家制度千疮百孔，难以为继。它与资本主义的选举政治结合，诱使政客们不断吊高选民胃口，许诺国家财力难以兑现的“福利馅饼”，鼓动社会大众为了眼前利益分光吃净，结果陷入“选票政治→福利国家→拉抬经济社会成本→逐渐丧失竞争力”的恶性循环。

当代中国的共同富裕实践，是改革开放4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完善，也是建国70年社会主义道路持续发展的逻辑必然。如果说前30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0阶段，它的主要任务是构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么改革开放则可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2.0阶段，它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推动国家走向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今天，在开启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之后，我们可将未来30年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3.0阶段，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不断推动工业化继续转型升级的同时，使得全体人民可以更加公平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财富果实，使得工业化、现代化的成果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共享。

— 2021年12月新刊目录 —

▍域外

数字未来的多重技术路线

贾开

▍封面选题共同富裕：社会主义3.0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对平等的内在诉求。这个诉求，一直或隐或显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七十多年的历程中。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实践是从生产关系、劳动方式、观念形态等不同方面，走了一条激进的共同富裕探索之路。改革开放之后，“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方向发展了生产力，但也带来社会的急剧分化。为此，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对口帮扶等政策手段“先富带后富”，经过四十余年的努力，在缩减区域、城乡差距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精准扶贫，中国基本上消灭了绝对贫困。在此基础上提出共同富裕的政策方向，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发展的新阶段。

共同富裕：面对全球贫富悬殊的世纪难题

修远基金会

建设经济特区振兴东北：以共同富裕应对五大挑战

高柏

“浙江探索”：中国共同富裕道路的经验与挑战

郭晓琳、刘炳辉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中国乡村的新变革

王立胜、张弛

向上的阶梯——经济转型时期新技术工人的社会流动

陈玮、许辉

▍中国发展模式再讨论

中国的非正规经济

黄宗智

非正规经济大规模兴起的重要动力之一，乃是国家采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决策。非正规就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加强了中国招引外资的吸引力，使中国成为全球投资回报最高的国家……但它也造成中国的贫富不均，加大了劳资间的差距和矛盾，促使中国在三十年内从全球比较平等的国家之一转化为全球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近几年来，国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已经展现了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权宜决策，转向国家宪法和党章一再申明的追求“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念。

▍观念

天下、文明与个体——今天中国人如何理解自己

孙向晨

我们不应将“西方”视为某种普遍原理的化身、现代的模板或进步的代表，“西方”应是一种能够帮助我们“迂回”到自身的他者。我们不再以“西方”为标准衡量自己，而是借助“西方”跳出自己，反思自己，从而重新发现自己。这不是一种完全陌生意义上的“他者”，而是在“全球时代”相互关联意义上的“他者”，一种更能体现其丰富性、更具历史主体意义的“他者”。

▍全球变局

贸易与人权（下）——世界帝国背景下的中美竞争

强世功

“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是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两个并行不悖的轨道，目的都是为了打击竞争对手，确保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控制：一方面用“自由贸易”吸引并控制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则用“公平贸易”应对欧盟、东亚发达国家乃至“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挑战。

大国俄罗斯的世界构想

冯绍雷

▍治道

官僚类型变迁：科举制与传统中国的治理模式

李磊

经由科考的引导，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共识得以形成。双方的认同是通过沉淀在地方的科举士人完成的，他们在朝廷与民众之间扮演着价值沟通的角色。正因如此，科举制度的社会政治意义不限于促进了阶层间的上下流动、选拔职业化的官僚集团，它还担负着凝聚社会共识、培育兼具政教能力的社会领袖与政治领导的功能。

▍公益理论与公益实践

中国慈善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