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炎志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在反腐败、军队改革以及我国国际态势的调整中实现了重要突破。这些重要举措，将来一定会被历史证明是对国家发展、党的建设起了重大作用的。这些举措，与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和光辉成就，共同构成了对立的统一，呈现出历史与时代的特色。这二者的对立统一，也共同构成中华民族伟大事业的一个周期，推动社会进入了新的时代。
在这种“历史段落”的衔接点，做一些反思工作显得尤为迫切——从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视野出发，以历史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方法，来增强我们自身对“未来”工作的自觉性。
从工业化发展的自身逻辑去理解我们的使命
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华民族应该对人类社会作出较大的贡献。党的十九大对我们当前基本的历史定位是：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现在离“伟大复兴这样接近”。处于这样的历史阶段，面对这样的历史使命，“较大贡献”是什么，我们又应当怎么做。
国家、民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使命”；这个使命是客观的，是“时代”的性质所赋予的——时代“使”之有某种特定的“命运”，谓之“使命”。因而，要理解“历史使命”，首先就要分析我们所处时代的性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我们大致可以有如下几个分析角度：一是生产力的视角，二是从生产关系的视角，三是社会文化的视角。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我们首先要判定中国还处在工业化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阶段中。现在，有不少文章用“后工业化时代”或者“信息化时代”来指称当下这个时代，这些提法更多只是从一种狭义的时代定义出发，并不准确。“后工业化时代”具有一种“去工业化”的内在含义；“信息化时代”则没能考虑到信息化其实需要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十九大报告中用“新型工业化”作判断，是准确的。
从更大的时空背景与生产力宏观发展的视角判断，“工业化时代”这个概念并没有失效。目前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仍处在宏观的“工业化时代”。工业化在当下以及可见的未来，依然没有显现出结束的征兆。
但是，工业化也的确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如果我们用“N.0”的模式来作区分，目前的新型工业化大致处于“工业4.0”时代。以1762年瓦特改进蒸汽机为工业化的开端，至今工业化已经演进了数百年，人类历史大致经过了“工业1.0”、“工业2.0”、“工业3.0”的不同阶段。“工业1.0”是通过蒸汽推动机械化，“工业2.0”是由电力推动大规模生产，“工业3.0”是由电子信息技术推动自动化，现在进入“工业4.0”——这是信息技术与工业制造的深度结合与全面融合的阶段。这些带有不同时代特点的阶段表明，数百年的工业化发展历程，确实表现出了一些我们可以进行归纳总结的、带有规律性的迹象，随着工业化演化历程的深入，我们对其特性的认知、对其概念的定义也会日益准确。
其次，我们不仅要观察生产力的发展进程，我们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观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匹配与对应关系。当然，我们现在要处理的生产关系，除了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方式等内容之外，在国际化、全球化的状态下，“生产关系”的概念必须考虑到“生产管理”的结构框架中的一组重要要素——国家的制度平台与人口规模，即人类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面对不同人口规律所建构的政治组织方式。
工业时代与农业时代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农业的生产效率、生产规模受自然条件的根本限制——每平方米地面接受的阳光能量密度决定了农业产量的理论上限；对于工业生产而言，在一定区域里，如果能源供应充足，其效率、规模几乎可以无限提升。这导致了工业化对于规模效益，对于规模集中度的要求，远远高于农业时代。工业化的发展也必然带来人口更为集中的城市化发展。所以，我们在考察与工业化生产力所匹配的生产关系时，应该考虑不同生产力要求对应的国家人口密度、人口规模、人口质量及其市场规模、市场等级；其中，人口质量、市场等级与社会制度，与国家基础设施有关——没有国家进行大规模、持续性的公共服务类投资和制度体系建设，人口质量、市场等级和社会制度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升级发展。从这一逻辑出发，如果我们在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三个阶段与工业化“领头国家”的人口规模之间建一个“模型”，就会看到一些特别具有启发性的现象。
在函数关系里，“X轴”是自变量，Y轴是因变量。上页图的横坐标X轴是时间轴，它是一个均匀的、线性的、客观的刻度——时间是自变量，人类社会在时间上展开的历史发展也是一种“自变量”。
上页图的纵坐标“y轴”标示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过程，同时也标示着人口规模的变化轨迹。在这里，社会制度可以看成是生产关系平台，而生产规模、市场规模与人口规模成直接正相关。人口规模并不完全是纯粹的人口数量，它实际上是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乘积，市场规模又是人口质量和人口数量的乘积。比如，有些国家的人口数量可能比较大，但是如果当地的文化水平很低、基础设施很差，购买力很低，那么，它的生产空间也就不可能容纳很大的生产规模与很先进的生产水平。
按照上页“生产力匹配图”，我们可以顺着y轴自下而上展开描述。
在“工业1.0”时代，工业化集中体现为以蒸汽动力的扩大运用，它使得大规模、集中生产的劳动模式成为可能。生产力的发展，与英国、法国的人口规模相结合，迅速替代了威尼斯、热那亚以及尼德兰地区的城市经济体。英国和法国的人口规模，在当时都是千万左右，而后来两国逐步成长为5000万人口级别的中等国家。而且，英国与法国都建立了与工业生产相匹配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和相对高效的政治制度。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就经过多次战争与谈判，于1689年确定了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安排。而法国则经由大革命，在1789年之后逐渐建立了现代政治制度和国家体系，这种“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是全新的；英法两国也成了当时工业化发展的“领头国家”。
在“工业2.0”时代，工业化的突出特征是内燃机、电力等新的、更高效的动力输出设备替代蒸汽设备，使得工业吸纳的劳动人口、工业分工体系、工业企业规模不断扩大，需要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和人口规模之上组织生产。在这样一个阶段，德国、日本等人口在8000万到1亿左右的后发工业化国家的优势凸显。在19 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与日本为了超越工业化的先发国家，不仅更积极地采取新工具、新设备、新技术，还选择了更集中的政治和社会动员模式——即政治集中度更高的“法西斯资本主义”。此种制度模式，原理上是反自由竞争的垄断性资本主义，而德日等国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当时也确实取得了更快的工业发展速度，逐步实现了对老牌国家的“弯道超越”。然而，它们为突破限制而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上采取了战争方式，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人类社会遭遇巨大灾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这一工业化阶段相对应的制度探索、政治社会结构的重组实践，在人类社会制度的试验上是经历了较大失败，人类为此种“试错”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工业3.0”则发展于二战以后，这一阶段，在二战中获得突破的电子技术、通讯技术、核能技术逐步得到推广运用和深化发展。美国和苏联两大战胜国依靠新技术、新工具建立起国际性的政治和金融组织结构。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制度，如联合国、世界银行、IMF、WTO等，形成了实质上的金融垄断，培育了大型跨国公司。而苏联也在经互会国家（“华约”组织）里实际上建立起了“行政性的垄断”，协调工业生产和资源调配。在当时，苏联和美国的工业体系所覆盖的人口规模都分别接近三个亿。
通过上述梳理，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工业化与生产力的发展会不断要求扩大自己的规模，它必然会超越一国的规模与界限，近乎“自发”地通过国际化走向全球化。在工业化的扩散过程中，工业体系的演化需要与相应的人类组织形态结合，与具备相应资源、人口规模、组织能力的国家实体结合，进而塑造出某一个阶段的“领头国家”，此种“领头国家”的人口规模是日益扩大的。
工业化核心区域覆盖的人口规模日益扩大，与这一趋势相伴随的是，工业化的扩散和工业化外围区域的扩展，也会推动工业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工业国际化”需要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作为支撑，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国际民主集中制度”。[1] 所谓“民主”，在于其必须调动不同国家的积极性来主动参与国际贸易、经济循环和政治合作；所谓集中，在于其背后也依赖主导性的国家实体来维系此一网络。这个“国际民主集中制度”，有其“自发”的一面，也有其“自觉”的一面：自发，指的是工业体系内的成长逻辑带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自觉则指的是“领头国家”自觉引领这一工业化进程。从工业化的演化历史中可以发现，此种“国际民主集中制度”不断地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作为实现形态；当然，这一过程中也出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局面。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工业化的演化与发展”与“人类的自觉行动和选择”之间存在着高度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工业化”一旦启动，就开始显现出自我演化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我们甚至可以用拟人化的想象，将“工业化生产力”比喻为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性格、独立意志的巨龙——所谓的意志、性格，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它按照自身的“意志”不断发展，挑选“合格”的国家（人口，制度）完成自身每个台阶的上升；另一方面，人类的行动对工业化发展并非没有影响，由个体组织而成的宏观政治经济实体可以参与和引领工业化历程——当然这种参与和引领也必须与工业化的内在逻辑相匹配。如果人类缺乏相应的认识能力、方法以及实践措施来引领工业化，那么，人类社会的 “试错”就会经常发生，这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因此，“工业化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类整体利益和生活的改善”之间，并不是一种必然的正相关联系。人类必须主动探索建立与工业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治理结构和组织方式。回顾工业化演进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工业化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在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启动，而是从较小的国家，甚至是当时经济上处于相对边缘位置的国家开始的。而工业化对核心区域人口规模的需求，只会不断上升，而不会下降：它不会一直停留在较小规模上。根据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判断工业化的下一个高水平台阶，必然要求一个规模更大（比如上十亿人口规模）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必须提供一个社会制度平台，来容纳相应水平、阶段的生产力，为这种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流动性、集中度，提供发展的空间、动力。
21世纪中华民族的世界历史使命也许正在于此——从工业化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要求出发，中华民族“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或许正在于探索和建立一种与更高层次工业化相匹配的政治和社会治理实践和制度，使得更高层次的工业化生产力为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服务。
中华民族的“较大贡献”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必须适应和满足人类工业化、全球化的内在要求。这是我们今天总结改革开放、开创未来新局面的一个视角。以此视角观察当代中国的发展逻辑，我们就可以理解“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
“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也是“前提条件”与“改革发展”的逻辑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前三十年”是用较为激进的手段破坏了旧的、小规模的生产关系约束，为今天国际级的“资本市场”创造了自由度，也创造了流动性的空间；用“集中”的行政手段建设全国统一的（较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全民经商”以及大规模建设准备了物质条件；用“将教育资源相对平等分配给最广大人群而不是集中教育资源培养精英人物”的教育制度大幅度地普及了现代数理化知识和普通话，为数亿农民兼做工人提供了基本的教育基础，为中国国内短时期内集中展开的“工业1.0、2.0、3.0”准备了超过整个欧洲规模的工业劳动力；用“不人道、不平等”的“户口制度”，避免了作为“中等收入陷阱”产物的大规模城市贫民窟，同时又满足了可以支持工业化的城市人口密度要求——“等效城市化”（等效人口密度）；用“政府干预”的强制外贸外汇制度、低汇率、低工资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工业品低廉价格，从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工业化国家手中夺取了大量国际市场等。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所能采取的方法和策略，基本建立在前三十年建立的组织基础和制度条件之上，没有前三十年积累的人口红利、制度红利，中国政府所能采取的经济管理措施就不会超过一般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也不仅仅是发挥市场的作用，或者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结构，也包括党和政府主动性地采取行动和措施调节生产关系和资本结构。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一方面是“工业1.0”、“工业2.0”层次的相对落后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依然存在甚至得到发展，另一方面是存在一定数量的“工业3.0”层次的较新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着中国特色的“N种资本”生产关系，为“N种工业”生产力创造了制度平台、发展空间、工作动力以及工业化初始阶段的奇迹。
通过“两个三十年”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工业规模、GDP水平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要经济实体。如果我们中华民族准备将自己的“伟大复兴”与“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联系在一起，我们就必须准备面对“现代化-工业生产力”的下一个台阶（“4.0”）。面对工业化不断升级的趋势，我们需要面对双重挑战：一方面是我们能否引领新阶段的工业化；另一方面是我们能否在新的工业化生产力的基础上，探索更好的治理实践，不仅仅是国内治理，也关涉全球治理。
如果13亿人口的中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内普及了工业化4.0的水平，“工业化巨龙”必然会继续推进到“工业5.0”所要求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引导工业进一步向前发展。在此基础上，我们也要创造出相应的人文条件、制度空间——这就是我们所坚持的“没有穷尽的改革开放”。 可以预见，“工业5.0”的智慧，一定是在东西方文化传统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科技智慧——它需要同时吸纳东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方式，因为它在更高层次上体现了全球性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它需要25亿到30亿人口规模的“工业化协作区”作为载体，因为它需要更复杂的分工网络、更广大的市场、更坚实的购买力作为基础。这也正是“一带一路”战略指向的未来工业化的宏伟前景。
更进一步，从“工业4.0”开始，工业生产力发展要求与其相匹配的社会制度平台、治理体系规模就已经开始向一个新的水平发展了。工业化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人类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形态，其相比于过去的社会制度能容纳更广阔人口、实现更良好治理，也就是比过去的民主制度更高级的民主制，以及比过去的集中体系更高级的集中制度。要建立这样的社会制度，需要我们牢记以往的经验教训，避免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
面对工业化未来的趋势，如果中国不主动参与引领这一工业升级历程，不去承担国际义务，工业化进程也不会因我们“谦虚谨慎、道德高尚”而停住脚步，而是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其他主体。因此，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挑战。
中国社会独特的“二元三层结构”
中华民族不仅要顺应工业化生产力的升级发展，还要使工业化生产力的发展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同时，它必然需要具备实践探索能力和历史趋势把握能力的核心组织的领导，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所在。
与主要是在平衡利益分配领域发挥作用的西方选举型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展出了综合性的政治经济领导能力：不仅具有引领生产力发展的能力——系统规划能力、产业布局能力、综合协调能力，还具有调整和重组社会结构的能力。综合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整体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逐步显现出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发挥调节功能的重要能力，这一能力也使得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符合“工业化生产力”不断升级的发展要求。从实际工作经验出发，我们可以用“二元三层结构”来描述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在这里可以用上页的图加以说明：
所谓“二元”，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二元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都有各自的主体性，社会主义具有框架性，市场经济具有平台性。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手段，但不仅仅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它又有物质客观性。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二元矛盾，资本和劳动、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在此种二元性之外，还存在一个三层结构：最上部是中国共产党，中部是资本，下部是劳动。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资本上面还有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劳动的精髓、精英。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首先要看到它是一个“队”、一个组织、一支队伍实体。这是一个合“工作队-战斗队－宣传队”于一体的队伍。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情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相对完整的社会结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最具特色的要素，是协调资本与劳动矛盾、综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最主要因素。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司空见惯，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解决办法，比如以三权分立来维系资本内部的合作与平衡，以多党制为劳工群体保留代表渠道，以选举权来给予民众参与利益再分配的博弈，以社保制度维系劳动力再生产的底线等，这些做法也可以使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但是面对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分化，面对本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获利能力的下降，这些解决方案的局限性就会暴露出来，比如当下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的社会撕裂问题。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中国共产党构成了独立的稳定结构，它明显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也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也是通过资本把劳动组织起来，资本和劳动共同维系了市场的运转；在资本和市场上面有上层建筑，有政府、意识形态、文化等。只有上层建筑基本上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才叫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就是处于这一结构之顶，驾驭协调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今天压一压这个，表扬一下那个；明天表扬一下这个，压一压那个，来回调整。
那么，资本在这个结构中有没有剥削？这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肯定，也必须承认，只要是“资本”，就会含有“剥削”。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问题？
首先，现在的资本是有多种性质的资本，有公有资本、私有资本，也有半公有、半私有资本（集体资本）。资本的性质不一样，每种资本产生的剥削机制也不相同，共产党可以利用社会制度来加以调控。
其次，我们必须将资本的“剥削”问题放在时代规定性、主要任务规定性之后和之中去考虑。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起步阶段，我们也面临一个普遍性的难题：工业化需要资本原始积累，我们的“工业1.0”无法像英法那样靠内部剥削、外部殖民来获取资本积累。我们依靠的是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依靠劳动积累，依靠“红旗渠精神”，依靠千百个“大庆”、“大寨”进行的资产、资金积累，依靠“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来较为公平地分担工业化成本，大大降低了中国“原始积累”的残酷性和阶级矛盾。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业化发展，抓住了“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宝贵机遇，在世界范围内争取资本、技术和资源，使得工业体系得到了不断发展。当前中国已经触及“工业3.0”阶段需要面对技术变革引领经济发展的问题，触及到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在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尖锐化的难题，出现了劳动结构、社会结构的复杂变化。但总的来说，与当前工业化时代相匹配的生产关系仍然是资本-劳动关系。我们可以主导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调整与重塑，但必须认识到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资本-劳动关系在现阶段必将长期存在。
面对工业化不断升级这一历史趋势，中国共产党是否有能力领导中国的资本？能否在执政的状态下，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保持和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这就是中央提出的 “市场经济的考验”、“长期执政的考验”。这确实是个最严重、最严肃的问题。
结语
工业化“1.0〜2.0〜3.0”的发展，所选择的私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民主集中制的平台上，试验了所有的可能性，实验了所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智慧能够提供的所有可能性；而现在能够在工业化的速度与规模上分别超越这些不同阶段的“冠军国家”，唯有中国。
因而，在工业化内在发展的动力之上，我们看到，作为在历史上曾遭受过空前磨难、空前考验的执政大党，中国共产党当前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新的空前考验——这个考验，是对人类政党制度、政党性质、政党结构的全面考验。
（作者系中共吉林省委原副书记、清华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
注释：
[1] 我认为，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为了形成社会整体组织，必须建立结构性的范畴。结构性范畴就是水平方向的民主运动和垂直方向的集中运动。每个社会阶段的民主，必须和每个阶段的集中相匹配。而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每个阶段的民主和每个阶段的集中都必须有相应的进步。
奴隶制民主 ＜ 封建制民主 ＜ 资本制民主 ＜ ⋯⋯
# # # #
奴隶制集中 ＜ 封建制集中 ＜ 资本制集中 ＜ ⋯⋯
（在这里，符号“＜”表示右边的高于左边的；符号“#”表示二者的对应、匹配＝
那种认为某一个阶段的社会制度绝对没有民主或者绝对不需要集中，这都是不科学的。比如西方文化一直认为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社会制度没有民主，是黑暗的独裁；或者认为，封建社会的民主状态落后于奴隶制时期的民主；或者认为，资本社会的民主是最高级的民主，因而对资本社会的集中进行各种否定。这也是一种非辩证的思想，而且是反进化论，反社会发展史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