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试图理解中美关系的变化及未来走向的同时，我们也惊异地发现，我们自以为熟悉的美国仿佛变得陌生了——美国不仅成为当前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并且隐藏在其社会内部的阶级、族群、政治意识等不同类型的矛盾，也在疫情蔓延之时不断涌现为各种激烈的社会冲突。显然，美国正在同世界一起，经历一场百年未遇的变局。
寻找新的“敌人” ：美国对华战略加速调整的国内根源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已有一两百年历史，要了解其城市演化，需要读书、看博物馆。而今天，我们非常幸运地经历着一个“浓缩版”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变化过程，可以通过持续的观察，编织动态画卷和逻辑链条，借助一些观察点（村、镇、县区、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新区新城，老街古城），观察空间、功能、权力（利）等结构的变化。
现代美国公益不能和美国社会历史环境割裂开来加以观察，它连带、汇合了现代美国历史的诸多重大潮流和事态，呈现、张扬了美国资本主义、美国公民社会、美国精英生态的关键特性，是现代美国历史的枢纽性事物，也是“美国世纪”的重要篇章。
近年来，新的信息技术工具正日益深刻地卷入国家治理之中，为治理过程提供了更高效的信息收集、认证和流通机制。对此，许多意见往往担忧新技术将赋予国家更加强大而不可控的权力，因此可能会带来侵犯隐私、加剧歧视等负面后果。本期“技术革命与社会变迁”专栏刊登的两篇文章，则以更乐观的态度和客观的分析，观察、思考和想象了新的技术工具为个人和社会福利与国家治理带来的积极变化。
完全在当下的国际关系之中理解华为实践，可能会低估华为实践的意义；过于强调具有排他性的技术进步，则可能会掩盖具有公共性的组织形态创新。
中产阶级的焦虑症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从扁平社会到精细分层社会，社会阶梯变得越来越长，社会不平等加剧了人们的竞争心态和焦虑心理。
在迈向大市场的过程中，小农户的生活经历了从工作、经济收入的变化，到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再到价值观念的不断重塑，较之过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状态，不确定性急剧增加。
文科交叉已经是大势所需。虽说死守原有的学科边界，在研究课题上继续深究，仍然可以做出成绩；然而，要使文科获得质的发展、更符合时代的需要，交叉就是舍其不可的。
要想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不仅需要经济改革来重新找到经济增长动力，更需要综合的政治解决方案以突破既得利益群体的限制。只有在强大的新兴利益联盟的支持下，持续性的产业转型和升级政策才可能推行。而在许多拉美国家，这种解决方案是无法靠政府更替来获得的。
埃及的工业化进程之所以缓慢，正是因为国家能力建设的不足以及国家自主性的缺失，制约了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