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 新时期中国文化建设的现状与未来
主持人：梁晓燕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嘉 宾：潘世伟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汪 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赵 民 正略钧策董事长
秦 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潘世伟
在西方知识系统当中，应该说存在着一定的西学霸权主义，他们认为西学代表着普遍性、先进性和唯一性，西学之外的其他文化都有点另类，或者有点低端。而另外一些同志，可能认为中国对西学的大规模引进，恐怕要告一段落了，继之而来的将是以本土创新为主的阶段。他们认为西学产生于西方的实践，主要的职能是解释了西方发展历程。但是对于非西方的世界，恐怕西学解释的有效性是下降的。他们也认为西方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会阻碍世界的发展。而在一定程度上，西学服务于西方的利益、西方的制度和西方的权力。他们也认为西学恐怕已过了它的巅峰状态，已经出现回落的现象。这一百年以来，中国自身实际上做了很多努力，应该说，我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知识和精神系统。这些系统是在对西学选择当中产生的：我们选择了西学的分支——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也做了很了不起的处理。更可贵的是在中国随后的各个发展阶段里面，保持了与时代和世界同步的姿态，所以，今天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理论、理念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它可能粗糙一点，但毕竟是那么多实践逐渐积累升华的。但到底是自己的东西是对的，还是人家的东西是对的，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大家都有自己对的一面或者不足的一面，这恐怕才是我们要做的研讨。
高全喜
我觉得中国文化未来的困境和前景，首要的是中国要完成古今之变。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看上去经济很发达，实质上还很脆弱。首先需要进行一场制度变革，要确立走向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民主法制制度，这是古今之变最核心的东西。这也是所谓三千年之变局中最大的考验。不能迈过这道槛，我们就还处在前现代社会。一种制度的建立，其背后需要精神文明的、心灵的价值秩序的支撑，这可以说是未来若干年我们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至于制度和文化何者为先，可能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但从中国目前的现实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制度建设。一百年来，从晚清立宪到现在，这道关键的槛，我们始终都没有迈过去。
在这种互动中，我们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非常要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实现古今之变？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近一百年变革中，反对旧传统、旧道德的激进主义思潮应该有所反思。制度的建设，依靠一种激进革命，特别是暴力，我觉得是很难实现的，更不用说在此之后的心灵和道德的塑造了。文明、文化需要滋润，需要培育，从这个层面来看，改良可能才是我们应当走的道路。
汪晖
我在非洲访问时，碰到一个非洲学者，他说：中国在非洲做了这么多事情，搞了这么多公路、铁路、桥梁等基础建设和公共建设，20年比欧洲人殖民时期三四百年做的还要多，因此，不管存在什么矛盾，都不能说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是不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唯一比较大的困惑，是不清楚中国在非洲、在世界上希望建立一种怎样的秩序，中国人到底要干什么，追求的是什么？我还遇到一位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家，我问中国在非洲最缺的是什么？他毫不犹豫的说是“说法”。这和刚才我提到的那个非洲学者的疑惑是同一个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价值问题。
其实道理是相通的，面对世界或者面对我们自己，我们需要追问，我们发展是为了什么？这就是文化重建的根本任务。为什么是文化？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特殊的时代。特殊之处就表现在文化持续成为重要的课题，从晚清、“五四”，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是以文化为中心提出问题的。可是为什么文化会成为一个持续的问题？原因在于我们需要理解秩序背后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而且在每一次提出文化价值问题的时候，实际上都意味着我们对既定的秩序和赖以生存的价值开始产生怀疑了。我自己写过一篇文章《自主和开放的辩证》，如果在开放条件下，没有自主的对世界的认识，你是不可能形成你的价值的。你永远是被动的，不能够看到自己的历史，也没有自己的目光。在这个意义上，反思现实，变成反思我们知识状况的基础和条件。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讨论文化的意义所在。我自己越到非洲这样的地区越觉得无知，在这些地区碰到的严峻挑战，是我们文化困境的一部分。
赵民
我提三个问题，供大家参考。第一，目前大学毕业生一年有600多万，1980年代只有几十万，现在的大学教育是通俗教育。经过这样的社会演变，我们搞文化重建，原来的模式可行吗？第二，以前没有互联网，没有微博，没有移动通信，文化传播手段和资讯传播手段还有可能回到以前吗？第三，可以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包括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所有的文化体系，从来不是国家的执政者提出来的。现在我们的主流话语，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这样的体系和我们现在现实生活中老百姓的状况和想法是不是一致，或者说，和我们五千年文明史思想文化的意识是不是一致？我觉得这些是首先要解决，首先要回答的问题，然后才能谈得上文化重建的问题。
秦晖
刚才几位提出了很有意思的问题，比如制度和文化，还有“说法”，还有“做法”，这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文化的困境和出路”，每一个词都很有意思。什么是文化？什么意义上陷入所谓的困境，出路指的是什么？我看，很简单，回到常识上。刚才高全喜讲的制度很重要，因为它能够提供一个底线。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形容不好状况的说法，叫做“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我觉得所谓的一肚子，其实讲的是一脑子。一脑子还不是最坏的状况，最坏的是满嘴的仁义道德，整天做男盗女娼，那要比想想坏多了。怎么办？要靠制度。
这涉及文化有没有高低之分。如果把文化和民族性画等号的话，应该没有高低之分，所谓文化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们比高低比的是什么？比的是普世的东西，不普世就没有高低可言。我们经常讲中国的软实力不行，不是说创造“说法”的能力不行，而是在很多方面的确很欠缺。秦以后中国的文明我们姑且说是儒家占主导地位，后来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这两个话语体系都是非常普世的，儒家一讲就是天下，马克思主义更不用说，张口闭口就是全世界如何，人类如何。有这样传统的国家，怎么现在反倒这么回避普世价值这个词？真的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普世的东西吗？其实是我们普世方面做得不够好。自由重要，还是平等更重要？这些方面可能有不同的见解。但是不同见解都是关于什么才是普世价值的，而不是有没有普世价值。如果我们做得好，而且有一套说法，能够把所做的表述出来，中国文化的出路就不再是问题了。如果我们做得不好，整天发明各种各样的说法，恐怕也无助于解决所谓的困境和出路。
第二场 面向传统与世界的中华文化重建
主持人：秋 风 《文化纵横》杂志社高级研究员
嘉 宾：戴志康 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
林炎志 原吉林省委副书记
盛 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强世功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戴志康
我是一个搞建设的人，经常遇到“重建”问题。所有的政府和开发商都愿意把原来的东西拆了，目的是为了建更多的楼，所以没有什么困境。拆的人非常高兴，被拆的人只有少部分人不开心，有很多人等着拆，因为有补偿，拆了会赚一点。整个文化重建和整个现代化重建过程中，大部分人是欢迎的，只有小部分人不喜欢。重建，是拆完了建什么的问题。拆了别墅、拆了四合院、拆了江南园林，如果是把过去的小桥流水建成高山流水，我觉得就能解决传统和现代的对接。
可是现在，建的都是美国式欧洲式的楼，虽然有空调、有汽车，但是好像跟我们的生活传统有一点隔阂了。有一些人住的房子很大，有些住的很小，很不平等，大家很不开心。如果我们重建，能不能高楼里面还有与我们千年人文精神相吻合的东西。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哪里建？中国人这么多，除了在960万平方公里上建，能不能建到外面去？能不能到全球去建？不知道我的这个说法对不对，请大家批评。
林炎志
我建议“重建”这个词，将来可以逐渐改成“突破”，因为重建文化是很大的事，突破是不是更好一点？
刚才戴先生对这一课题持乐观态度，我也是。我提供两个思维方面的例子。我大学本科是学核物理的，应该去搞原子弹，毕业那年国家停止核实验，我只好从事党政工作了。1900年前后，物理学界认为牛顿力学已经发展完备了，可以把当时绝大部分自然科学的现象加以解释了，甚至都能够得出数字解。但是有两个实验，用牛顿力学解决不了。这两个实验是颠覆性的，用牛顿最基本的东西解释不了的，所以出现了物理学的困境。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用相对论解决了，物理学出现了非常大的飞跃，引起了20世纪一系列重大的科学发现，如原子能、量子力学、半导体等等。也因此，爱因斯坦和马克思在千年之交的时候，被西方两个大国评为千年伟人。
我谈这段科学史是什么意思呢？出现困境的时候，往往是新的飞跃和突破快出现的时候。当天空一片晴朗的时候，老的科学一般占统治地位，我们管它叫做理论上的内和谐。所以我觉得，困境出现在今天的中国，可能不是一件坏事，预示着我们面临着伟大的突破。当然谁来当这个事情的爱因斯坦，我不知道。
盛洪
文化是经过许多代人、尤其是许多代的文化精英、知识精英不断探索、总结和提炼，才形成了文化传统。简单讲，只有文化没有传统是不可能的。第二，文化非常重要的特点是生活体验，它通过千百年至今不断的积累传承形成文化价值，包含着很多文化基因，这些文化基因用理性主义的思考不能完全发掘出来，但其中包含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要素。这两个特点导致的结论是，我们很难用理性主义去评判文化，不能有一两个人，根据他现在所谓的理性判断，决定文化好还是不好。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问题是，学了半盘西方。只拿了西方两个传统之一的所谓希腊理性传统来批判中国传统，导致对中国文化全盘否定，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文化现象。
我们今天讲文化困境，跟刚才林先生讲的物理学本身在20世纪初的状态不太一样，当时大家都去接受牛顿体系，但我们今天大家都认同、都接受的文化体系，其实是没有的，是一个真空。这个真空恰恰是我们中国的这些文化精英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强世功
文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文化建设可以弥合经济、社会改革带来的风险。文化重建的目标恰恰是要解决经济、社会改革带来的社会问题。建立一个统一、相对稳定的、大家同时信守的政治文化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的一部分。如果文化产生巨大的分裂，我们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从文化中产生出来。我觉得这是下面30年要面对的问题，即社会建设问题之后的政治建设问题。
如果从文化建设角度讲，复兴儒家或者中国传统文化当从哪儿入手？大家都说儒家这个文化所生存的社会环境变了，家庭、社会结构变了，科举制度变了，所依赖的政治体制变了，是不是可以复兴？对于儒家来讲，两个要素特别重要，一是家庭，这也是我之前为什么特别关注最高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二是大学，因为儒家作为某种理性主义的宗教依赖于大学教育。目前的关键，是我们看到所有的大学生都被西学包围，对中国古典的东西没有很好的理解。如果大学生在大学里没有和中国传统相关的教育，别指望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的理解。文化重建是特别漫长的，也许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在大学教育里面先奠定传统教育的基础，慢慢才会有变化。
温铁军
人们说文化的时候，其实文化本身是有着多样性的内涵的。刚才几位也提到，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不同立场，大家在什么样的领域工作，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对多样性的文化内涵表示足够的尊重。如果只是拆和建，按照一种模式拆，按照一种模式建，本身确实是一种反文化或者是去文化的行为。我们60多年的建设过程尽管成就很大，但是其中包含相当多的去文化的行为，特别是去乡土文化的行为。
我们知道五千年华夏文明，是深深植根于五千年的农业文化之中的。当人们把农业视为落后，我们经济发展要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发展到第三产业，甚至第三产业占比重越高越好时，其中就隐含着一种去文化的行为。这种去文化又通过把去文化的做法变成具有高度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化本身再表现为舆论，用媒体等工具把意识形态化的话语变成大家都统一接受的认识，文化就被摧毁了。现在文化重建，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倒觉得有些问题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大家都明白农业本身不可能有一个模式，或者一个规律，一个思想，一个政策，总之单一的东西很难对农业做出某种归纳。因为它是一个自然过程和经济过程的高度结合体。自然过程一定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乡土知识本身就是多样性的。我们现在所谓的教育体系、文化体系某种程度上是一定要把这些多样化的千差万别的乡土知识，变成一个体系。如果人们不能把这些问题深刻认识清楚，就没有对文化认识上的回归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