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这一词语在国人心中所引发的想象，往往关乎征战的悲怆、垦殖的艰辛以及荒蛮淳朴的异域风情。这种想象有几分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边缘是相对于中心的存在，它是文明向外生长之地，亦是保留有异质性的未开化地区。传统中华帝国并无一固定的疆域界线，而是在儒家文明为中心的文明层级中，通过“异族”与“我族”的碰撞交流，相生出一个依国势推演的、模糊的边疆地带。边疆族群自有其文化秩序，但它并不纯然外在于中华文明。
此种疆域观念与今日中国版图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此组关于中国边疆问题的四篇笔谈文章，皆自此一背景出发。正如刘晓原文章所指出的，中国若要完成领土属性的现代转型，则必须处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应对各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诉求，为其树立与汉族平等的主体地位；二是如何在这种平等之上促进政治同质化，对统一版图内部的多元性进行有效整合。自晚清以降，中国重新树立领土主权的种种艰难尝试，均将边疆民族的整合视作要务，继承传统帝国的疆域领土的同时，又必须重新寻求超越帝国的、与现代国际秩序相合的疆域观念。因此，此时重提“天下”，并非是为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渊源所作的简单背书，而应看到，天下观已经由种种现实的制度尝试，转变和内化为当下中国边疆的现实问题。
关凯文章点出，这一现实问题的棘手之处，恰在“边疆”二字的隐喻之中。边疆之所以为边缘，是因为作为其实质载体的族群，有其独特的文化生活。在民族国家的叙事结构中，文化的异质性可经由对历史记忆的塑造，延展为实质性的政治诉求。在转型期的中国，伴随着社会阶层的重新分化与区域发展差异，边疆地区日益尖锐的经济或官民矛盾，都可能借助民族主义式的知识叙述，而转化为高度政治敏感的民族矛盾。
边疆之困，或可归为关乎“天下”的想象和对于“民族”的想象之间的冲突，发展失衡等结构性问题、宗教矛盾乃至后殖民批评等论述，皆可看作其现实呈现。施展在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这一困境，边疆，是一个从属于帝国的概念，它所具有的弹性和模糊特征，皆与帝国历史的多层累积和文化上的多样性相关。而民族国家这一借由想象构建出来的、高度同质化的“一体”，正是现代性对边疆进行消解和反抗的结果。英联邦各国对女王的共同效忠、美利坚结合乡镇自治传统的联邦制以及苏联建立在民族自决之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皆是这些具有内部复杂性的大国对内化或超越民族国家所做出的努力。尽管成败各异，但对于面对多重边疆问题的中国，这些经验正可从不同角度提供思想资源。
郑戈通过梳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宪法建构指出，中国的民族政策从一开始就预设了其文化多元、政治平等乃至经济上实质平等的价值立场。正是在此意义上，本组笔谈文章的作者皆认为，在赋予“边疆”在文化上的主体性的同时，建立更符合人类普遍价值、更具有包容性和感召力的社会主流秩序，将是吸纳“多元”，重塑“一体”的可能之道。至此，“边疆”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可能都将不再仅是关乎异域的想象，因为我们将要面对的，势必是一个内部差异愈加多元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