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的地区冲突，让非洲事务时隔近百年重新回到国际社会中心，这一趋势又因中国对非洲的经济参与而被强化。非洲在世界体系的拓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被塑造的角色。在过去的几百年间，非洲内部秩序的合法性，随着全球权力中心的转移不断变更。这块资源丰富的大陆，进入现代化的路径始终受制于人。施展的文章在充分揭示非洲所处的复杂政经环境之余，对中国资本制定规则的能力，进行了纵横家式的政治经济学畅想。
专注于商业的文明资产阶级让所有对外扩张首先体现为经济问题。但犹如韦伯在一百多年前即指出的：“在一段看似和平竞争的过渡期后，贸易扩张已明显即将到达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权力将独自决定每一个国家瓜分多少经济控制权，也将决定其人民的活动范围。”权力对经济的保驾护航，如今以更为柔性的方式展开，它或体现为全球金融体系的杠杆作用，或体现为“不干涉”援助背后的举国体制。本刊记者在调研后认为，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模糊面孔并不能归咎于外界的污名和误读，而恰是中国海外利益日渐明晰，但企业行为方式却遵循本国逻辑的结果。资深中非关系研究者克里斯·阿尔登用大量事实为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以及开拓海外市场的能力与雄心做了注脚——纵然中国对非洲政局尚缺全盘考虑，它的经济参与也已成定局。
若历史真可以“资本秩序悬置伦理判断”的方式终结，那么中国或许就不必面对“新殖民主义”的拷问。在严海蓉、沙伯力的描述中，中国在赞比亚的商业农场不过遵循着简单的商业逻辑，但在西方媒体的严苛猜测中，“海外抢地”的阴影，已将中国置于道德评断的十字路口。
这就促使中国必须以更全面和成熟的态度来思考非洲的真实需要。人群矛盾总先以文化差异体现，来到非洲的中国经营者惯于将劳资冲突归咎于神秘的文化基因，“懒惰”、“愚昧”等附着价值判断的指责意味着优越感和对互相了解的放弃。唐晓阳敏锐地指出，学习“勤奋”的标准即意味着学习新的市场经济准则。观念规训的过程，正通过共同劳作展开。
看似简单但又无法一蹴而就的企业管理困局，意味着中国海外参与将面临漫长的磨合。非洲学者表现出对中国的谨慎期待，但更以热带性格的直接明朗和习自西方的自我捍卫，明确提出维护非洲利益的策略。另一方面，非洲的苦难历程和质朴的生命力，可能会在这片大陆上生发出最深重的悲情意识——南苏丹的诞生正说明这一点。这种青春期的民族主义恰是中国人熟悉的，若中国不能对此做出更具政治现实感的回应，并将其濡化为每一个个体的策略选择，原本兼具外交考量和理想主义的“不干涉”原则，将注定在利益的磨砺中沦为乡愿之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