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冷战终结以来，当代全球政治重新复苏进入活跃期。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反资本主义街头运动（希腊）、独立运动（苏格兰公投、加泰罗尼亚）。在中东、非洲，各种极端宗教政治和恐怖主义兴起，伊斯兰国组织（ISIS）横空出世。在拉美，各种政治势力主导的激进运动交叉进行。在亚洲，有台湾“太阳花运动”，香港占中运动，还有泰国、缅甸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再政治化。
这些再政治化呈现为多种样态：既有俄罗斯与西方阵营的对立，传统地缘政治的回归；也有在全球意识形态领域，伊斯兰崛起和族群政治的兴起；同时，由于新社会运动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极大改变了传统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形式；在不同国家内部，伴随族裔政治、认同政治、身份政治、文化政治的兴起，各种政治表达对传统的制度化政治解决框架形成冲击；而占领华尔街运动则凸显霸权国家内部的政治秩序松动；尽管多数运动没有明确的政治指向，缺乏系统的政治方案，但已然显示传统阶级政治的衰落。而各种试图超越自由民主体制的思路，也并未提供可行的政治替代方案。
因此，如何理解这些再政治化现象？如何对这些不同的政治化形式进行命名？这些再政治化背后的动因何在？我们相信，所有这一切现象都具有某种内在联系，而不单纯是传统政治冲突的延续。
吴强在文章中，就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完整的再政治化图景，它不只是左翼学者批判的新自由主义阴谋，全球资本通过中立化和技术化的治理来掩盖剥削与垄断。相反，这套治理体制有赖于民族国家统治机制的配合，需要政府加强监管、治理和监视，建立起新的筑垒机制和警察国家。新自由主义引发的贫富差距越大，就越需要国家维稳机器的介入。这就形成了当代全球政治的去政治化–再政治化悖论：它越是强调经济发展，就越需要加强社会控制；而越是强调国内政治稳定，就越激发弥散化的社会反抗。警察力量的军事化和政治抗议的街头化，形成了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推而广之，反恐战争与恐怖主义、人权话语和新冷战幽灵、新保守主义与反叛政治、全球治理和街头占领，这一切表面上相互矛盾的政治现象，实际都指向了当代政治演化中形成的内在张力。乐观主义者称其为新媒体的政治革命，悲观主义者则预言新冷战铁幕的开启；保守主义者冀望国家利维坦的回归，激进主义者则呼唤街头游击战的降临。这一切都构成本期封面所关注的“世界再政治化”现象。
当代世界政治的极化，改变了二战之后形成的强调经济发展和福利分享的“共识政治”，各种弥散的不满情绪，借助新的“身份政治”（民族、地区、种族、性别、阶级、国家等议题动员），形成了各种激进的反抗形态。它既可以表现为项飙所分析的香港占中，也可以是赵刚所描绘的台湾“小确幸”政治；它既可以是吴强所展示的弗格森事件，也可以是杨成笔下的俄罗斯–西方地缘政治的回归。而它们共同的问题，则都是倾向将复杂的政治问题，简单归结为“你–我”划界的身份认同，从而进一步强化政治分裂和政治极化。
也正如石之瑜所言，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挑战，在中国语境下会更为棘手，因为中国并未经历过西方国家意义上的去政治化，“政治挂帅”始终是最重要的政治生活准则。如何处理中国的政治化遗产，以回应新型的政治化挑战，因此更加考验执政者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它无疑也提供了探索政治格局创新的重要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