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它的诞生地英美，还是在依然不断追寻适宜制度的后发国家，政党政治似乎都陷入了某种裹足不前的境地。在全球化时代，多党政治与民主治理这一现代政治的基本形式，其在意识形态、政纲政策、政治基础与动员方式、组织运作模式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嬗变。李路曲文章指出，在二战后，欧美那些原本基于阶级差别而形成的政党，由于中产阶级化和市民社会的兴起，弱化了由社会纵向分裂带来的政党间对立。民主社会中的政党已逐渐与其所依附的意识形态脱离，转而关注具体的治理问题，在组织架构上也愈显松散。这一协作为主、手段温和的政党政治已成为民主国家的主流趋势。
但此一政党政治的发展方向，已被证明并非是线性的。叶海林描绘了一个规律性地陷入动荡的巴基斯坦，传统社会的地方豪强，依然是掌控该国政治走向的根本因素。左右的分野、传统的宗教力量与新兴的世俗文化，都无法撼动这一与土地和资本互相交织的权力体系。地方分权与一人一票这些政党政治的制衡因素，反沦为这一体系中的操纵工具。
相较之下，在新兴国家长期执政的那些富有威权色彩的政党，担负起了政治稳定器的作用。在欧树军笔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的力量之源，来源于其破除殖民遗产，同时又建立起一套现代治理机构的坚定决心。王向东同样指出，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长期执政的经验，来源于其符合国内现实状况的政治路线。对于这些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经历政治社会转型的传统国家来说，其政党需融合历史传统、民主自由观念和社会主义之长，以弥合其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面临的两难困境。
但这些传统的威权政党，同样面临着汪晖所言的“代表性断裂”之困。如果说，协商利益表达、消弭冲突、塑造共识是现代政党政治的合法性基础，那么在一个资本金融化的世界中，政党政治对资本逻辑的服膺，已威胁到了大众政治这一现代政治的基础。在这一视角下，多党政治的行政化和对治理问题的过度关注，将带来“去政治化”的治理危机：国家机构官僚化的特点越来越突出，其动员和监督的功能进一步弱化。中国当下政党政治的桎梏，可能恰恰在于它的既有架构无法包容新生的政治能量，却在激烈的阶级重构中，压抑了阶级政治的诉求。
政党要如何从大众政治中获得新的代表性？延绵不绝的左派社会运动，其背后的逻辑，正是对一种更有自主性的社会政治的诉求。美国左派运动思想领袖阿林斯基，其兼具激进与行动能力的运动实践，已对美国政党政治产生了实际影响。吴强认为，奥巴马之所以能够重新唤起美国民众对政治的热情，在多元而碎片化的利益诉求中赢得选战，正拜其“政党社运化”的运作思路所赐。民众的出场、权力的制衡、利益的博弈，这些政治的永恒命题，或许才是政党政治真正的活力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