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经历剧烈的“城市化”转型，猛烈地冲击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各个领域，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重塑整个文化生活。其转型速度之快，作用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刻令人瞠目。此种变化并不局限于城市景观的改变，而涉及整个中国的发展模式、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所有领域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30年来，我们看到无数快速兴起并扩展的城市，无数人逃离土地涌向都市的高楼大厦。中国正在经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过程。

迅速的城市化过程，将所有人裹挟其中，导向一种新的空间秩序。由于迫切希望摆脱落后状态，从政府到民众，都对城市化形成了强烈的诉求，开发主义／城市主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并形成自上而下的建城与改造运动。城市开发的巨大利益催生新的强力集团和利益联盟。这些群体往往与地方官员结合在一起，与资本形成特殊的互利关系。围绕土地经济的城市化已然成为地方政府的最高议事日程。正如郑永年所言，以钱为本和以官僚为本，成了中国城市化过程的主导原则，导致了城市化过程中的权钱一体化。大规模官商资本在空间上沉淀，城市发展也因此出现异化：城市结构和城市空间的分隔化与封建化、片面城市化导致的城市生态恶化、贫富分化、官民对立等等。

中国现代化源起于城市现代化，中国改革起始于放权让利和地域竞争。但正如田方萌所指出的，当城市化巩固了地域精英和地方势力的既得利益，乃至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城市之间就会出现“国际化”的趋势，在这些看不见的“边境线”面前，中下层民众往往成为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化与现代化之间就可能形成矛盾和冲突。

中国城市化有许多特殊之处，区别于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与一般后发国家也不同，在其内部既包括激进的鄂尔多斯模式，也有相对温和的长三角模式。多个城市发展阶段相互重叠，城市化与郊区化同时发生，传统工业集聚区域与新产业创新空间并存。新型全球化及现代技术的发展，都将对中国未来城市化的战略选择提出巨大的挑战。

中国现有的行政区划安排沿袭了秦汉以来的郡县制度，保留了农业社会控制与管理的传统思路。在官方和民间的讨论中，马尔萨斯式的论调不绝于耳。伴随中国社会的迅速变革，无疑需要一种革命性的治理观念的调整。正如姚中秋和郑永年所呼吁的，既有的垂直汲取型和截流型行政区划安排，必须向公共服务型的扁平结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多重利益的冲突，由此导致的城市政治化将不可避免。

这组笔谈只是讨论的开始，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理解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急速城市化对中国的政治地理、文化心态和生存方式带来了哪些冲击？哪些体制因素影响了中国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塑造？它们又是如何导向今日城市化出现的种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