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谈精英的责任

在组织和策划“中国精英的困顿与责任”一组文章时，编辑部内经常遭遇不同的争论，反对这一选题的意见认为，“这组文章的价值何在？”“在一个常态的市场社会，要求一部分人（精英）承担比其他多数人更多的责任是合理的吗？”

在这种反对声背后，其实还隐含着更多反对者未曾言明或未曾意识到的逻辑：“社会的正常运作主要依赖合理的社会制度，有了法制与民主，社会的进步应该可以预期。”

这一逻辑以及意见最后仍然被多数人否定。编辑部主流的意见是：在一个转型社会，主流精英的责任不可推卸。没有精英阶层的道德担当，社会转型不可能完成，合理的社会制度也难以建立。不能想象，如果主流精英秉持狼的价值观，依靠民主与法制就能够建立起一个羊的社会。在民主与法制背后，应有更强有力的价值观约束，而这种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念，其承担者无疑应该是社会的主流精英阶层。

依照这样的观点引导，我们观察一下当代社会中的主流精英，他们的表现无疑是令人失望的。

公务员队伍。近十几年来，公务员阶层的腐败已是无需论证的事实。除此之外，更广泛的现象是，公务员阶层正大面积地丧失传统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天下情怀和公共情怀，也在丧失共产党员应秉持的信仰和理念。职务观念日益取代社会责任，乌纱帽意识大于一切社会追求，独立思考日渐让位于随波逐流和人云亦云。公务员专业能力不同程度提高了，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严重淡薄。对于吏治的不满，不仅反映在各种媒体和网络中，也反映在执政党不断强化其“执政能力”的反复告诫中。

企业家阶层。这个阶层在财富上的成长速度显然要大于他们社会责任意识的成熟速度。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一阶层的社会意识和公共情怀。一是三鹿奶粉事件，二是汶川地震中企业家捐赠风波。前者暴露出这一阶层在事关企业根本利益的商业道德上严重腐败，至今仍停留在野蛮资本主义的企业伦理阶段；后者暴露出这个阶层在事关公共事务上的不成熟，他们试图以商人逻辑改造和引导社会，但距离社会公众有可能接受的底线相去甚远。

知识分子阶层。近年可观察到两个最普遍的现象，一是学术腐败，二是公共知识分子比例大幅度减少。所谓学术腐败，不仅指抄袭等恶劣现象，而且指教学研究过程中对社会公共资源的过多占用和浪费。诸如社科工程中编造课题套取经费，院校建设中商业利益的过度追逐等等。而大专院校近年的专业化浪潮，也将大批学者教授卷进学科分工的金字塔内，变成职称头衔的奴隶。他们关心的事情日益狭窄，情怀日益萎琐，能够以天下为己任的公共知识分子比例日益减少。

以上官产学阶层的现状扫描，仅仅是编辑部同仁的日常观感，它很难以标准的社会学研究和调查方法加以统计罗列。但仅就这些感受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官产学精英的困顿就足够令人惊心了。面对这样的精英现状，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这样的人群能够承担社会转型的重任吗？他们能够带领13亿人民完成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吗？

为了这样的疑问，本刊选择了“中国精英的困顿与责任”作为封面专题，选择了王小东、秋风、祝东力、曹锦清等人的分析与批评文章，选择了美国、日本等国精英阶层的历史比较作为参照，以期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担负主要职责的精英阶层提供借鉴。

我们认为，文化重建的核心任务是价值重建，而价值重建最重要的人群，应该是一个社会的精英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