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项飙对“知青时代终结”的宣告到郑永年关于中国“知识短缺时代”的判断，都一再引起中国知识界的热烈讨论，这无不彰显时下学人对中国社会科学继承发展的忧虑。当今日中国再次面临时代更迭、中西碰撞，社会问题纷繁复杂的局面，我们的社会科学能够为国家发展带来怎样的思想启示与决策参考？而社会政治环境又将如何影响学科建制？这些问题在今天显得尤其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与中国政策研究之间的关系及其弊病，可以在当前高调开展的“智库建设”中窥见一斑。郦菁梳理了智库的制度基础及别国经验，这个源于美国政治体制的舶来品，在中国相对封闭的，政策研究局限于权力结构与精英网络之中的政治制度下，其实践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郦菁认为郑永年就智库建设凸显出的中国社会“知识短缺”的批评并没有切中要害。智库理念的贫乏更多是源于“独立性”的缺乏，中国政策研究体系的“差序格局”导致研究的低效重复和资源分配极度不均，而公共讨论的参与更是鲜有闻听。在这种政策研究模式及西方社会科学范式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社会科学的问题与其说是“知识缺乏”，毋宁说是“价值缺失”——学者对政策领域缺乏关切，对公共价值和弱势群体也缺乏关怀，而陷入了一个为形式实证主义所困的“范式”牢笼中。
渠敬东在访谈中毫无保留地批判了趋附“方法主义”所带来的“学问与生活的疏离”，这导致了社会科学整体学术范式的深层危机。当我们质问西方概念与中国实际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应该首先认识到中国的现代性及与西方的交融，将中西对立起来的批评，实则是在理念、历史和经验层面对西方理解的缺失。而这三个层面同样也是构建一种好的社会科学的基础，在经典阅读和“情理之辨”中，培养如郦菁所述的关怀能力。此外，中国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还需到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前人研究的成果中寻找答案，只有在继承历史、勾连中西的基础上，突破方法主义的局限，才能够开拓出一个既具专业性而又丰富动人的学术研究范式。站在历史传统的角度上，政统与学统之间的关系亦可为今日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权力平衡提供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