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大陆兴起一股“文化热”和“国学热”，作为中国传统的重要载体，中医文化也备受追捧，堂而皇之地进入各类“国学班”、“文化书院”之中。吊诡之处在于，中医本身长期呈现“外热内冷”的发展态势：1949年以来，中共高层在政策上一直支持中医的发展；与之相对应，中医行业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在人才培养、行业规范和国家立法方面，都面临重重障碍。不仅如此，社会对中医的态度也趋于两极化，“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冲突持续加剧，以至于遮蔽了现代中医的真实面貌。
从疾病治疗的角度看，中医的现代之路，开始于近代中西医的碰撞与汇通。正如皮国立的文章所言，这一历程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1912年以前，基本上是中医对西方生理解剖学知识的反思与响应；在此之后，则主要在细菌论、病理学和卫生防疫等问题上展开论争。在汇通与论争的角力之中，西医的理论与技术刺激了中医学理的发展，促使近代中医们去思考、整理固有之学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政权建立，现代中医的体系最终形成。赖立里的文章指出，中共建政以后，成建制的院校、标准化的课本和制药厂，种种现代医学的必要体系设置，使得现代医学的诸多要素逐渐渗透进中医之中。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陆续推行的“西（医）学中（医）”和赤脚医生运动，对现代中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前者加强了中医在体制内的地位，后者则进一步推动了中医的普及。
然而，这一中医体系基本是对西医体系的模仿，为当前中医的发展留下诸多隐患，肖相如以一个从业者的视角，指出当前的“科研”评价体系导致中医发展的“虚假繁荣”，虽然中医机构本身很繁荣，但中医的实质却所剩无几。类似的问题也反映在中医的海外传播之上，张一凡的文章指出，虽然目前中医药已经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但基本都停留在“个体户式”的诊所模式阶段。在西医科学体系迅猛发展之下，作为传统医学一部分的中医药在立法、标准制定、教学体系、职业系统和社会声誉方面都处于边缘位置。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现代中医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呈现出某种悖论：一方面是当前中医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扭曲，肖相如认为，目前社会上泛文化的论调正将中医引向虚玄、神秘，很多中医不愿夯实医学基础知识，加强医学基本功的训练，而是将精力用在了相关玄学文化的学习上，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现代中医的疗效和声誉日渐下降；而另一方面是中医的发展亟需中国人重新理解传统的思维方式。赖立里的文章强调，“中医立法会生产出很多骗子”的流行观念，反映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依旧高度西化、科学化，也正因如此，“科学性”才会成为现代中医的持久焦虑。发展中医，有必要在文化层面上对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最后，本期封面选题的实现得益于上海证大集团戴志康先生的支持，在此谨向他致以诚挚的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