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
在关于钉子户的问题上，充斥着许多新旧杂交的话语，因为话语和实践之间存在巨大的裂痕，导致钉子户的“抵抗”呈现出诸多相互矛盾、难以言说的困境，同样，地方政府也陷入具体行政实践与政治意识形态相互隔离的困境。仔细清理抵抗话语背后的逻辑，有助于还原钉子户问题的本来面貌，也有助于理解拆迁实践的本质。
先从举世闻名的日本成田机场钉子户谈起。前两年在火热讨论强拆事件的时候，国内媒体发现了成田机场的案例，将那些持续抗争几十年，迫使日本政府退让的抗拆户称作史上最牛钉子户，并以此指摘地方政府的横暴以及强拆制度的不合理，但是，2012年11月28日，日本地方法院在防暴警察的配合下，对其中的一户钉子户实施强拆，一些人又将之作为强拆具有合法性的证据。但实际上，成田机场钉子户的抗争史基本上与强拆制度无甚关系，甚至与媒体含沙射影想要表达的民主体制无关，与之有关的其实是钉子户抵抗的意识形态根源，尹晓磊将之解释为“国家逻辑与农民道义”之间的争夺（尹晓磊，《国家逻辑与农民道义之间》，《读书》2005年第7期），国家逻辑包括国民整体利益、国家强制力等，农民道义则包括农民具有守护家园的权利，人们容易将两者解读为权力与权利之争，这也是国内媒体解读钉子户抗争事件的固有逻辑。但是，这一逻辑用在成田机场的案例中，却有点文不对题。因为，在成田机场钉子户的抵抗史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并非钉子户的个人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反抗，钉子户从未将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相对立，正如1971年1月，农民们在纪念已故的机场建设反对派领袖人物小川明治先生时，通过佐山忠代笔写的一封致首相佐藤荣作的题为《白骨的怨恨》的信中所言，他们抗争的目的并不在于经济补偿，而是需要一个说法，“如果你能够让我信服，如果能让我感到服气，就是不要补偿，我也会高高兴兴地把自己的土地财产拱手相让”。
“讨说法”的背后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意象，主要是当地居民基本上都是应国家需求参加二战的老兵及其后代，这些人在二战结束后又应国家号召到成田机场选址所在地开荒拓殖，因此，他们是为国家奉献颇多的群体。问题恰恰出在关于“奉献”的问题上，成田机场的修建是冷战格局下日本官僚集团与大资本联盟的产物，因此，这些居民认为他们要再次“为国奉献”的理由并不充分。钉子户的抵抗，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兴起的以反资本主义和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左翼运动提供了场合，大量的左翼活动家和学生参与其中，因此，严格说来，40多年来成田机场的钉子户抵抗史，其底色只能是新左翼主导的社会运动，与通常意义上的钉子户抗争有天壤之别。
近年来媒体报道的钉子户抗争事件，有一点是与成田机场钉子户的抵抗史类似的，即很多钉子户抗争的个案已非钉子户自己的事，而是属于社会变革的一部分。自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后，媒体开始热衷于将个案操作为公共事件，从而实现社会变革的目的，2007年，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首次将钉子户纳入公共事件的视野，经过2009年的成都唐福珍事件和2010年的宜黄事件，钉子户抗争事件俨然成为近些年公共事件的主角。不过，与成田机场的钉子户抗争史截然不同的是，国内媒体将钉子户抗争事件注入权利反抗权力的内涵，其抗争对象并不指向资本主义，而是国家、尤其是地方政府。这种话语资源极具杀伤力，因为它契合了每一个个体的需求，尤其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的今天，媒体无形当中增加了抵抗的合法性。在中国基层社会，通过强调权利来获取利益并非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诉求，在底层意识形态中，钉子户实际上并没有太大道义优势，因此会出现社区居民联合要求将钉子户强拆的诉求，比如2010年广州杨箕村1000多居民集体签名要求对钉子户强拆，一些钉子户甚至被村民殴打，同年，武汉土库村的村民也集体签名要求村中的唯一一户钉子户搬迁，2012年12月1日，河北衡水市又出现了同意拆迁的回迁户因拖延5年无法回迁打砸“钉子户”邻居的事件。
成田机场钉子户抵抗显示出来的“农民道义”，与国内媒体援引的农民的生存权有天壤之别，这根源于农民道义的话语谱系过于复杂。这一话语资源的来源至少有三个，一是反全球化（某种意义上是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浪潮，成田机场钉子户的抵抗史是这一浪潮的一部分。新左翼运动中有一部分是反对工业化，保护生态和保护农业文明的，因此，坚守成田机场的钉子户大部分都是农民，他们并不以获得更大的利益为目的，也非以获得农民的生存权为取向，很多支持者也是出于类似的目的参与其中。国内一些钉子户抗争事件之所以能够获得左翼知识分子的支持，与这一意识形态背景有密切联系，他们将这一抗争与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工人抵抗相比。
关于“农民道义”话语资源的第二个来源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拆迁的具体场景中，集体主义表现为两个相互统一的对立面，一方面，这一意识形态要求关心保护弱势群体，不能为了整体利益置之不顾；另一方面，个人不能寻求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集体利益。钉子户借重的是第一个方面，几乎所有被拆迁户都不愿意明目张胆地接受“钉子户”这一称呼，除了这一称呼具有强烈的负面色彩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借重了对其有利的“困难户”称呼，在去阶级化的今天，“困难户”的符号与“贫下中农”一词有天然的亲密感，因此，它很容易对接党和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地方行政在面对困难户时，与对待“刁民”意义上的钉子户，其工作方法是决然不同的。社会公众在不理解拆迁补偿政策的情况下，极易接受被拆迁户的一面之词，比如，浙江温岭最牛钉子户事件，2012年11月下旬媒体集中报道时普遍聚焦于罗宝根本人所言的其家庭困难、拆迁补偿过低问题，可仔细推敲地方政府的拆迁补偿方案，罗家获得的补偿是其房屋价值的几倍，罗因此将一夜暴富。事实上，在拆迁补偿标准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绝大多数被拆迁户将获得巨额利益，这也是“盼拆迁”作为常识的根源，因为拆迁而致贫的情况，是很难想象的。很显然，尽管很多事实上的钉子户将自己打扮成困难户，但是，从集体主义的另一面看，并不全是事实的真相，这也就容易理解为何不断发生邻居打砸钉子户的事件。
集体主义包含对立统一的两面这一问题本是不难理解的，奇怪的是，媒体对此却极为迟钝，即便是获得了钉子户的较为全面的信息，也选择性地解读，这是为何？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强调被拆迁户的弱势群体形象，容易与维权话语相结合，从而获得完整的解释链条，当维权的指涉包括生存权时，左右两翼的意识形态就实现联合，这是对钉子户问题的舆论出奇一致的原因。二是与维权话语兴起于1990年代以来的农民负担问题有关，农民负担问题的直接表现是困难农民越来越多，而导致这一情况的重要原因是基层政权和村社集体不断增加农民负担。因此，集体并不意味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反而可能侵犯个体利益，农民反抗很大程度是在维护其生存权，更有甚者，一些研究者将之解读为农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将现在的钉子户问题放到十多年的基层政治结构中去理解，当然会出问题，且不说现在的基层组织已严重弱化（并不一定蜕化），就说农户，也已发生巨大分化。绝大多数钉子户已不是弱势群体，他们恰恰是社区中的强势群体——理解这一点其实并不困难，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钉子户，其抗争对象表面上是拆迁方，但实际上也是在侵犯社区成员的利益，一个不够强势的被拆迁户，怎么可能抵抗得住其他社区成员的压力？2010年武汉土库村唯一的钉子户童家共有七兄妹，25口人，共有两栋7层楼房和一栋3层楼房，总面积3800平方米，只看看这些客观数据，就可以想象童家在土库村肯定是强势家族。
“农民道义”话语资源的第三个来源是关于“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和“弱者的武器”的解说。一旦将钉子户定义为弱势群体，其过于激烈的抗争行为也将被解读为“弱者的武器”。在钉子户的抗争表演中，身体攻击以及利用燃烧瓶等危险物品攻击拆迁人员已是固定剧目。人们显然误读了斯科特所言的农民道义经济学，斯科特所言的“弱者”，具有明确的道德内涵，马来西亚的小村庄赛达卡同为“贫困户”的拉扎克和哈姆扎兄弟在村落社会中有截然不同的地位，前者因为声名狼藉而获得了打破村庄规则的自由，后者则是一个诚实的穷人并获得了人们的普遍同情，尽管客观上两人都获得了社区的保护，社区生存伦理和道义经济得以表现，但却受到了村民截然不同的对待。很难理解有些钉子户是哈姆扎式的“弱者”，就其表现（明明获得了巨额补偿，却硬是要自称为弱势群体）而言，更像是拉扎克式的人物。
对斯科特的误读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斯科特思想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特征，这一点与左翼运动中的反资本主义（现代性）有共通之处，比如，他研究的都是前现代村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既是反对政府的强力介入，也是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入侵。可问题是，当前部分的钉子户抗争明显不具有前现代社会中“弱者的反抗”的内涵，这些所谓的“弱者”恰恰急于希望资本和权力的积极介入，以此获得更多的利益，改造一个城中村，制造几十个百万、千万、亿万富翁早已不是新闻。
当前社会公众关于钉子户抵抗的话语进行了复杂的排列组合，既有关于人权话语的浪漫想象，又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不自觉的沿用，还夹杂了后现代主义的新左翼思潮，本来任何一个话语资源都有复杂的理论脉络，在现实中都有明确的具象，但组合之后的话语大大简化了关于钉子户抗争的认识，钉子户被简化为抽象的弱者，其抵抗也被简单地理解为对人权的维护（一些钉子户因此而成为维权斗士），至此，权力与权利之争误读了本来足够复杂的钉子户现象。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