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云
君阅汗青已通史，终局笔亦疏，韶华风尘掩，回首觅当初。
—— 《都铎王朝》开篇词
2014年，对欧洲国家而言，是一个纪念的年份，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1848年，马克思那句略带忧伤的论断“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66年后终于成为了事实。坚不可摧的帝国瞬间瓦解，谁都没有意料到这样一个结果。一战前，整个欧洲只有法国是共和国，在一系列君主国中，五大帝国又位居中心行列。以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衰朽机体为诱因的战争，最终伴随奥斯曼帝国战败并消失而结束，而让人吊诡的是那些伟大帝国，也在奥斯曼帝国落日之际谢幕了，帝国的年代就这样戛然而止了。我们现在的世界以此为起点，但这在此后却被长期的革命、冷战和发展的激情所漠视。人们不愿提起并非意味着历史已经被冲淡，而只是下定决心与过去告别罢了。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帝国的年代》中称，1914年是漫长的19世纪的终结，此前的世界可以被分为拥有马克沁重机枪的世界和没有马克沁重机枪的世界，而此后这个界限终于被打破了。
漫长的19世纪落幕，20世纪登场。对世界而言，19世纪烟消云散意味着它本来就不坚固，而20世纪同样不坚固。两极世界落幕，哲学家开始弹冠相庆历史终结的时候，“9·11”和不断的地区冲突无情粉碎了这迷梦，短暂的阿拉伯之春之后，是ISIS的强劲风沙，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地区冲突，世界似乎再次回到1914年之前。东欧、近东和中东，轮回的钟声再次响起，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在了，但麻烦依然存在。土耳其这个狭长的走廊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或许是今天不可回避的问题。
陆地与海洋
就国土面积算，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国只是一个中等国家，78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和青海省差不多大。飞机从东南的第五大城市安塔利亚出发到地处东北的伊斯坦布尔，只需一个小时。我曾多次查阅土耳其的各种照片，又加之种种想象，认为这78万平方公里是一个大致相同的地貌，但是事实告诉我，即便一个世界帝国收缩到果核里，仍然能有无限宇宙之王的气质。
奥斯曼帝国雄霸欧亚大陆，而土耳其共和国只能说是横跨欧亚大陆。在两个世纪里，奥斯曼帝国丢掉了东欧和北非的广大领土，接着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丧失了几乎所有的巴尔干领土，并且丢掉了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伊拉克北部地区。若说伊斯坦布尔是帝国的中心，两翼在欧亚大陆分别伸展开来，今天的土耳其两翼都被裁剪了，欧洲部分只剩下了东色雷斯地区，大约2.4万平方公里，亚洲部分也只留下了安纳托利亚半岛地区。
帝国的多元失去了实际的地理基础，而土耳其人的地理概念中却保持了这种影子，在他们看来，伊斯坦布尔和东色雷斯地区合称鲁米尼亚地区，而隔海相望的小亚细亚半岛，则被认为是安纳托利亚地区。但是传统意义上，安纳托利亚被认为是小亚细亚半岛的高原地区，沿着地中海的地区才是希腊人所谓的小亚细亚，米利都学派即发源于此。越过托罗斯山脉，走下安纳托利亚高原，土耳其的东南部是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泛意上属于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留下了众多历史遗迹，亚述帝国在此建立了赫赫武功。高山大海围绕着这片陆地，东面是高加索山脉，北面是黑海，南面和西面都是地中海，顺着黑海公路向东行，穿越在庞廷山脉之间，一侧是海声咆哮，一侧则是层峦高原。黑海水深缺氧，墨色深沉无边，而海上的风暴却比这墨色更让人记忆深刻，风暴之海咆哮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惟“砥砺”一词最适合形容其气质。
黑海是砥砺的，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冷峻，则是这一砥砺气质的衍生，大片的草原连接着大片的灰白色石灰岩地，强烈的阳光下，色彩直接而绚烂。曾经马背上的国家，现在已经变成了车轮上的国家，高速公路延伸之处，车流络绎不绝，忙于修路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似乎新兴市场国家所谓新兴的最基本表征就是新道路。高速公路取代了长途驿道，汽车取代了骑兵，善战的奥斯曼战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驱使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土耳其人，不变的是高原的冷峻和荒凉。没有来过土耳其的地理决定论者孟德斯鸠，将土耳其视为靠近热带的地区，因而土地比较肥沃，居民则容易懒散成性，可实际上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风浸润着黑海的砥砺之气，透着严酷和艰辛。
从高原下来，抵达地中海沿岸的小亚细亚地区，则是一种直入骨髓的温暖，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蔚蓝色的地中海，白色的山岩，一种优雅和安宁油然而生，海的宁静，却衬托出人的躁动，这片世界上最大的陆间海，一直都是一个躁动不安的地区。在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眼中，恰恰是因为土耳其人控制地中海沿岸的小亚细亚地区，才给这一片海域注入了最为不安的因素，最终撕裂了地中海。奥斯曼帝国建立了现代海军的雏形，但却无法掌控整个地中海，而西班牙人顽强守住了地中海西侧，确保了寻找新航路的堡垒。地中海第一次出现了两个封闭的航运系统，也从此安静下来了，没有扩张，仅剩优雅。
如果说土耳其是奥斯曼帝国的影子，伊斯坦布尔就是影子的影子。这座横跨欧亚的千年古城，是否能代表土耳其的全部？有些土耳其人会告诉你，伊斯坦布尔就是土耳其的全部，而更多的人会说，那里太开放了，真实的土耳其在其他地方。这座有近两千万人口的城市，至少在地理上是土耳其的影子。土耳其夹在欧亚大陆之间，亦在黑海和地中海之间，伊斯坦布尔同样是在陆地和海洋之间，在群山之中。罗马建于七座山丘之上，号称“七山之城”，而伊斯坦布尔同样也是建在七座山丘之上，君士坦丁大帝以此作为自己的新都，除了陆地与海洋的形胜之外，七座山丘与罗马相类似大概也是原因之一。山脉起伏，风砥砺而温和，蓝色和白色交织，这些都是伊斯坦布尔的基本颜色。这座城市恐怕是土耳其少有的以土耳其语命名的城市，事实上，土耳其大部分的地名都是希腊、罗马人的名字：安塔利亚、伊兹密尔、布尔萨，乃至首都安卡拉，这些历史同样久远的城市，土耳其人只是默默接受。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土耳其苏丹长期以来都是伊斯坦布尔和君士坦丁堡并用，但不论拜占庭还是君士坦丁堡，都已经只是一个文明史的名词了。1930年，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以土耳其语的习惯，以法律的方式确定其为“Istanbul”，名正言顺，这或许反映了一个最基本的变化：对于共和国而言，重要的不再是对陆地与海洋的征服，不再是多元文明的结合，而是土耳其本身。
伊斯兰与国父
“我们的伊斯兰和阿拉伯人不一样，虽然我们都是穆斯林，但我们是不同的道路”，在安塔利亚的海港旁边的商业街上，一家丝绸店老板这么告诉我。他掰着指头告诉你，安塔利亚是希腊人建立的海港，然后罗马人将其扩大，后来成为土耳其人的领土。这座城市是后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化时代，马其顿国王安提柯三世建立的，“Antalya”这个名字也是浓浓的希腊味道，来自安提柯的名字，“Άντίγονος ό Δωσων”。这座曾经的军港，现在是全球第三大旅游接待地，每天总会响起宣礼的音乐，但这似乎只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伴奏，人群熙熙攘攘，讨价还价，揽客看海。历史赋予了安塔利亚众多的层次，作为希腊文化的标志，廊柱建筑，橄榄树，葡萄架，这些都不让人陌生，但旧城角落里东正教教堂才会让人感受到真实的希腊，这里更多的是一个摆满鲜花和美酒的地方。
世界几乎是以宗教来定义中东和巴尔干的，土耳其也不例外。著名的现代土耳其专家伯纳德·刘易斯就说过：“我们可以找到阿拉伯基督徒，但是却不能讲非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那将被视为笑话。”宗教和民族身份高重合度，这是现代土耳其人与奥斯曼帝国的最大差别，但这也是一个让人颇为尴尬的差别。
如果从清真寺数量来看，土耳其是一个虔诚无比的穆斯林国家。从乡间到城市，清真寺随处可见，越是新的小区，越是有漂亮高大的清真寺。大屋顶的清真寺，继承了拜占庭穹顶建筑的构造，若没有宣礼塔和星月标志，和一般的东正教堂并无差别。但这并非清真寺的全部，近处看可以发现高大的清真寺的基座底有各种各样的商店，从固特异、普利司通的专卖店，到各色的小型超市，随社区的繁荣情况而定。伊斯兰教是土耳其人生活的一部分，就像4S店和超市一样。
“阿塔图克时代，曾经有二十多年关停清真寺”，艾登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着颇有些惊讶的我。艾登来中国教土耳其语很多年了，讲着一口流利中文的他，在中国做得最多的事就是解释土耳其并非一个阿拉伯国家。“虽然有些过分，但是经过阿塔图克之后，我觉得现在的伊斯兰教才是伊斯兰教的本来面目”，虽然这仅仅是土耳其人对宗教的一种解释，但是却异常关键地指出了国父“阿塔图克”。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将军的威名，对于有过革命传统教育的中国人而言，是无陌生感的。土耳其人习惯以1934年大国民议会授予他的阿塔图克（Ataturk），也就是土耳其之父来尊称他，以示尊敬。中国更习惯称其凯末尔将军，也意在尊敬。大屋顶的清真寺，仅仅是建筑风格的差异。但是四处可见的凯末尔雕像和照片，才是土耳其最为明显的标志。不知道土耳其是否做过统计，土耳其共和国的土地上有多少凯末尔雕像和画像，与清真寺和宗教物品比，哪个更多？土耳其最大的机场命名为阿塔图克国际机场，土耳其最大的体育场也叫阿塔图克奥林匹克体育场，五星级的四季酒店悬挂着国父的雕像，街头的咖啡馆里也挂着阿塔图克的照片，从踏上土耳其土地的那一刻开始，国父处处可见。从城市到乡间，学校、政府机构、军事机构都能见到国父的塑像，也可以找到国父的行迹，黑海的小城宗达尔古克，靠着山脊的一排建筑被特别保护，这里是国父视察时的住所，地中海的安塔利亚城的海滨，一栋二层小楼悬挂着国旗，这是国父第一次来安塔利亚的住所。国父雕像，国父照片，国父画像，以及层层行行的国父训词，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这是土耳其，凯末尔将军的国家。但是也不由给人这样的疑问，究竟是伊斯兰塑造了这个国家，还是凯末尔塑造了土耳其？你也可以察觉，伊斯兰教和凯末尔之间有着那样一种潜在的竞争，乃至冲突。
“你可知道，土耳其有一批人非常痛恨凯末尔将军？”FATIH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Eranlan，诡谲地笑着问我，作为一个标准的学者，Eranlan流露出对领袖崇拜的蔑视。作为一个长期有着革命戚戚感国家的来客，听到“痛恨”感觉很突兀，但我有些幸运，因为前日在路上偶然遇到了确实痛恨凯末尔的土耳其人。“阿塔图克是我们的敌人”，二十来岁的小伙很不客气地这么评价，“因为他焚烧古兰经，而且处死了很多有学问的人，我父亲给我看过很多当时的记录。”这位年轻的伊斯坦布尔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是一个中土混血儿，母亲来自新疆，父亲则是土生土长的伊斯坦布尔人。“我们教派从来不会给阿塔图克像致敬，因为他是穆斯林的敌人。”但是对阿塔图克的决绝仅仅是一面，另一面则是对阿拉伯世界和原教旨的伊斯兰组织的厌恶。“土耳其一直在帮助阿拉伯人，但是当年他们还和西方人一起来打我们，那些来自沙特的人，四处煽风点火，制造恐怖，搞爆炸，伤害无辜的人，亵渎真主和伊斯兰”，讲到这些，他的激动程度并不亚于对阿塔图克的控诉，和其他的土耳其人并无差别。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与爱，但是作为中国人却又有一种幸运，这种对于领袖的控诉我既习惯又理解。凯末尔将军的功业在于革命，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大家都满意的事情。
奥斯曼旧都伊斯坦布尔光彩夺目，站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上，苍茫的历史感和奔涌的风景都扑面而来，土耳其新都安卡拉则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从来都是战场和关隘，赫提人在这里筑关，凯撒自这里发出“我来我看我征服”的捷报。从3万人的小城，到现在800万人的都市，这里是一座全新的城市。“你可知道安卡拉有一条大街，翻译过来就是生命大街，在那里阿塔图克一次性处死了大批不愿放弃传统教仪的伊斯兰教士，并且大量焚毁古兰经”，当安卡拉人郭少鹏讲起这些的时候，让人有淡淡的忧伤，他在中国留学四年，自然了解“文化革命”的内在含义，“其实现在土耳其人也不知道阿塔图克的文化革命，但是对一些穆斯林而言，这种记忆是挥之不去的，因为他们的教派是在革命之后被残酷打击的，阿塔图克只是扶植服从革命的教派”。
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七座山头上都有一座辉煌壮丽的清真寺，但是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宗教中心，帝国清真寺“阿尔索菲亚”已经被改为博物馆了。尽管宣礼塔仍然会奏响，夜间仍然有阿訇在旧城穿行并放声唱诗，但所有这些活动，都在宗教局管理之下，这到底是革命的遗产还是领袖的意志，不可而知，但是确实又是历史和现实的产物。领袖对宗教做出了安排，而这显然不是一种暂时性的安排。
革命建国与改革
与凯末尔将军同时代的俄国革命家列宁曾经非常精练地概括：“国家问题，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政治实践方面，都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既遇到过实践问题，又经历过理论挑战的凯末尔将军对此应该会有比列宁还要深刻的认识。伯纳德·刘易斯如此描述一战失败之后的奥斯曼政治：“1918年底，奥斯曼帝国终于奄奄一息了，政治讨论都集中在土耳其应该以何种形式依附于人，以及美国委任统治地和英国委任统治地哪个更好。”希腊军队在协约国的支持下，开进到西安纳托利亚地区，准备恢复跨爱琴海的大希腊，而英法也在商议到底如何将伊斯坦布尔变成一个国际城市。曾经的奥斯曼帝国帕夏，青年土耳其党员，帝国一战的第一名将，穆斯塔法·凯末尔抽出战刀，指挥着刚刚解甲归田的安纳托利亚骑兵，旋风般冲下了高原。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议会惊魂未定之际，凯末尔的军旗已经扫荡了六国干涉军。青年土耳其运动复杂激进而又多变，但是并未抛弃过苏丹和奥斯曼朝廷，但当君宪主义者凯末尔带兵冲向伊斯坦布尔的那个时刻，他唯一的依靠却只有民族主义。奥斯曼土耳其人并非是安纳托利亚的原始居民，几千年文明史上，安纳托利亚就是一个来来往往的走廊地带。但当土耳其人发现除了安纳托利亚，他们并无别的家园的时候，对于共同土地的认同就成了一种政治自觉。“唯有民族的意志及决心，才能拯救民族的独立”，凯末尔起兵的通电，说的再简单不过了。
回顾历史，奥斯曼土耳其第一位君主奥斯曼受封加齐的称号，宣布新的王朝开始的时候，也是为了保卫这片土地，抗击蒙古人的入侵，“我来我看我征服”，千年以来，小亚细亚的历史似乎重复着凯撒曾经在这里定义过的历史。不管是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还是冷酷者谢里姆一世，又或者被欧洲人冠以大帝称号的苏莱曼一世，对外的赫赫武功都是从守住安纳托利亚本土开始。600年来，对土耳其人而言，奥斯曼土耳其国家的身份并不次于穆斯林的身份。世居安卡拉的郭少鹏告诉我，“恰帕卡莱的海水都是我们先辈战士染红的”，此中的豪气和底气恰恰就是土耳其国家的基本动力。对于凯末尔而言，把苏丹的战士变成共和国的公民是个理论问题，和奥斯曼一世一样，凯末尔也被共和国授予加齐的称号，以表彰其赫赫武功。共和国在战争中的胜利保卫了土耳其，守卫了土耳其人的生活。而与之对比以脱离奥斯曼为目标的阿拉伯人起义，则宣告了中古伊斯兰共同体的毁灭，伊斯兰教从国家的组成方式，下降成为一种普通宗教。“阿塔图克最大的功绩就是建立了土耳其这个国家”，即便仇视他的人也承认这个事实，并生活在这个事实之中。
世俗本来是一种生活的常态，但是在凯末尔的理论里，却被冠以主义。和民族主义一样，世俗在土耳其既是一种政治观念的强调，也是一种制度存在。不戴头巾是一种长期的政治要求，就像宗教信仰必须在国家安排之下一样，所有土耳其人必须属于一个民族，土耳其的土地上不再以古兰经的要求来作为标准，而以共和国的法律来指导。国家对土耳其人的许诺，不再是教士的教导，而是一个严肃、繁荣和现代的国家。
“虽然我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了民主，但事实上，我们接受了阿塔图克新的专制，军队随时随地可以解释宪法，并且纠正政治活动，只要他们觉得需要”，Eranlan如此评价革命之后的土耳其。这种概括未必就是事实的全部，但在土耳其，军队确实是一个独特的政治存在。军队占据着城市中许多关键的地段，壁垒森严。某种程度上讲，军国民主义是凯末尔主义的底色，共和国以武功立国，从一战到二战，再到冷战，这些又给了土耳其军队以更多的机会来扮演政治角色。共和国的基础原则反复被强调，但是共和国许诺的繁荣与现代并没有到来。
所有这一切在1980年发生了变化，一个中国人异常熟悉的名词也成为了土耳其政治的主体。“我们大厅里那幅和阿塔图克并列的大幅画像是土耳其第八任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Ozal）的画像”，Ramazan教授告诉颇有些困惑的我，“我可以给你做个直观的介绍，他是土耳其的邓小平”。教授的直观让我颇为吃惊，但如此介绍厄扎尔名符其实，中国和土耳其都经历过各种革命，也都走向了改革开放。“你可能不知道1980年之前，土耳其没有一家外资企业，我们70%以上的制造业企业都是国有经济，我们也没有任何服务业可言，所有的变化都是从厄扎尔做总理开始的”。教授的解答得到了商店老板的认可：“对，他开放了土耳其，外国人可以来旅游，我们可以做生意了。”单从数据看，土耳其的改革开放是巨大的成就，人均GDP从一千美元增长为一万美元。但是繁荣并非全部，贫富差距扩大，财富过度集中等等我们熟悉的发展中国家情况，土耳其一样不少，更为重要的，是政治的腐败和分化。
“厄扎尔本人还是比较清廉，但是他的手下，以及他之后的腐败就不可收拾了”，Eranlan评价道，“埃尔多安当了十年总理，我了解的修改法律的次数至少有五十次以上，发展经济总归是理由，他过去住在伊斯坦布尔的大众公寓，现在已经住豪宅了”。在土耳其，是否支持执政的正义发展党和埃尔多安的政治，已经是一个政治态度问题，但是对于当政者的操守，却都有比较一致的认可，腐败只是普遍的问题。“埃尔多安做了很多事情”，这是最经常听到的解释，这一简单的回答，事实上有着更为复杂的，需要被理解的政治内涵。
激进与保守
“我相信埃尔多安，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而真正的穆斯林怎么可能会做腐败的勾当呢？他不过买了私人飞机和海景别墅罢了，这些世界上其他的领导人也都有吧？”面对这一问题，我不能轻松回答，因为我知道的并不是如此，显然对穆斯林的信任和认同要比其他的理由更为有力。“我支持埃尔多安，因为他增强了我们土耳其人的信心，欧洲人过去总觉得我们差很多，现在我们完全不必关心他们讲什么了”，土耳其的自信和穆斯林的认同，事实上就是政治的认同和信任，比任何东西都有说服力。而在埃尔多安的反对者看来，这不过是一种保守主义的认同表达罢了，“无非是极端伊斯兰想复辟以及奥斯曼的自大在作怪”。
如果细致的分析埃尔多安的政策，就会发现这个保守的党和保守的总理并不保守。埃尔多安在宗教上一直支持松绑，认为国家没有必要对宗教做出硬性安排，宗教信仰是一种自由，传统生活方式是一种自然选择。社会政策上，埃尔多安设立了多种社会救济措施，对老人和弱势群体给予了大量照顾，财政对于教育和医疗的倾斜极大；经济措施上，埃尔多安放开程度很高，鼓励办私立大学、私立医院，鼓励服务业开放和民间投资；政治上，承认少数族群特别是库尔德人的各项权益，而土耳其共和国只属于土耳其民族，这是凯末尔民族主义的一个核心内容，在土耳其建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库尔德人，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从宗教文化，经济社会，乃至少数民族政策上，按照西方的标准，埃尔多安都是一个左派总理才对。
但这是土耳其，政治的左右，激进与保守，又再一次颠倒过来了。Eranlan告诉我，土耳其政治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权力无法制约，“你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反正市场的规矩都是政府来设计，当权者必须要受益！”这并不让人意外，国家主导的发展主义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模式，但是每个阶段却都并非坦途。作为专业的经济学者，Eranlan和Ramazan都认为，目前土耳其面临美国QE结束之后，资本大幅外流的强大压力，土耳其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本土化工业链条，制造业容纳的人口并不多。这些年来，埃尔多安政府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在保证就业的同时，也增强了当权者寻租的机会；而发达的金融业，带来的是信用消费的增加，以及储蓄的减少。“总之，埃尔多安运气好，上台的时候正好是2002年土耳其经济危机，然后是一轮新的经济上行周期，但是今天都已经结束了”，Eranlan简单总结了埃尔多安的时代。
经济周期固然可以轻松解释这一切，但更麻烦的是政治周期。自凯末尔之后，土耳其政治就在保守和激进中来回循环。翻看土耳其的政治研究，赞同松绑，强制世俗化措施，多元宽容，同时积极发展经济，谋求融入西方经济体系的，被认为是保守派；而完全支持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方向，强调政治上融入西方，国家则保证社会公正的，被认为是激进派。放到土耳其现实的政治话语中，“保守”就是人民有权利按照传统伊斯兰的方式信仰宗教，而“激进”则指人民有权利拒绝传统的宗教信仰。土耳其改革开放之父厄扎尔本人就被认为是保守或者说是“中右政治道路”的创立者，而埃尔多安则是这个路线的继承者。左与右，激进与保守之间，原本有着极大的中间地带，随着对立的不断加剧，这中间地带终于在去年的“布尔塔克西姆公园示威”之后，变为交锋地带了。
土耳其–国内的政治纷争，由于中东特殊的地缘环境，又带有国际政治背景。随着阿拉伯之春的转变，叙利亚内战的加剧，从东到西，土耳其国内遍及阿拉伯难民。走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上，随时可以看到妙龄美丽的阿拉伯少女在乞讨，甚至翻垃圾桶。ISIS对土耳其造成的直接地缘危险，特别是东南部的库尔德地区，土耳其如何抉择已经是一个国际问题了。“埃尔多安觉得自己是中东的领袖，所以他放纵了这些”，这是很多土耳其人的第一反应，而另一边则是“埃尔多安太屈从美国了，这是他的缺点，我们因为跟随美国，一直没有独立的中东政策”。但毫无疑问的是，一切都是政府的责任。
漫步伊斯坦布尔，可以发现除了无处不在的阿塔图克，另一个就是埃尔多安了。这位争议中的领导人，其政治起点就是伊斯坦布尔。他以毫不留情和善断能行而闻名，这一强势作风，既带来了伊斯坦布尔市容的改进，也带来了在选举政治中长大的许多土耳其人的厌恶。“我们都期待明年的大选，正义发展党的分裂和碎片化，台上的执政党和反对党都下去，一批新人上来”，这一期盼确实有历史基础，土耳其近三十年政治变化也确实以此路径展开。同时，在正义发展党中举足轻重的居尔刚刚卸任总统，他未来的去向也给了人无限遐想。
那么大选之后呢？政治纷争之后呢？“土耳其的明天会更好”，是最普遍的回答，即使笃信土耳其将遭遇困境的Eranlan也认为土耳其的经济潜力尚待开发。只是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并且有正确的政治导向，而所有这一切又是尚未可知的。
人总是处于在担心未来和关心现在之间，无论你抱着何种的心思，明天的太阳依然会升起。站在蓝色清真寺，天边的云海翻滚在对面的索菲亚博物馆之上，这座处于十字路口的城市，土耳其人毫不犹豫就会接受你称其为“世界的中心”的赞誉。蓝色被认为是伊斯坦布尔的颜色，但是我却觉得，这里更是风之城，南来北往的风，你不知道来自哪个方向，毫无停顿之时。拜占庭时代的方尖碑，奥斯曼帝国的老皇宫“Topkapi”都静谧地立在索菲亚和蓝色清真寺之间，对岸的新宫“Dolmbahce”和无数富人的豪宅也静静环绕着马尔马拉海。又到了礼拜时，宣礼塔的喇叭再次响起歌声。有人希望千年古城焕发活力，更有人希望找到它的本色，只是这古城的地基下，既有希腊人拜占庭城邦的遗迹，又有东罗马帝国的辉煌，还有奥斯曼帝国的丰碑，更有现代土耳其的建设成绩，一层累上一层，大约这才是伊斯坦布尔，以及整个土耳其不变的命运吧。
（作者单位：南方都市报评论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