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仍乐
在过去的整个20世纪，说中国人的生活与革命密切相关，大概没有什么人有反对意见。在当前的历史教科书中，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革命历史。无独有偶，西方人也有类似的看法：在西方人，尤其是在西方左派学者眼里，现代中国就是一个与革命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国家。但中国人眼里的革命，未必就是西方人眼里的革命。文化的不同、语言的不同、各自的革命经历以及国家的实际革命历史的不同，都会使得他们对革命的理解与诠释不同。这样，中西学者之间能够进行一些关于革命的真诚对话，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在一次中法文化圆桌会议中，年轻时候曾经与美洲著名的革命家切·格瓦拉打过游击战的法国著名学者雷吉斯·德布雷注意到来自北京的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关于革命的发言。在会议结束后，他主动找到了赵汀阳，建议他们两人用通信对话的方式，不仅讨论革命问题，并且以革命问题作为引子，讨论相关问题。在当今通讯如此发达的时代，德布雷却选择了比较传统的通信对话的方式进行学术交流，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能够让中法知识分子有机会相互了解，真诚对话，避免不必要的世俗干扰。因此，我们现在就看到了这本由十二封通信组成的《两面之词——关于革命的通信》——一些十分有意义、有价值的关于革命（以及以革命为引子）的真诚对话。
德布雷在年轻时候与美洲著名的革命家切·格瓦拉打过游击战，可说是一个曾经投身于革命之中的革命亲历者。而赵汀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只是一个革命的旁观者，旁观了革命（“文化大革命”），却从来没有投身于革命之中。简言之，对于革命，前者是参与者，后者是旁观者。虽然只是革命的旁观者，但作为哲学家的赵汀阳对革命的看法相当深刻。他认为革命试图根据理想去强行改变现实，但是最后往往无法改变人性，而革命的破坏也不等于革命的建设，因为它们之间没有必然关系；于是，在革命的激情过后，卑微的人性很可能又使得一切恢复原样，而各种问题则还是没有变化。不过，在前述，他指的只是现代的革命方式——“强迫现实服从理想的革命”，而他更为重视的是古代中国式的“顺天”革命——“根据现实需要而进行的‘尽量好的’革命”。后者指的是在制度或文化上的革命。赵汀阳按照这样定义的革命概念，确认在中国历史至今曾有过三次性质不同的革命：第一次革命在三千年前的周朝，成果是建立了普遍主义的天下体系，还有礼乐制度；第二次革命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王朝，成果是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中华帝国；第三次革命是1911年至今的现代中国，目标是将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国家。德布雷认同赵汀阳的革命无法改变人性的观点，但他基于对法国革命历史的反思，觉得革命更像一个悲喜交集的循环。由此，他意味深长的回到法语中“革命”一词“revolution”的原始意义——指星宿在天空中回到它们原位的周期，一个移动体围绕着它的旋转轴的一个完整旋转圈——认为带有伟大希望的革命好像一开始就注定会流产或者破产，即使会引起某些现实的一些实质性变化。这是一个深刻而又相当悲观的观点，也说明他作为一个革命亲历者对革命有着不同寻常的反思深度。然而，德布雷并没有完全将革命局限于“无限的循环”中，而是敏锐地指出，唯一跳出星球运转的循环意义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术革命，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一去不复返的。譬如人们有了电流后就不再用蜡烛，有了汽轮船就不再用帆船。而最具颠覆性的革命则是没有人鼓吹、没有人策划甚至没有人宣布过的。它们既没有领袖也没有旗帜，悄悄地踮着脚尖，默默无闻地往前走。这就是活塞、电流、数字化等技术革命。
两者的“革命观”，显然是来自不同的文化、语言背景，以及各自对革命的切身亲历或旁观之后的深刻反省。更深一层来看，赵汀阳更关注的是大历史、大视野下的制度或文化革命。德布雷则是更关注突破传统革命的“无限循环”的技术革命，但并非如赵汀阳一样基于大历史、大视野来考察革命。德布雷直言自己“对观察小事情的喜好超过了注释大道理的兴趣”。这样促使他投入到一种新的学说——媒介学的研究中，去研究各种技术发明在它们的时代如何影响了人类的价值和行为的变化过程。他也坦承自己更愿意被称为媒介学家，而不是哲学家。而赵汀阳虽然也喜欢德布雷式的微观研究，并认同技术革命对当今世界的深刻影响，但他始终对“大道理”的阐发抱有热情，且有相当深入的思考。他指出由技术革命引起的全球化问题，使得“任何国家无法独善其身”，逼迫人们去思考一些“大道理”。而他在信中提到的最主要的“大道理”，就是他早在2005年已在其《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一书中相当系统论述的“天下体系”。需要指出的是，从赵汀阳对中国“三次革命”中的革命概念的定义来看，“天下体系”最终如果能落实为现实政治体系，也可视之为一种革命。这是一个很好的关于革命的引申话题。
“天下”是中国的一个古典政治概念，源于赵汀阳认为的“三次革命”的第一次革命的成果。在赵汀阳看来，不同西方以“国际”概念来建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古典的“天下”概念经过重新阐发后，是一个能够超越国际政治，并且建构世界政治的概念。他认为“返本开新”的“天下体系”是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网络式体系。在理论或观念上，“天下体系”是可以容纳世界上所有文化和民族而成为一个世界家庭的政治制度。而在实践中，这个体系有一个核心国家和数百个成员国，每个成员国高度自治，核心国家负责协调整个体系的政治关系和共同利益。每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是法定世袭贵族，各国人民可以自由流动，到别的国家申请重要职务，各成员国也可以重金邀请其他国家的贤能之士来做他们国家的总理或军事统帅。赵汀阳还试图论证说“天下体系”是一个扩大了康德和平方案惠及范围的永久和平方案。他同时批评康德和平方案既不能容纳多样而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不同文化，也不能解决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问题，以及重大资源之争，而认为“天下体系”则能够容纳康德方案所不能容纳的国际关系，因此可能是世界和平的更为有效方案。
赵汀阳对“天下体系”的构建固然富有创见与抱负，但在德布雷看来，它不免“过分的统一、均匀和模糊”。他进一步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相当尖锐的问题：作为“大家长”的核心国将由谁选出？如何选出？它对什么人负责？它的法律怎样制定？它对人民的宣言将用拉丁字母还是用汉字？它的工作语言将是什么语言？中文还是英文？还是两个都用？对此，赵汀阳坦言自己只是在哲学意义上论证了“天下体系”的政治原则和普遍价值观，而对于具体的政治权力机构就很难提前想象，也一直没有想出很好的办法来解决“大家长”的问题。不可否认，作为哲学家而非政治家的赵汀阳的“天下体系”难免具有哲学家惯有的理想化，但他至少确认天下观念有一个现实作用，即是拒绝异教徒，从而使得他者不是对立面的敌人，只是不同的人。由此推至国家层面，赵汀阳显然会认为：在“天下体系”中，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也不是敌国关系，只是不同的国家的关系。德布雷则表示作为西方人（他也一样）很难想象没有敌对关系的国际关系，并表达了对“天下体系”的潜在帝国意识的担忧。赵汀阳承认大国比较容易产生帝国意识，但认为这种担忧终究是不必要的，因为他的“天下体系”实质上是个反帝国，而且不会伤害文化的多样性。他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的概念的诠释中阐发了其“天下体系”独特的“和而不同”、“兼容共处”的涵义。然而，德布雷究竟没有消除他的疑问，甚至认为儒家的和谐思想一旦作为一种包罗万象的思想，就很容易对公共领域产生蒙蔽作用。在赵汀阳看来，德布雷更愿意看到世界格局成为一个势力均衡的国家体系，一个基本上是维持相当谨慎而不抱幻想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Westphalia peace）的世界。换言之，德布雷始终对赵汀阳的“天下体系”有所保留，正如他隐喻地说，他觉得把人类比作一个人民，要比把人类比作一个大家庭更值得称道。
相比“天下体系”的争鸣，德布雷与赵汀阳对全球化、技术革命背景下的权力新格局，更多的则是共鸣。德布雷十分精辟地指出：在当今市场和技术官僚的操控下，公民变成了客户，人民的主权变成了空洞的口号，甚至议会的决定能力也在不断流失。赵汀阳则颇有共鸣的进一步指出，在当前有一个千年不遇的“存在论上的”权力变局。在这个权力变局中，权力的传统的存在状态正在发生改变，将变成不再属于某地也不再明确属于某个实体的系统化存在（systematical existence）。这种新权力普遍存在于所有地方，渗透在社会的所有细节中，不再有边界也不需要边界，它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系统性，它把世界一切事物和每个人加以“体制化”。在他看来，把一切体制化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提供全面的“优良”服务，也就是把所有人都变成了依赖性的如德布雷所言的客户。德布雷相当赞同赵汀阳对权力新格局的关于权力变化的见解，但他进而注意到，在此环境中，作为少数派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是相当困难。如果他们忠于他们作为少数派反潮流的天职，那么将会从舆论的合法生产地，即媒体的舞台或竞技场上被挤出去而失去影响力；反之，则“变成有名的意识形态鼓吹者、政治气候预报的奴隶”。这是德布雷第六封信里面的话，也即是本书结束的最后一封信，因此我们并没有看到赵汀阳的相关回复。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到，赵汀阳在读到此言，应该会报之会心一笑的：他们的观点即使有诸多不同，但他们都是少数派这一点则当是彼此不会否认的。
纵观中法两个少数派学者的关于革命（以及以革命为引子）的真诚对话，他们虽然会因来自不同的文化、语言背景以及不同的革命经历，而不乏相异之观点，但也有一致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谁也没有刻意去迎合对方的观点，甚至还相当尖锐的提出各种质疑、辩驳，这也正是一切真诚对话所应该有的，故我们在此书中常可见两人直言不讳的真知灼见。安徒生在其著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装》中，让一个小孩子说了真话，多少会让我们觉得大人们说真话之难能可贵。但我们也想得到，大人们在很多时候说话总会有种种顾忌，即使不是面对着强权。这样，我们或许会觉得赵汀阳与德布雷的真诚对话更富有意义。更何况，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乃至今天，中国文化（人）都可说是面对着一个强权文化——西方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人竟不惜以学生的身份为老师（西方文化）是瞻而一度“全盘西化”，而对自身固有之文化却常“弃之如敝屣”。鲁迅也有一篇不是童话的著名文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反观国人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之态度与取舍，连西方人恐怕也禁不住要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在赵汀阳与西方文化学者进行对话、碰撞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现，二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可能不尽完美，但应该足以给予我们足够的文化自信力。不然，或竟会如德布雷在信中所言的——“假使西方的诱惑（tentation de l’Occident）在你们那里的胜利反而导致东方对我们的诱惑变得过时和无内容，那将是够好笑的……”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