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凯
1950年1月，新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志着中国彻底投入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两个阵营的概念此时已初步确立。苏联将自己和东欧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称为“和平民主阵营”，将美英法等国家称为“帝国主义阵营”），从而在逐渐兴起的冷战格局中做出“一边倒”的抉择。
20世纪50年代初期，既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也是中国受苏联影响最全面、最直接的时期。“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未来”一度成为不可动摇的社会共识。但是，如果透过那些制度移植、经济援助、文化译介等直观层面，考察更具体、流动的政治过程和政治形态，我们又会发现，中国共产党推动新中国全面建设时并非单纯依赖苏联的现成经验。恰恰相反，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直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将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一系列政治感觉、革命经验、革命理论、工作方法有效地运用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社会整合、文化改造等方方面面，并确保在这种运用中革命主体不断“再革命化”。这就造成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形态一方面高度相似于苏联，可另一方面它们的实际运行机制、内在动力又与苏联体制有相当差异，深深带有中国革命自身的烙印。
这种差异固然与各自的传统有关，但也相当程度上基于双方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开展革命和建设的。恰好由于当时中国“现实”的极度落后，使得中国共产党不满足于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建设，相反要更充分发挥革命党的“政治优势”，诉诸革命方式，调动主观能动性，将不同阶段的政治使命（从建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注入同一个建设过程，以理想目标带动现实方向。
而这一方式得以实施的保证在于不断对革命党、干部以及民众进行动员和教育。因此，建国初期的一个特点是全民性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从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平签名运动”到朝鲜战争爆发后的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它们彼此之间不仅相互承续，而且有的相互交叠、同时展开，由此造成持续的社会动员。这些动员不仅针对一般民众，也针对行政部门、国家干部、共产党员。与这些全民性运动相平行的还有共产党内的整风运动，文艺界的整风运动。接踵而至的运动，其目的在于造成一个立体的，涵盖“外层”、“中层”、“内层”（中共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曾区分出外层、中层、内层：清理“外层”，指清查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中层”指军政机关内部；“内层”指党内）的全面的政治教育、政治训练体系。总之，是要保持共产党的革命性，实现行政阶层乃至整个社会的革命化。
在建国初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1950年发起的“和平签名运动”一直较少被讨论。它持续时间不长，但却是“全国胜利后最大规模的最有组织的一次宣传运动”。它之所以较少被关注，一方面因为它很快随形势发展转入更持久、深入的“抗美援朝运动”而被后者的光芒掩盖；另一方面也因为它并非由中共根据自己的需要主动发起，而是为了配合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和平运动。不过，将这一运动在其起源地（以欧洲为中心）所借助的理念、资源、展开方式与它移植到中国后的形态做一对比，恰好可以看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冷战双方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所面对、参照的不同现实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理解、应对方式。这里面，既有配合、一致，又有错位、落差、变异。从这一运动推行的方式，中央的要求、部署，地方执行情况以及落实到基层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可以看出建国初期政治运动一些共有的“品格”，并从中反映出共产党这一时期的诉求、努力方向以及面对的现实困境与考验。而随着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和平签名运动”转化为“抗美援朝运动”。这两个立意参差的运动（从和平呼吁转入战争动员）如何得以衔接，前者所奠定的理念如何转化为后者的底色，这些对于重新理解“抗美援朝运动”亦会提供一种参照。
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运动
所谓“和平签名运动”起源于1950年3月19日“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斯德哥尔摩会议）所签署的一份简短宣言：
我们要求无条件地禁止原子武器，这个恐怖的和大量毁灭人类的武器。
我们要求建立严格的国际管制，来保证这个决议的执行。
我们认为，哪一个政府，它首先使用原子武器去反对任何国家的，就是犯了反对人类的罪过，就应该当作战犯看待。
我们号召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们在这个宣言上签名。
这是世界和平大会“曾经通过的所有宣言中最短的一个”却产生了最广泛的效用。至1950年11月，在全球范围内签名支持这一宣言的人数达到了五亿。它因而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保卫和平的全民投票”。
“世界和平大会”肇始于1949年4月，它提出的一系列诉求——反对军事同盟、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战争宣传、反对干涉内政、反对使用核武器、反对武装德日、不同制度间和平共处、裁减军备——更多针对西方阵营，更多配合“和平民主阵营”的政治需要，再加上大会主要参加者多为亲共人士和共产党外围组织，因此，“世界和平大会”常被看成共产党的政治工具。但这种看法一定程度上窄化了对“世界和平大会”的理解。事实上，和平大会、和平理事会之所以能够产生广泛影响，恰好来自于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一些组织者、领导者有超越党派立场的视野与能力（他们对于运动内部的政治差异以及同时期其他基于不同立场的和平运动往往抱有更包容的态度），从而令和平大会避免被“职业政治家”完全操纵或沦为政治传声筒。
一直积极参与和平运动的苏联作家爱伦堡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对和平大会的观感：
代表大会是否真如报纸所断言的那样是共产主义的呢？我看不是。如果仔细看看发起委员会成员、贺辞、参加者的名单，就可以看到一系列同共产主义思想距离很远的政治活动家、作家、艺术家的名字。……（爱伦堡《人·岁月·生活》，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页）
和平大会之所以特别注意发挥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的作用，除了着眼于利用他们的社会声望之外，更意在用他们的政治理解、政治行动去制衡职业政治家的政治。他们不会仅从权力制衡、争夺的角度看待政治的过程与后果。就像长期担任和平大会主席的约里奥·居里，作为一名法国核物理学家，他备感痛苦的是，原子武器的出现使得“普通人开始憎恨科学了”。在单纯“科学主义”的立场上，科学家似乎不必为科学研究的社会性后果承担过多责任。但是，约里奥·居里这样的科学家越来越意识到科学研究的社会后果反过来会侵蚀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也就是说，制造核武器不只危及生命，它也威胁着科学本身，危及人们对科学价值和意义的信任。就此而言，恰恰是在维护科学本身尊严与价值的基础上他产生了将自己对科学的责任感延伸到政治领域的意识。同样的过程也可能发生在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宗教家、社会工作者身上。和平运动正是力图将这些经由不同领域的危机意识所产生的社会责任感综合在一起发挥作用。
对和平大会而言，除了超越意识形态壁垒之外，另一个亟须突破的限制是如何从知识分子团体式的组织、活动状态进入对一般民众的有效动员，发挥“普通人”的力量。就此而言，反核签名运动可以说是一个转折。这一运动成功的基础在于找到了“反核”这一各国别、各派别、各阶层都忧心的问题，即和平诉求中的“最大公约数”。
表面看，由于当时美国在核武器装备方面占有优势，反核显然对苏联更有利。因此，不顾偏袒嫌疑地支持反核似乎意味着普通人容易被党派利用。但是，普通民众的政治感并不是基于精细的政治分析和复杂的利弊权衡。当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是政治后果的真正承担者时，其中的一些人会主动投入其中，并显示出超常的勇敢、积极。爱伦堡曾记录下一个妇女代表的话，她在战争中失去了四个儿子：“我在这里认识了许多母亲，我明白她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们的手臂太短了，因而没能在战争的第一天好好地拥抱一下，而后来就是有手也没有用了——没有可拥抱的人了……”（同上书第315页）
在“和平民主阵营”，这一签名运动由于得到政府的推动而成效显著，其普及程度甚至有形式化的嫌疑（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几乎是“全体成年人”都参与了签名）。而在西方，乃至第三世界国家，签名运动的意义在于给了更多普通人表达反核、反战意志的机会。最终，在意大利、法国等西欧国家，签名人数也达到了惊人的1500万，即便在美国，签名人数也达到了300万。
这的确是一场舆论与政治争夺战。由于抢占了“反核”这一制高点，“和平民主阵营”取得了阶段性优势。事实上，有必要看到，战后初期美苏两国的较量一方面集中于意识形态领域，但更真实的推动力和后果往往来自他们的现实策略。美国对苏联的扩张意图有着敏感的估计，采取了一种全球范围内的“积极遏制”策略。这客观上造成美国常常站到各个地区进步、解放力量对立面的尴尬状态。而苏联虽然在扩展周边的安全区域、缓冲地带上不遗余力，但其革命意识形态已大大萎缩。斯大林在其纲领性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到，和平运动的目的“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它只限于为维护和平而斗争的民主目的。”事实上，如果没有苏联在这一时期相对现实主义的“外政”立场，和平运动也难以一种切实、有效的方式展开。
在征集签名之初，有美国评论家轻蔑地说：“让共产党人在他们自己的决议上签名吧，一束纸片是不能改变什么的。”这种想法其实既来自和平运动的批评者，也来自和平运动的支持者，既来自军人、政客，也来自普通民众。而和平运动正是要把散布在民众中那些基于无力感的政治意识集中起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它是对单纯把政治交付政客、权力的持续抵抗。
在冷战格局下，各自阵营内部都不断制造着对和平、民主、自由等问题渐趋僵化、对立的理解。对于那些处于两大阵营的夹缝中、而对双方抱有批评意见的人而言，如何创造出一个将对立双方相对化的“中间地带”，从中生产、打造另一种认识可能与实践可能就显得至关重要。战后的和平运动就是一个有立场、有政治倾向，但又不被立场、倾向完全决定、制约，而能进一步创造出富于包容性和创造力的认识与实践场所。而苏联在二战后强势回归国际社会，并为了争取更广泛的支持而力图构造“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客观上为开辟更多样的和平运动空间创造了条件。
“和平签名运动”在中国：配合、错位与变异
由于中国身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和平签名运动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推动。1950年5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达关于展开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的指示。同月15日，在“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中国分支机构的号召下，工、青、妇、学联等群众团体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在各地展开和平签名运动。
彼时，新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从战争轨道调整到建设轨道上来，维护和平局面的意愿真实而迫切。但斯德哥尔摩宣言中阐述的和平立场与维护和平的方式对新中国又具有某种陌生性，存在诸多与中国语境的错位。在《中共中央关于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的指示》中特别提到：“由于中国现仍处于解放战争中，由于中国人民对于国际事情不熟悉，而蒋匪特务关于世界三次大战的欺骗宣传亦因此有若干市场”。因此有必要“在进行反对新战争、反对原子武器的宣传运动时”附加一系列的宣导、解释。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一场单纯的民众签名运动而更是一场针对民众的宣传、教育运动。
这场教育运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战争与和平”。不过，要达到对这一根本问题的有效说明必须首先一步步澄清、分辨环绕在其周围的各种观念和认识。
首先，需要疏通，这样一个源自欧洲的签名运动与中国有什么关系。毕竟，核威胁、反核、“反人类”罪名、人道主义焦虑——这些宣言背后的观念、意识带着浓浓的欧洲气味，与国内老百姓的思想意识、现实感觉有相当距离。在共产党看来，签名运动与中国的连带必须扭转到建立“国际主义”意识上，由此特别强调签名是“和平民主阵营”的人民对“被压迫民族的人民和资本主义国家内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的支持。这种支持基于一种“回报”的道义，因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和平民主的团体以及一切爱好和平民主人士的声援”。这种道义被试图嫁接在“阵营”意识所产生的自然连带感上。问题在于，大家印象新鲜的抗战期间的“阵营”图景恰好与新中国的“阵营”图景构成反差，当年中国的主要国际援助实际上来自今天最大的敌人美国。因此，新的“阵营”意识不但难以直接诉诸一般民众的自然理解，并且有必要以全力破除旧的“阵营”意识为前提。这也是为什么在稍后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反美教育成为最突出的主题。而在和平签名运动阶段，反美教育尚未有效展开，“阵营”意识也不太有根基，真正有效的途径是调动民众的战争创痛经验和对战争的憎恨。相应的，签名中的“反核”意识也就被更具普适性的“保卫和平”、“反对侵略战争”所取代。
其次，在一般民众心理层面存在着对战争的自然恐惧心理，以及老百姓不能左右战争的意识。这样一种被动意识和受害意识交织在一起使得许多人认为展开大规模签名运动是否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快要打起来了”？宣传为和平而斗争反而导致战争恐慌，这是签名运动中不断碰到的状况。因此，宣传教育力图扭转那种“打仗”取决于军人、官员、政府的观念，强调民众的意愿、意志本身有力量。此外，还要不断校正“落后”意识和“激进”意识两方面造成的偏差。前者多源于缺乏政治意识的老百姓，比如，将“和平”等同于“不打仗”，或将“和平”等同于“讲和”。为此必须强调“和平”不是一种消极状态，不能“坐待和平”。后者则多来自有了粗浅政治意识的进步青年：有的认为既然帝国主义的本质在于战争，则战争不可避免，甚至认为战争必然削弱帝国主义，“迟打不如早打”。对这些“错误认识”进行斗争，在此过程中加强分辨、澄清的能力、提高政治认识在共产党看来比直接获取签名结果更重要。
尽管共产党力图将签名运动打造成教育运动，但这种理想状态并不容易达成。甚至许多干部私下都认为“和平签名不合国情”。毕竟，签名作为表达政治意愿的方式与“公意”、个体意志、公民权、民主投票等一系列现代民主实践方式和意识基础相关。而这些对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而言显得陌生。这种隔膜在签名运动从大城市转向中小城市及农村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有的老乡针对宣传口号“加紧生产，保卫世界和平”提出：“加紧生产是咱的事，保卫世界和平打老蒋是解放军的事，咱签名不顶事儿。”甚至有人认为签名是为了抽壮丁。事实上，对于“签名”、“原子弹”这些概念，许多底层民众完全不明所以，引起不少让人啼笑皆非的误解。在河北、察哈尔一带还出现了由签名运动引起的“割蛋”谣言，一时人心惶惶（李若建：《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115页）。各级政府的总结中也承认运动初期普遍存在“为签名而签名”或“形成自流”的形式主义倾向。
真正使得和平签名运动获得改观、拓展的契机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在运动第一阶段，签名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从5月中旬至6月底，共征集签名2671万。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随后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美国介入中国内战、威胁邻国的态势已经形成。为了表示抗议，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和其他人民团体共同组织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开展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到8月26日，签名人数即增至8600万人。8月中旬之后，美军跨过“三八线”作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于8月13日发出了“扩大和平签名运动，争取两万万人参加签名”的号召。9月中，美军实施仁川登陆并很快打到了鸭绿江边，而签名人数至11月中旬，也最终增加为22373万多人，超过了预定目标。
签名人数飞涨只是一种结果，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从理论可能变成了发生在身边的现实，由此，“反战”、“为和平而斗争”也从别人的事变成了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事：“反战”被落实为“反侵略”，它的具体指向是“反美”，其目的在于“保卫胜利果实”，防止美蒋、日本卷土重来（与宣传反对美国介入台海，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相配合）。这使得反战和平宣传获得了与民众切身利益与切身感受相关的联结点。这一时期，对民众宣传中最有效的手段是调动老百姓对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创痛记忆。常常是那些过去受苦最深，解放后“翻身”意识最强烈的人最积极地投入签名运动。
不过，对民众宣传的有效并不仅仅诉诸于调动普通人的利益得失考量。真正在宣传活动中发挥了能动作用的是一些普通人的社会责任意识，而宣传的目的也在于调动更多人、更广泛的社会责任意识。比如，宣传运动中突出的现象是妇女扮演的角色与起到的作用。在扩大和平签名运动的号召中，全国妇联提出要为妇女在签名中占到三分之一的比重而奋斗。但实际上，在许多地方，妇女签名占到了一半，甚至70%。各地涌现的宣传积极分子中有许多是家庭妇女。
像北京市签名运动中表现最突出的是两位五十多岁的老大娘高玉泉、张杨氏。这两位小脚缠足的老大娘每天自带干粮去游人众多的地方宣传，共征集了8234人的签名。在相关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她们的经历颇富代表性：“高玉泉三十岁就守了寡，张杨氏二十多岁就被丈夫遗弃了。在日本统治时期，高玉泉儿子曾被抽壮丁抽走了，因体格不好才逃脱。她们都是旧社会中受苦的妇女，经千辛万苦才把儿女带大了。” 不难想见，这种为生存、为维持家庭而挣扎的生活对旧社会中的穷苦人来说极为普遍，在这样的状况下很难产生超越家庭的社会认识、责任意识。解放后，她们的儿女各自找到了工作，有的教书、有的上学、有的做医务工作，生活有了保障。“由于儿女的影响，二区中苏友好协会八支会和第八派出所工作同志对她们的教育，她们先后成为八支会的会员。……她们不但工作积极，学习也很努力。每日早晨的学习必到，回到家有空就写字看书，……”（王柏：《签一个名，就增加一分力量》，《新中国妇女》第14期，1950年9月）从这些简单的经历可以看出，“解放”对她们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同生活中一系列实质性变化联系在一起：首先是从动荡的生活中解脱出来，有了安全感，儿女获得了生活保障；其次，她们自己的生活也从单纯为家庭服务转向承担社会工作，开始学习文化，学习政治，建立起新的社会认识、社会责任：“为社会做些事，才不会落在儿女的后面。”这里，“不会落在儿女的后面”是朴素而真实的动机——其社会责任意识仍然是以儿女、以家庭为中介建立起来的。原来固步自封于家庭中的妇女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不单为了表现政治上的积极，更有一种跟上子女步伐的内在要求。从另一方面讲，她们的积极也更富于带动作用，因为她们会直接影响到家庭成员，影响于日常生活。
当然，对一般民众而言，如果没有集中的组织、动员，社会责任感与连带意识不一定能自然地表达。因此，签名运动得以深化的另一个必备条件就是充分调动各级组织进行动员。强调组织的作用，在运动中建立组织，以组织推动运动，一直是共产党行之有效的经验。在运动初期，各大城市就成立了28个“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分、支会。在深化阶段，政府更强调充分发动当地人民团体、民主党派、政府机关、部队进行广泛宣传，并注意随时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如上海就在运动中总结出一系列经验：首先是要搞通干部思想，“先干部、后有组织群众，进而推向无组织群众”；其次是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大小报纸、广播电台、影院、剧团、宣传队、宣传小组等），运用生动活泼的宣传方式（报告、漫谈、漫画、诗歌、快报、活报、街头宣传、里弄座谈、乘凉晚会、家庭访问、化装表演、改良戏、腰鼓队、秧歌舞、说书、广告等）；再次是发挥积极分子作用；同时强调向群众学习，创造新的工作方法，耐心解答群众疑问。同样的状况也存在于面向城镇、农村的宣传中。为了让签名运动深入农村，各地组织了“和平签名宣传队”下乡宣传，“白天用腰鼓、图片展览、说说唱唱、发‘和平窗花’、讲演等为工农大众及一般市民乐于接受的活动方式，晚上举行群众大会，提出加紧生产建设、救灾，广泛的进行保卫世界和平的意义和怎样保卫世界和平的宣传教育工作。”
但是，恰恰由于广泛动员中要调动一切与民众切身相关的因素，因而，宣传的“有效”常常意味着宣传内容的泛化。比如说，强调“突击运动”与“日常工作”的有效结合本来会使得宣传运动更贴近群众生活，使得政治任务与日常工作建立有机联系。可这种普遍结合也会变成一种附会。于是出现劳动模范这样的表态：“以每亩地增产十四升至三十升的任务来拥护和平，支援解放全中国。”（《和平签名运动中各地妇女动态》，《新中国妇女》第14期，1950年9月）这样的表述中，和平签名其实变成了一个可以替换的政治任务，别的政治任务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加以“结合”。因此，和平签名这一运动到底产生了多少新的意识、经验、方式，还是利用和普遍化了一些已有的操作方式值得进一步分辨。
不过，毫无疑问，和平签名运动的深入展开为下一阶段宣传动员转向“抗美援朝”奠定了基础。尽管介入朝鲜战争与“保家卫国”间是什么关系并不能够直观把握，但之前和平运动阶段打造的“国际主义”意识、反对侵略战争意识、“保卫胜利果实”意识显然为“保家卫国”做了有效铺垫。
参与朝鲜战争使得核武器的威胁对中国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即便如此，斯德哥尔摩宣言中彻底反对核武器的意识始终没有被中国语境真正接纳。毕竟，对于核武器反人道、反人类的指控暗含着对原子弹破坏力的恐惧。而中国语境中反复强调的是：原子弹没有那么可怕，更不能左右战争的胜负。“战争的最后胜负，决定于交战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以及精神力量的总和，决定于人而不是决定于武器。”（吴冷西：《战争与和平》，《中国青年》第41期，1950年6月17日）在和平签名运动中宣传反核不是因为其致命破坏力，而是因为美国迷信原子弹，“反对使用原子弹，也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它的侵略战争计划中最主要的一着”。所以在整个签名运动中，反侵略的主题远远超过反核的主题。
结 语
考察和平签名运动在中国的脉络，尤其值得瞩目的是它与发起于欧洲的和平运动的区别、错位。事实上，和平签名运动在新中国如同一场练兵，它是之后一系列全民政治教育和政治动员的先导。就像1950年8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继续进行和平签名运动的指示》中所言：“开展和平签名运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极重大的意义”。其政治意义在于“使全国城乡各阶层男女老少”“无例外地上一次大课”，“使他们懂得目前世界大势”。其组织意义在于：“使全党由此发现各阶层人民与无数爱祖国爱正义的积极分子，并由此准备建立一经常的普及全国深入群众的强大的宣传网”，具体而言就是“将党团员人民团体会员和无组织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组成为可以按级指挥的宣传队伍（例如联共的鼓动员、讲演员、宣传员等），一声号令便可全部出动，迅即获得结果。”换句话说，如果说和平签名运动在西方社会获得成功的重要经验在于充分调动、运用了既有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宗教社团、社群网络的政治立场、判断以及组织力；那么对于新中国而言，和平签名运动恰好是要对立于社会旧有的认识结构和组织方式力图重新打造一种新的政治认识与组织方式。
事实上，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践中要同时解决两种内在相关而又内含矛盾的现实：一是民众的政治参与度低，二是民众政治认识水平不足。因而，革命指导者深感“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必要。这种参与且不能沦为形式参与，要充分调动其主动性、自主性，使“民众”转换成可以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基础的“人民”，为此有必要不断“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毛泽东：《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17页）。然而，一般而言，要使得民众政治参与度提高，则提出的政治口号、要求不能过高，不能太超出民众自身的要求与理解。“斯德哥尔摩宣言”的意外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简洁的内容最大程度上适应一般民众心理。而中共的要求是一方面希望有最广泛的参与，但这种广泛参与又不是以迎合一般人心理为代价，而要进一步建立以提高政治分辨力和自主性为前提的广泛参与。中共革命经验中一直强调的“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在此有着特别的适用性。因此，从一开始布置和平签名运动时，中共中央就在“斯德哥尔摩宣言”原有单纯的内容上附加了一系列较为复杂的政治理解作为签名前提。比如，“不要简单地讲反对战争维护和平，要讲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战争不等于害怕战争；核武器应禁用，但原子弹并不能决定战争胜负等。这就使得签名以表达“公意”本身已经不是最终目的，目的在通过签名使得民众理解“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全部观点”。
然而，透过关于签名运动中种种经验、教训的报道，我们也能感觉到，一方面签名行动和通过积极分子构建宣传网的实践获得相当成效，但另一方面，距离最终目的——实现全民的政治教育——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从党团干部到“无组织群众”，其认识程度仍存在诸多不理想之处，有时甚至令人沮丧。这种运动要求上的高标准与运动普及中实际状况的落差是颇有意味的征候，因为它在今后的政治运动中不断复现。其问题其实来自双方：民众政治意识的“落后”显而易见，并且难以揠苗助长式地提高；但更重要的是，革命党如何看待民众自身的政治性意愿与表达，还是完全基于自己的政治要求、政治理解对之加以形塑而不顾其原有形态，由此形塑出的政治感觉是否同时具有对形塑手段的依附性，它能否真正转为自觉的政治意识——这些都是革命成功后，共产党寻求自身以及整个社会不断进一步“革命化”时所遭遇的困难与困境。
以现在的眼光看待1950年那场和平签名运动很容易把它视为一场“政治秀”，一场由政府操纵的表演。但从运动本身及其后续发展（“抗美援朝”运动）所针对的社会问题、所发挥的政治功能看显然非“政治秀”所能简单概括。这个运动原有的政治性理念和实践意义何在，而在中国语境中作为主导者的中共如何在运动中注入自己的政治诉求，它在展开的过程中利用了哪些社会、政治、思想因素，在与现实碰撞的过程中又发生哪些调整、变形，都值得加以深入把握，由此可构成分析建国初期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状况的一个切入点。
这个运动中，多重的矛盾性因素交织在了一起：民众反战和平的真实愿望/现实政治中以战争保障安全的选择；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立场/老百姓“保家卫国”的意志；和平运动的人道主义诉求/革命的“反和平主义”倾向等等。恰恰是这些矛盾因素的彼此作用左右着和平运动在中国的展开方式。事实上，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展开，和平运动也逐渐被取代，并一直没有重新作为一种可尝试的选择项加以恢复。这样一个运动脉络的弱化、消失对当代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也许是回到历史去发掘其面貌之后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本文在发表时有所删节并删去了所有注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与本刊联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