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东
从1929年成立执政到2000年大选败北，革命制度党执掌墨西哥国政长达71年。在漫长的执政历程中，革命制度党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各方面形成了系统的一党长期执政的路线和政策措施，并且围绕一党执政进行了长期的、艰难的改革。这些路线、政策和改革已经成为世界史上一党执政的重要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今天世界各国的执政党借鉴和反思。
一、革命制度党历史上的三次建党运动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一党长期执政是墨西哥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墨西哥国内政治经济条件双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作为边缘落后国家的墨西哥实现工业化的后果之一。为了应对和解决外部的冲击和国内的矛盾，完善党的建设，革命制度党进行了三次较大的建党运动，正是这三次建党运动最终奠定了革命制度党一党长期执政的基石。
1.卡列斯的一次建党运动
革命制度党的一次建党运动发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背景是：1910~1917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国内军阀割据，武装冲突不断，政局动荡，革命成果急需适当的政治制度的保障。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党成为当时墨西哥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
革命制度党的建立是以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为背景的，是墨西哥革命的继续和1917年宪法精神在政治领域的实现。1910~1917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主要是为了反对迪亚斯的独裁统治和国内大地主与英美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墨西哥国内各主要革命阶级都参加了这场革命，革命以墨西哥1917年宪法的确立而结束。这场具有深远影响的革命却并不彻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考迪罗主义盛行，中央政府缺乏权威，地方分裂势力仍然非常强大。墨西哥两次革命都没有消灭考迪罗制，相反，在革命之后原有的大独裁者被推翻，地区性的考迪罗却相继出现，全国政局陷入混乱。其二，军队和武力成为政治斗争和权力移交的决定因素，全国陷入军阀混战。其三，恶劣的政治环境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建立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次建党领导人是当时的墨西哥总统卡列斯，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将各个考迪罗吸纳进入党内，为政治斗争提供一个有规则、有秩序的舞台，进而实现政权移交的和平化。1929年3月4日，全国2500个政治俱乐部和500个地方党的代表在克雷塔罗州州府举行大会，联合组成国民革命党。该党成立时，根据党章规定，国民革命党具有联盟性质，已加入该党的各成员党——包括城市党、地区党和全国性的党——仍保留原名和独立性，只是在全国性重大问题上才一起协商对策。为了改变这一状况，1933年党的章程进行了修改，地区小党被取缔，国民革命党成为一个权力更加集中的全国性政党。
2.卡德纳斯的二次建党运动
20世纪30年代，为了回应发源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卡德纳斯领导了革命制度党的第二次建党运动。其主要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扩大党的执政基础。把包括工人和农民在内的广大民众吸收进党，将卡列斯时期的考迪罗和地方首领党改造成为一个有工农民众参加的新型政党。
其二，建立党内职团制。改变卡列斯所建立的地区结构的官方党，将其改造成为职团结构的官方党。该党按工人、农民、民众和军人4个非地域职业社团划分的原则组织起来，将党分成4个职业部门，即农民部、工人部、人民部和军人部，形成一个广泛的、中央集权的执政党。其中农民部、工人部、人民部都有从基层到中央的垂直组织系统。军人部的设立，避免了军人非法干政的弊病，进一步把军队引入制度化的轨道。
其三，改国民制度党为革命党，将革命党的思想原则确立为墨西哥革命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混合。
3.卡马乔的三次建党运动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结束，资本主义矛盾进入缓和期，世界市场形势出现了有利于墨西哥的变化。与此同时，墨西哥国内经济形势好转，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国内重新出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状态。只有部分改变卡德纳斯时期的政治路线，调整革命制度党的指导思想和组织机构，才能适应这种新的形势。正是在此形势下，卡德纳斯的继任者卡马乔进行了改革。卡马乔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将卡德纳斯时期以工农为主要依靠对象的革命阶级联盟，逐步变成以中产阶级为核心，以职业政治家为骨干的联盟。组建代表中产阶级的全国性组织——全国人民组织联合会，以此来抗衡和控制党内的工人部和农民部。
其二，取消军人部，允许原军人部成员加入其他三个部。紧接着又取消了部分军人的选举权，这样，就彻底断绝了军人干预政治的基础。
其三，将革命党更名为革命制度党。放弃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维持革命民族主义传统，强调墨西哥必须走非左非右的中间道路。
二、政治路线的中左特征与“钟摆效应”
非左非右，中间道路，在中左和中右之间进行钟摆式的政治调控，同时整体上又不离开中左，这是革命制度党71年长期执政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政治路线的总体特征。革命制度党这条调和左右、不离中左的政治路线，从总体上保证了它长期执政的稳固地位，而后来它在2000年丢失政权的原因则恰恰在于违背了这一基本政治路线。
从历史上来看，革命制度党的政治路线在卡德纳斯主义（左）和阿莱曼主义（右）之间往复循环，这一现象被称为墨西哥政治的“钟摆效应”。卡德纳斯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历史上著名的左派领袖，在他执政期间（1934~1940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将石油等自然资源收归国有，同时进行了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这一时期所形成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被称为“卡德纳斯主义”。卡德纳斯之后的阿莱曼执政时期（1946~1952年），将主要精力转移到鼓励发展私有企业，限制土地改革上来，同时还放弃了社会主义教育，实行了一种系统限制劳动者要求的政策，这个时期所实行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被称为“阿莱曼主义”。一言以蔽之，卡德纳斯主义体现的是墨西哥宪法的民众主义原则，而阿莱曼主义体现的则是宪法的自由主义原则，革命制度党执政方针的“钟摆效应”指的就是革命制度党执政路线在这两个主义之间的往复运动。
总体上坚持中间偏左是“钟摆运动”不动的主轴，这成为革命制度党政治路线的第二大特征。坚持中间偏左的原因在于：在国际上，墨西哥长期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带，受到中心国家政治经济的侵略；在国内，墨西哥发生了两次革命，最后在国内形成了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联合执政的状况。在这种政治经济环境下执政，不可能走“右”的道路，而必须选择中左路线。其具体内容是：坚持发展国有企业；坚持国家调控经济；提供必要的社会福利，坚持保护工农权利；限制外国资本和本国的大资本。这些内容即使是中间偏右的阿莱曼主义也没有放弃，只是在执行的力度和范围上有所限制。而且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历史来看，在1982年之前，大部分时间奉行的是卡德纳斯主义。因此，中左路线成为革命制度党长期执政的基本原则。
中左的政治路线也体现在处理各阶级关系问题上。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奉行保护工农权利，依靠中产阶级，限制大资产阶级的策略。其具体表现是：对工人阶级，保障工人就业和社会福利，实行革命制度党监督下的可控的罢工权。对农民阶级，革命制度党的主要措施是保障小土地所有制。对中产阶级，革命制度党的策略主要是：吸纳他们入党，让他们占据党政部门的重要职位，并借助他们来制衡工农力量。对大资产阶级，革命制度党执行的是限制而不消灭的路线。
三、革命制度党的组织和制度结构
1.党内职团制
革命制度党在组织上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党内职团制，这是它广泛而巩固的群众基础的根基。自卡德纳斯首创，中间经卡马乔改革，革命制度党党内的工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三大职团结构形成，并延续至今。革命制度党的内部是按照这三个部的垂直领导和横向协调系统组织起来的，这种组织方式保证了革命制度党既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又可以进行高度的集权。
工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的具体情况分别如下：
工人部通过代表有组织劳工利益的方式将全国大多数工人组织到党的周围。革命制度党工人部主要通过以墨西哥劳工联合会为主的劳工大会来控制全国绝大部分工会组织，墨西哥劳动联合会是墨西哥最强大的工人组织，其所包含的组织占到全国工人组织的将近一半，占参加工会工人总数的2/3。按照墨西哥宪法和劳工法的规定，有组织的工人的利益是正式受政府和官方党保护的，同时工人运动也必须从属于政府与官方党的利益，这既提供了工人加入工会从而加入革命制度党的激励，同时又为革命制度党控制工会提供了法律保障。
农民部主要通过支持土改来吸引全国大多数农民，其主要组织是全国农民联合会。加入全国农民联合会的主要有以下几大集团：第一大集团是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村社，村社社员有250万之多；第二大集团是公社财产委员会，代表生活在农村公社的印第安农民；第三大集团是那些水浇地不超过25公顷的独立小农组成的集团；第四大集团是农业移民地的成员组成的共同体。革命制度党农民部通过支持农民对小土地所有制的要求，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等方式获得了大量农民的支持，帮助革命制度党稳定了农村。
人民部通过吸纳工农两部之外革命制度党的支持者，最大限度地体现了革命制度党的包容性。人民部和其他两个部不同，它不是由多个并列的全国性组织组成的，而是由统一的“全国人民组织联合会”代表。由于人民部拥有革命制度党中文化水平最高、政治上最精明的成员，因此是党和政府成员的主要来源。同时人民部还是革命制度党中最自主的部门，不像工人部、农民部受到“劳工法”和“土地法”的约束。这使得人民部成为制衡工农两部的平衡器和保持三部协调运作的稳定器。
革命制度党控制党内职团的常用手段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封官许愿。为了鼓励这三个部的成员服从党的领导，革命制度党及其政府通常对这三个部的领导人封官许愿，让他们在党内、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内或参众两院内担任各种职务。
第二，调拨资金。这三个部及其下属组织可以从政府的财政拨款中得到经费，通过控制各部经费来源进而控制各部是革命制度党的重要手段。
第三，分而治之。革命制度党采取这一策略制约各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利用三部之间的矛盾，防止某个部实力过大，从而凌驾于革命制度党之上。最典型的例子是革命制度党利用代表中产阶级的人民部来制衡工农两大部门，防止工农两部的激进化。其二，利用并积极创造三个部各自的内部矛盾，进而制约各部。工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并不是由单一的组织组成的，而是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各种社会组织的联合体，因此在各个部内就存在力量和理念等方面各不相同的组织，这就为革命制度党提供了控制各部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革命制度党不仅利用这种组织内部的矛盾，同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还会通过支持成立新组织来分化和瓦解威胁革命制度党一党执政的集团和组织。
第四，最后裁决。革命制度党有权授予或拒绝给予某个组织（职团）以合法地位，有权决定某项行动（如罢工）是否合法，并有权进行最后裁决。通过这一手段，来查封和清除那些不利于革命制度党执政的组织和领导人。
2.“民主集中制”
在领导和决策体制上，革命制度党实行一种独具墨西哥特色的“民主集中制”。革命制度党的“民主集中制”体现了墨西哥历史上考迪罗主义和强人政治的历史传统，这种“民主集中制”主要是通过领袖独大与有限民主双重制度的有机结合实现的。
领袖独大制分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党的下届领袖由上届领袖指定产生，并且自动成为革命制度党本届总统候选人；其二，党的领袖一旦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就集党的领袖、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于一身；其三，党的主席以及党内其他重要领导人的提名和选举必须征得党的领袖的同意，党的领袖可以直接撤换党的主席；其四，全党服从总统，新总统一旦选出，党的最高领袖也随之转移到新总统身上，全党要服从和执行新领袖的政策，还要尽可能地维护总统的美好形象。
有限民主制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其一，总统候选人或下届党的领袖的提名必须经过党的高级领导人的充分协商，从而充分体现党内“革命家族”的意志；其二，总统候选人的正式产生在形式上还必须得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确认，而且党的总统候选人还必须经受全国大选的考验；其三，定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的全国政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由本届总统提名的党的主席，同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还要选举产生国会议员候选人；其四，允许党内各种派别以及派别斗争的合法存在。
这种独具特色的“民主集中制”是一把双刃剑。其优势体现为以下几点：其一，在党内和政权体系上都保证了权力的高度集中，符合削弱地方分裂势力的要求；其二，保证了国家权力的和平移交；其三，通过领袖权威将党内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并且使之合法化和合理化；其四，这种体制具有极强的执行能力和动员能力，适应了国家工业化的要求。其不足主要体现为：其一，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领袖，集全党安危于一人，对党的领袖的要求极高，一旦领袖自身出现问题，将会危及全党，如被一些党员称为“革命制度党的叛徒”的萨利纳斯和塞蒂略所进行的导致革命制度党最终垮台的改革就是明证；其二，权力的和平移交所涉及的范围过小，难脱密室政治的嫌疑，这与民主潮流不符；其三，领袖负责、垂直领导与一党执政的相互结合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严重的党员干部腐败问题；其四，党内派别的合法存在也为党的分裂埋下了隐患，后来民主革命党的建立证明了这一点。
四、革命制度党的指导思想与意识形态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是墨西哥民主革命的产物，自建党以来，就一直将革命民族主义视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卡德纳斯是最初实践这一指导思想的革命制度党领袖，1971年在党的七大上，革命民族主义被写入党章，在1992年党的十五大之前，革命民族主义一直是革命制度党的指导思想。
革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革命制度党在总体上坚持中左的执政路线的反映。中左路线要求革命制度党必须继承墨西哥民族民主革命精神，坚持1917年宪法精神；对外反对外国大资本，保持国家民族独立；对内限制国内大资本，扶持中小资本，保护工农利益。这一执政路线要求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这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原则要求。在此原则之上，革命民族主义的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奉行民众主义。所谓民众主义就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强调“社会平等”。民众主义是墨西哥总结近百年墨西哥现代化失败教训的结论：认为墨西哥不能走西方只保护少数人利益的现代化道路，个人主义原则不符合墨西哥社会现实。民众主义还是墨西哥革命和历次改革实践的理论基础。民众主义包含在卡德纳斯主义中，其主要内容有：支持工农运动、保护劳工权益、增加工人工资和提高工农福利等。
奉行民族主义。所谓民族主义就是维护墨西哥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反对一切外国势力对墨西哥一切形式的干涉。墨西哥在历史上长期受西、英、美等国的侵略、渗透和控制，墨西哥人民饱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欺压和掠夺之苦，民族主义在墨西哥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坚持独立自主、切实维护民族利益的政策，使革命制度党在墨西哥广大民众中获得了雄厚的政治资本。
坚持革命的原则和传统。“革命”是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源头和集中体现。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既具有反对殖民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民主革命性质，也具有反对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大资本剥削、争取民主权利的民主革命性质。因此，“革命”就成了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共同的源头和集中的体现。20世纪80年代以前，历届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领袖都会将自己塑造成为墨西哥革命的继承者，同时利用这一传统反对外国势力，限制本国大资本，塑造革命制度党一党执政的合法性。
革命制度党坚持中左的执政路线，反对任何极端化，试图走一条非左非右的中间道路。这种政治要求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表现为革命民族主义开放性、包容性和灵活性的三大特征。革命民族主义的开放性体现在它能够汲取各种思潮中有助于推进墨西哥现代化进程的东西为己所用。革命民族主义可以说是墨西哥历史传统、西方民主自由观念以及工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混合体，吸取了这些思想的元素。即便是对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异己思想，革命制度党也不会简单粗暴地压制或取缔，而是把其中具有建设意义的内容加以适当改造和变通，吸纳到自己的纲领中来。革命民族主义的包容性体现在，它从不片面地反对“左”或“右”，而是在左右之间寻找平衡。革命民族主义的灵活性体现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可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政纲，并且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既坚持原则性，又不陷于教条。在原则性上坚持民众主义、民族主义和“革命”的内容，在反对教条化的基础上形成开放性、包容性和灵活性。这使得革命民族主义能够及时整合和表达墨西哥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要求，占据墨西哥的思想空间，成为墨西哥主流意识形态。革命民族主义为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凝聚了国内共识，抑制了反对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力，为革命制度党长期执政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五、革命制度党的下台与重新执政
一党执政长达71年的革命制度党却在2000年的大选中被墨西哥人民抛弃，一夜之间拱手将政权让给了别人，这样的教训是相当深刻的。时隔12年，革命制度党取得2012年大选胜利，又重返墨西哥政治舞台，这样的胜利同样引人深思。一失一得，得失之间体现的却是一个百年大党执政的光荣与落寞。要搞清楚革命制度党为什么能赢得2012年的大选，就必须搞清楚它为什么失去2000年的大选。
在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成为革命制度党2000年下台的根本原因。革命制度党执政末期所进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出现了极化效应，越往后，新自由主义的措施越极端，其恶果是破坏了政治基础，断送了政权。
首先，自1982年后，三届党的领袖德拉马德里、萨利纳斯和塞蒂略进行不间断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放弃了党一直奉行的总体上中间偏左的政治路线，放弃了党在一定时期的右倾政策之后必然进行左倾回头的执政策略。革命制度党的这三届领导人逐渐从中右走向了极右，尤其是萨利纳斯和塞蒂略，他们执行的已不再是中右政策，而实际上是极右政策。
其次，革命制度党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放弃了限制大资产阶级和保护工农的原则。在城市，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大批原国有企业工人失业，大力发展外向型的客户工业却没能及时建立保护私营企业就业工人的机制。在农村，革命制度党不断修改宪法中有关保护村社土地的条款，并制定旨在保护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律，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利益。阶级政策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党内职团制的基础，对工农两部破坏尤大，造成了革命制度党基层党员群众的大量流失。
最后，萨利纳斯在其任期内所进行的短暂的在其下台后随即被否定的意识形态改革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萨利纳斯提出的所谓新民族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实际上只是新自由主义的翻版，这一所谓的改革造成了党员思想的混乱，增强了反对党思想意识的影响力，动摇了自己长期执政的思想根基。
理解了革命制度党下台的原因，就不难理解其为何在2012年的大选中获胜。从革命制度党自身来讲，首先，革命制度党吸取了两次大选失败的教训，通过开除闹分裂的原党总书记戈迪略与修订《党章》和《行动纲领》，加强了党内的团结。其次，革命制度党虽然在前两次大选中失利，但墨西哥第一大党的地位没有动摇，在国会和联邦州中的实力一直很强。再次，革命制度党推举“少壮派”领袖涅托作为候选人，并与绿党建立了竞选联盟，无疑是正确的选择。最后，革命制度党及涅托提出了具有务实稳健的中间道路色彩的政治主张，提出了保障民权、发展经济、恢复墨西哥国际地位的三大目标，这无疑符合当下墨西哥民众的诉求。
从其竞争对手来讲，国家行动党12年执政业绩的失败带来了革命制度党的重新上台执政。反对党国家行动党执政的12年中，在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始终坚持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卡尔德隆为例，他在任期间，积极主张保持墨西哥自由化改革之后的经济模式，实行货币紧缩和自由贸易政策。除此之外，卡尔德隆政府还主张大力引进外资，允许私人资本进入能源产业，使墨西哥融入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但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国家行动党执政的12年中，墨西哥的经济几乎陷于停滞，年均增长率只有1. 9%，失业率居高不下； 35%的公共收入依赖石油业；粮食安全面临极大挑战，相当大一部分粮食需求依赖进口。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墨西哥经济更是雪上加霜。通货膨胀率和食品价格不断攀升，严重影响到了民众的基本生活。
导致国家行动党败选的直接原因是毒品战争造成的日益恶劣的安全环境和巨大的贫富差距。从根本上来看，贩毒活动猖獗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都不得不归结于长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贫困人口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卡尔德隆所进行的所谓毒品战争只能适得其反，不仅不能有效遏制毒品泛滥的局面，反而造成了安全形势的恶化，卡尔德隆任期内全国已有6 万人死于与毒品相关的暴力活动。
有墨西哥“毒品教父”之称的米盖尔·安格罗·菲利克斯·加拉多曾在狱中的一段话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他写道：“战胜贫困才是灭毒最好的方法……我们需要重建村庄和农场，让墨西哥人能自给自足；我们需要建立工厂，并实行低利率政策，以鼓励墨西哥人饲养牲畜；此外，还要建立更多学校；我们还可以用提供工作消除暴力……不能只有镇压，而没有医疗保障、公路和安全。”
革命制度党虽然赢得了大选，但是除去竞选纲领和口号，能不能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将“毒品教父”的建议变为现实，也许将成为革命制度党与涅托政府将来所面临的最大考验。
（作者系本刊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