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两个世纪以来世界的革命形态经历了一轮轮演变。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革命形态是骚乱，1848年蔓延欧洲的革命开始出现知识分子和精英的动员，发展到20世纪，列宁主义的成熟革命形态席卷世界，以大规模的阶级动员和政党组织为特征。而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则是一种新社会运动模式的产生。我们看到，从骚乱到政党为主体的革命，再到新社会运动的革命，无论是形式、形态、组织、传播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无疑将是此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政治遗产。
回到法国大革命，这是一场英法战争背景下被财政危机引发的暴乱式革命，政党出现之前的政治派系首次登上革命舞台，相对于1525年德国农民革命的个人化组织方式，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20世纪2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大萧条之后，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左翼革命，激进左翼和激进右翼都被普遍动员起来。组织良好、纪律严明、意识形态清晰、着眼于大众动员的列宁主义式政党成为20世纪革命的主角。到1970年代石油危机中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68革命”样式的街头社会运动在这一波革命当中代替了政党，“人民力量”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和形式。
进入21世纪，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产生了“阿拉伯之春”。如果相比1999年东帝汶革命——这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几乎最后一个成果，可以发现“茉莉花革命”样式可以追溯到1999年的西雅图抗议行动。所不同的是，新媒体的出现再一次改变了“人民力量”的模式，也改变了革命的扩散方式。埃及革命之后，西班牙、希腊和以色列爆发了形态类似而烈度较低的占领行动，最后直接启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组织者。以此为标志，新媒体登上了革命舞台的中心。
新媒体政治的出现
在新媒体环境下，政党形态、社会运动以及骚乱的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说，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新媒体政治不再只是传统政治的补充，或者一种新的政治传播方式。相反，在经历了多年的互联网政治发展之后，Web2.0正在迅速与世界各地的政治发展实践、社会运动、骚乱和抵抗、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等相结合，新媒体政治已经发展为一种全新的政治形态。而近期的一些事态表明，用传统的多元政治、比较政治或者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和地缘政治理论，都已经难以解释新媒体革命所引发的效应，它的冲击是全球范围的。无论是民主体制，还是威权体制，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新媒体政治改变了传统政党政治和竞争模式，尤其是在美国，两大党均出现了社运化的趋势。在美国最近的两次总统选战，一次比一次更主动吸收了新媒体对政治的影响。民主党的变化相对更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其政党形态发生了转型，从原来弱动员体制下的传统型政党，开始借助新媒体技术与草根社会运动结合，政党逐渐社运化。而在整个西方世界，无论政党组织还是政党选举，都愈益依赖新媒体的网络化和碎片化，将党机器内化于与社运相似的组织，而不是仅仅视社运为外围组织，开始在直接民主的基础上重新构造党的基层社区基础。
此外，我们也能观察到，一个国家对互联网依赖的程度越高，其非选举政治（抗议、示威）也就越趋活跃。也就是说，如果政党不进行积极的转变，就会面对大量的非选举行动的挑战。俄罗斯的情况表明，在威权的体制下，也能发生全国性的新媒体挑战。
其次，选举政治之外，新媒体政治的挑战及其涨落效应更为显著，常常能引发雪崩状的政治动荡，并极大模糊了传统的骚乱、革命、社会运动、城市运动和街头暴乱的界限，社运本身也面临着转型。此即“推特革命”或者“脸书革命”所指代的政治冲击。
在此番新媒体所引发的全球性社会和政治动荡之前，一些政治学者和互联网专家还曾预测互联网时代的社运可能更为脆弱，在协调、控制和承诺方面会遇到麻烦。因为在互联网环境下，运动的组织结构更加松散，地方活动分子对运动总体的认同感受到削弱，意识形态对个人运动卷入的影响也大幅降低，此外，地方和全国性组织的重要性受到削弱。相反，一些原本资源贫乏的运动组织可能会获得优势，且运动目标也难以长久化，因此需要快速转换。
但事实证明，这些学者低估了互联网的社会变迁动能。因为，Web2.0的交流技术极大降低了政治革命的组织、资源和动员的门槛，推特和Facebook等具有的“即时化聚合效应”使得只要少数业余活跃分子就可能组织起大规模的街头聚集和示威，其烈度超过了结构类似但政治诉求远为温和的1980年以来的新社会运动。尤为根本的是，在新媒体的促进、传播和协同演化下，一个以社会运动为主体的、其他各种抗争形态甚至阶级战争都卷入其中的“城市革命”的高潮态势隐约成型（这当然也与世界范围内城市化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有关联）。因此，一些大胆的预言者甚至声称，因为新媒体，阶级战争在后冷战、全球化的时代复活了，新媒体政治紧密地与人民力量建立起了新的联系，从而对所有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都具有了一种普遍性的挑战。
新媒体的“革命–雪崩效应”
理解这一巨变的关键一点，在于新媒体环境下的快速共识形成机制。通常，任何涉及集体行动的动员首先需要形成共识，为此，就需要有某种知识共同体，需要组织、意识形态和动员，以及时间和耐心。而在以推特、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环境下的即时性交流和网络深化过程中，一些碎片化、异质化的观点，能在很短时间内变得有序、均质化，并且大规模传播。也即是说，在新媒体的环境下，大量意见的积聚不是倾向于产生一个中庸的共识，而是产生一个相对来说是极化的公识。实际上，这也是政治极化的新媒体传播基础。
对推特的深入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并非简单意义上的社会网络，而是一个“稀疏的隐藏网络”，其关键点是一些少数的活跃用户，而不是当下政府在舆情控制时最关心的一些“大V”。人们通常理解的分布式网络是微博上的一个大V影响着很多粉丝，这是一种简单的舆论领袖的传播效应。而那些不为人知的少数活跃用户构成了一个“小世界网络”。他们连接很多的网络，包括一些大V的网络，然后把他们的观点影响传播到不同的网络。他们发挥的作用很像量子力学世界中的“虫洞效应”，即在不同的时空网络之间建立便捷通道。
具体来说，这是一种稀疏的隐秘性网络，代表着极少的面对面的交流和大规模的网上传播的结合。其中，包括线下和线上讨论形成的朋友网络居于中心，而非“大V”模式下的“意见领袖-追随者”的单向度“皇帝”为中心，然后通过“稀疏的隐藏网络”将信息传播到整个网络，意见也近乎无限放大，由此形成即时化的共识聚合效应。如果只是传统结构的“意见领袖–跟随者”网络，信息传播很快就会出现饱和。
所以，正是由于这一“稀疏的隐藏网络”，新媒体才可以拥有如此巨大的动员能力。如埃及茉莉花革命的转折点，2011年2月18日解放广场，经由社交媒体组成的五六个物理隔离的十人小组所组成的“小世界网络”，采取密切协同的街头行动，引发超过十万人的聚集和示威，最终穆巴拉克政权倒台。而当年年底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其引爆点也是一群来自各国的艺术家、作家、社运活动分子和极客，约30人，在线上发起一系列小型抗议和号召，最终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无领导”的占领行动。这是一种不需要运动领袖的无中心化、网络化的新运动形态——无面（面对面）、无领导的战术。其传播机制，与流行病学上的病毒传播极其相似。传播的最大化发生在互动充分一致，也就是共识化的地方。通行的模式是，少数人线上发起抗议，然后与线下大规模行动相协调。新媒体下个人化联结行动通过“即时性传播和网络化”，即扩散成为大规模的街头运动。
也就是说，少数活动分子的随机性网络行动，完全可能引发整个社会网络的动态变化，而不再完全依赖面对面的交流即传统的社运组织形态。社会运动正在经历着上世纪70年代新社会运动出现以来最为深刻的转型。仿佛一切回到1968年，社运、革命或者骚乱之间的界限空前模糊。无论城市运动还是骚乱，都可视为小规模甚至简化到一个人的个人化联结行动，通过新媒体和社会网络卷入“临界多数”，然后引发雪崩效应。雪崩效应成为了政治涨落的主要机制。比如茉莉花革命中的占领塔希尔广场、占领华尔街运动、或者伦敦骚乱，当中均出现了“雪崩效应”：由个人间混合着面对面交流和线上交流所组成的小规模双重网络的自发行动，通过社会媒体大规模传播，引致大规模的集体抗议行动。
当然，此前科学家早已发现，电网崩溃、交通和物流系统的堵塞等也可归为类似的雪崩效应。在神经网络上也发现了类似的效应。互联网、计算机网络、电网、道路网等都与神经网络相似，都有大量互动个体（10的9次方以上级）并交换信息。科学试验发现，大约有100个小型网络，每个网络的规模大概是10~100个单元，然后通过反复震荡最终加速形成雪崩，也就是革命。这种革命不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义上的阶级革命，它更接近大规模的街头聚集、街头行动。而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在新媒体背景之下，大规模的街头聚集就具有革命的效应。比如说在穆巴拉克统治的埃及，对现政权产生颠覆性的效应。尽管政权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这种颠覆性却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从技术角度说，这种网络形态是不可侦测的，至少从维稳的角度来讲它是不可侦测的。目前的侦测是着眼于少数的大V和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或者高级用户在特定的共同体内影响巨大，但是，为数只约1%的用户，他们联结着推特传播结构上的“结构洞”，对不同共同体之间也即推特整体网络上的扩散起着关键作用。这是一种更加隐蔽，也几乎无从预测的动员机制。
这样一种新媒体政治已经改变了社会运动，也正在消弭社会运动和革命、骚乱的界限。比如说，伦敦骚乱和埃及革命的传播机制是一样的。革命可能以骚乱的形式发生，也可能是以新社会运动的形式发生。其潜在的含义是，要进行一场革命，政党不再那么重要了，甚至不再需要。新时代的革命能以新社会运动的方式存在，以互联网的形式存在，甚至以骚乱的形式，这些形式都可能发展为革命。历史貌似又回到了1789年。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