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康家昕
蒙以养正
早就听说广东云浮在中小学开国学课的事了。
少儿读经、学国学，从上世纪90年代初人文学者王财贵在台湾倡导“儿童诵读经典”运动以来，俨然已在两岸三地形成一股强劲风潮。在中国大陆，从学院派面向社会的国学教育传播，到国家教育部门向教育系统倡议经典诵读进校园，再到民间“少儿读经运动”的风起云涌，也有近20年历史。今天，能够把《四书》倒背如流的小儿并不少见；每年我们都会在报纸、网络上看到用文言文甚至甲骨文写的高考作文；高校自主破格招收“国学奇才”的故事早已经不新鲜了。近20年来“国学热”的硕果，就是这样以各种“天才”的故事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去云浮采访调研的路上，我们在想，地方政府和学校是不是又要把各路“国学天才少年”召唤出来给我们看呢？
当地采访的第一天，我们就在地方官员的热情引领下，来到了云浮下辖的罗定市。据介绍，罗定是整个云浮市最有文化底蕴的县级行政区，素有“千年文化古邑”之称。然而让我们略感诧异的是，当地政府并没有把我们引到任何一所名校，而是带我们去了一所名不见经传的镇级中学——罗平中学。这所学校的硬件条件比较简陋，但到处都井然有序，可见管理有方。据校方说，该校生源大多都是农村孩子，家庭背景普遍不佳，能够在这所镇中学顺利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已经很不错了。
在会议室里，校方向我们介绍了《蒙以养正》课程在罗平中学的教学情况。《蒙以养正》，是一门由云浮市教育部门独立开发的课外读本，也正是我们此次采访的重点。然而，校方的介绍让我们多少有些失望。整个过程，我们既没有看到意料中的“国学神童”，也没有感到该校有文史功底扎实的教学带头人。如果没有更生动的感性材料，或者对于这门课程开设意图的进一步了解，很难判断《蒙以养正》甚至整个云浮市中小学国学教育的价值所在。在校方汇报后，我们将这个疑惑向在场政府官员提了出来。为首的一位官员发话了。他胸有成竹的语气，让人感觉到他早有准备。
实际上，关于云浮市中小学国学教育的一切，都要从这位官员说起。他叫李尧坤，现任云浮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在就任现职之前，他曾经在县一级地方政府担任过一、二把手。这种长期主持地方全面工作的经验，使他对宣传、教育口的理解天然带有一种务实的“全局观”。
李尧坤说，与国内其他地区一样，云浮的教育工作也是围绕着“高考指挥棒”展开的。近年来，云浮市逐年加大对教育事业的资金投入，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支出已经占到财政总支出的20%以上。云浮也并不例外地把这些资金中的绝大部分用来服务于提高大学升学率这一目标。然而，李尧坤认为，云浮现在的教育，就是把80%的资源，用在20%有能力升学的学生身上。且不论这充分享受着教育资源投入的20%是否得到了完整的成长教育，至少那另外80%的学生，非但没能从这样的教育中受益，其中有许多还由于被教育体制“抛弃”，“破罐子破摔”，成为当地社会治理的负担。
把眼光放到当前中国教育事业的整体状况，李尧坤同样表达了深刻的担忧。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资源向大城市、政府部门以及大型国有企业迅速集中，导致就业竞争不断加剧，劳动者学历自然成为最具区分度的竞争指标。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中国教育的宗旨和目标发生了异化，学习从一个应然的综合能力和品德框架，变成了现实中只重学习成绩和应试技巧的单一向度。目前，中国的学生品德和行为教育极为简陋粗糙，基本停留在喊口号、背教条的阶段，完全没有让学生通过深入实际生活去体验伦理规范和道德价值的教学模式设计；学生对于僵化古板的思想品德和政治课程，也完全失去了兴趣和耐心。他们不仅没有从中得到应有的教益，而且这些课程本身也成为他们的应试负担。
那么，从哪里入手来改变现状？李尧坤认为，在短时间内改变教育的资源分配和投入结构是不可能的，只能以教育观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的转变为突破口来进行改革。他意识到，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孩子们在价值观纷杂的时代如何为人处事、守住良知。“改变一个孩子，等于改变一个家庭；改变一个家庭，就能够影响一个乡里；一个村落能够辐射一个城市；千千万万城市文化的繁荣，就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李尧坤如是说。这往小了说是一种针对青少年的成长教育，往大了说则是国民教化的一环，关系到社会治理的效果和地方乃至国家发展的未来。李尧坤努力寻找执行这一教育观念的思想资源，最终发现，传统中国的蒙学教育似乎十分适合充当这一教育观念的模式载体。
蒙学教育与我们熟知的现代学前启蒙教育不同。后者基本上可以说是西方的舶来品和现代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在于为日后的知识学习做准备，与普通中国人的日常伦理存在着隔阂；但前者却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心智结构，植根于乡土，植根于中国人日用而不知的洒扫应对、伦理纲常。传统文教作为制度已近消亡，但它作为一种文化性格已深深刻录在文化基因里。蒙学教育及其经典教本作为古代知识人对传统文教内涵的深刻提炼，能够现实而准确地对应普通国人对于日常伦理实践的知识需求。对青少年进行蒙学教育，通过行为习惯的培养和朴素义理的讲解，能够使他们形成最初也是最牢固的价值判断。这对于他们日后做出明智的人生选择，实有重大意义。
李尧坤在市教育局设立了“中小学传统文化德育校本课程用书编写组”，开始了蒙学课外读本的编写工作。他要求这套读本既不必对传统蒙学教材进行大规模删改，也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过于强调记诵。关键在于，要通过这个读本，把传统的规矩方圆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传授给学生，进而使它们变成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2012年，一到八年级的《蒙以养正》读本杀青。这时，一个难题摆在了李尧坤和云浮市教育部门的面前：要使这个读本普及到全市所有中小学生的手中，印刷的钱从哪里来呢？这是所有校本课程用书都要面临的难题。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要求的“编写教材事先须经教材审定机构审定后才能在中小学使用”，“教材的编写、审定实行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行政部门两级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讲，课外读本不具备教材政策的合法性，自然也得不到地方财政的支持。
作为六祖慧能的乡人，李尧坤以及云浮的教育管理者想到佛教提倡捐资印经、积累功德的办法。“我们的蒙学课程和教材本来就带有强烈的公益色彩，何不就用社会公益的方式去实现它、催生它呢？”于是，李尧坤等人开始向全社会募集助印善款，并随之得到热烈响应。捐助者中有云浮市的各大企业、有省内的公益基金会、有云浮籍的乡贤、绅士，甚至还有许多支持教育事业的普通百姓。到今年4月底，募集到的善款已达31万元。有了这样的资金支持，一到八年级的《蒙以养正》下册得以在今年顺利编讫面世；读本的印刷量已经能够满足云浮市每个下辖县（市、区）至少两所学校（一所中学、一所小学）的使用需求（云浮一共有五个下辖县级行政区：云城区、罗定市、云安县、新兴县、郁南县）。预计今年内所能募集到的善款，将使镇一级的中小学实现学生人手一套《蒙以养正》。
李尧坤的这一番讲述，让人既觉新鲜，也感钦佩。作为似乎应将物质政绩摆在首位的地方官员，以这样的指导思想和这样的方式推行传统文教在当下并不多见。看到我们的兴趣越加浓厚，李尧坤随手拿起一个读本，开始向我们介绍《蒙以养正》的内容和体例。
这套读本被定名为《蒙以养正》，取义自《周易·彖传》中解说《蒙卦》的“蒙以养正，圣功也”一语。这个题名点出了蒙学教育的主旨——培养纯正无邪的人格。读本图文并茂，体例新颖。每一册都以《弟子规》行数不等的文句置于书首，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全书以传统美德和传统民俗作为专题，分别作讲解。具体到每个专题，没有空洞说教，而多以体现主旨的故事加以呈现。这中间有古代故事，也有从报刊、网络上精心挑选的案例。
“其实这些都还只是些皮毛”，李尧坤接着说，“要把古人的智慧真正融入到中小学教育中去，还需要一套更加系统的方法论。这套方法论不执着于经典，却无一步无来历。明天我带你们去喜耀粤西学校看看，你们就了解了。”
性情教育
采访第二天，我们来到位于罗定市区的喜耀粤西学校。这是一所私立学校，由香港法住文化书院院长、香港喜耀教育文化基金会主席、前香港中文大学哲学教授霍韬晦先生创办并担任校监。该校囊括了整个初等教育阶段，包括幼儿园、小学和初中，一个孩子可以在这里度过一个完整的童年。与现代化的校园风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所学校到处都贴着古雅的楹联；教学楼一层的墙砖上则印有《大学》、《中庸》的全文。据该校负责人介绍，诵读这两部经典是学生每天的固定早课，学校也要求每一位教工和学生都能熟练背诵它们。
在教学楼每一层的走廊上，随处都可见到学生的书法作品和他们自制的励志条幅。内容都是一些富有传统教化意义的警句，像“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天同覆地同载，凡是人皆须爱”，“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等等，不一而足。
参观教学楼的时候，正好有一班小学生被带到户外上体育课。他们排着两列长队从教室鱼贯而出，看到我们到访，便活泼地向我们致以问候。尤其是当他们看到陪同我们参观校园的霍韬晦校监，更是高兴万分地大喊“校监好！” 这位满头银丝，身着唐装的温润老者，看着环绕在他周围的一群生气勃勃的孩子，慈祥地笑着，时而还摸摸他们的头。
参观完校园，我们到会议室参加云浮市宣传教育部门组织的“传统文化进校园”经验交流研讨会。各区县都派了教师代表参加。据教育部门负责人说，之所以把会场设在罗定的喜耀粤西学校，主要是为了推广该校的先进教学经验，并为全市的《蒙以养正》教学提供方法论基础。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由梁芷媚校董介绍霍韬晦校监在喜耀粤西学校倡导的教学理念——“性情教育”，以及相应的一整套教学方法和实践案例。她说：
“性情教育”其实说新不新。说它新，主要是因为它所针对的是现代人的自私和封闭；说它不新，是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非常传统、非常中国的教育模式。在现代社会，个体在市场竞争的总体氛围之下被高度“原子化”，这就带来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和个人情感的无处安放，进而导致人与人之间进行诚意沟通的公共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其最终结果是价值的相对化甚至虚无化，人的生活渐渐失去了其终极意义。面对这一状况，西方社会的主流教育思想强调要为个体欲望的扩张提供充分的知识储备，而不问欲望本身是否正当。这样的教育思想也影响了我们，体现为我国的教育目前仍然以知识的灌输为手段，以应试的高分为目标，而很少关注价值层面的追求和健全人格的养成。我们的“性情教育”思想就是在对现行教育观念和体制的反思基础上提出的。它的核心意涵是反对纯粹的知识灌输，而强调任何知识的习得都要以道德认知和道德行动的形式来实现；其主要手段是教育学生在学习知识的时候要联系自己、看到自己、面对自己，回去看自己的心——也就是发现自己的“性情”。
要实现这一教育目标，关键有两点。一是教师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位。因为在这种强调“自我反思”的教育模式中，传统上教师居高临下传授知识的形象势必要被弱化。教师要从传统的教育者变成课程设计师、课堂教练和价值观的推动者。
二是教学法的设计。如何在这种全新的师生关系中实现教育目标，需要一套有效的方法。我们的“性情教育”方法，归根结底就是三个字：“入”、“转”、“出”。
第一步是“入”。“入”就是灌输知识。其关键在于形式要丰富多彩。不能仅限于课堂讲授。
第二步是“转”。“转”的第一层次是“练”和“记”，体现在经典诵读上；第二层次是“问”和“想”，体现在课堂上的启发思维，让孩子们学会提问题；第三层次是“感”和“悟”。就是要我们尝试去真切地感受别人的心，然后在其中受到触动，得到启发。
第三步是“出”，包括“做、写、说、画、演”。学校要求学生把做的事情大胆写出来，说出来，演出来，在互相交流中赋予每一件事情以真实的意义。
霍韬晦的教育思想
霍韬晦校监在会上发言不多，大多数时候都静静坐在那里认真倾听，正所谓“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会后，我们单独采访了霍先生，他给我们详细谈了他的办学经历和“性情教育”思想的内涵。
《文化纵横》：霍先生，我们知道您是放弃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教席，转而到社会上办学的。您能说说您的办学初衷和经历吗？
霍韬晦：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已经在办学了。那时候，我离开香港中文大学，首先创办了“法住机构”，在里面开了一门“生命课程”，力图改变香港社会受西方文化深刻影响的现代生活状态。“现代人”只追求现实价值、世俗价值，而忘掉了共同体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我就是要通过我的“生命课程”，让他们觉醒出“生命之情”，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不忍之心”、“恻隐之心”，做一个真正的道德人。
到1994年，我的“生命课程”已经在香港有一定影响力了。当时我已经有很多学生，他们多是香港社会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有律师、医生、企业家，甚至还有大学教授。他们通过财力和人脉帮助我创办了喜耀教育文化基金会，进一步扩大了“法住机构”和“生命课程”的规模和影响力。后来我就想，我们的“生命课程”不能只面向成年人，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青少年的身上，让他们从小就关注生命成长，养成修身的习惯。这种效果一定要比成年以后接受“再教育”的效果要好。我通过喜耀教育文化基金会向香港政府提交了三次办学申请，都被拒了，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担心我们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后来还是我的老朋友李尧坤，在他当罗定市长的时候，力邀我到内地办学，给我开了一路绿灯。就这样，喜耀粤西学校在1999年办起来了。从当年的几十个学生到现在的接近两千多个学生，这所学校在不断壮大，“生命教育”和“性情教育”的传播也越来越广。我们的事业现在已经扩展到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地都有了我们的常设机构和会所。二十多年来，听过我“生命课程”的学生现在加起来已经达到一万多人了。
《文化纵横》：您能给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性情教育”的思想吗？
霍韬晦：“性情教育”，可以说是我对“生命教育”的一种发展，我也认为它是“生命教育”的唯一出路。“生命教育”最早其实是在澳大利亚开始的。1979年在悉尼成立的生命教育中心，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国际性机构，隶属联合国非政府组织之下。这个机构首先致力于“药物滥用、暴力和艾滋病的防御”这样一个十分具体的目标。但我认为，这其实是不可靠的，事实也证明他们的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西方文化的大前提是重视理性和知识，认为人的问题在于认知上的错误，并假定他得到正确的知识，便不会犯错。然而，知识不等于自制力，知道不等于做到。人要控制自己的行为，最重要的不是靠知识，而是靠内心所恪守的价值观念、人格观念。这是意愿上的事，必须通过决心和行动来使之实现，知识只不过是提供种种可能的方向而已。
所以我提出，“性情教育”才是“生命教育”的根基，唯有性情体会到了，才能找到生命成长的动力。所谓“性情”，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善良情感。一个人不只愿意自己好，也愿意他所爱的人好。他很自然地爱他的父母、孝顺他的父母；然后他又很自然地扩大他所爱的人的圈子，由亲及疏，逐步开阔，由此而构成一个爱的世界及相互善意沟通的世界。孔子把这种“性情”称为“仁”，这是人类走向光明、幸福、温暖的根基，是人愿意走向美好的最大秘密。
“性情教育”讲求“感通”。“性情”与西方世界所强调的理性不同。西方的理性是对象化的思维——观察对象、认识对象、运用对象，在这样的思维格局下，人与对象必是二分的。但“性情”不然，性情是人直接通向对象，与对象合一，中间没有外部媒介的间隔，这就是“感通”。“感通”就是实现“心物无碍”、“心心无碍”，一个人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待人处事，才是以“性情”为动机的，最自然、最真诚的道德实践。
“性情教育”讲求“对应”。“对应”就是对应自身。要求在具体的事情里认识自己、反诸己躬，从而找到正当而适切的行为原则和模式。我们看《论语》里面孔子为弟子解惑，常常就一个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这不仅说明了孔子的因材施教，还道出了“性情教育”的根本法则。“性情”不是一个对象，而本来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只有对自己多加体会、多加反省，才会逐步深入，对自己了解更多。“性情教育”不是要把人的成长问题引向外部，因为向外是寻求知识的态度，不是了解自身。所以一定要把问题“对应”回发问者本身，让他看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责任，只有自己去面对，才能过关。
《文化纵横》：您能谈一谈您的“生命教育”和“性情教育”思想的形成历程吗？另外，您是如何从一个研究知识的学者转变为一个教育思想的践行者的？
霍韬晦：主要还是因为我的历史包袱比较重吧。我是1957年从广州去香港的。当时我有一种无家无国的逃亡心态，非常痛苦。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期间，我师从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他们都是在1949年以前去的香港。他们去了之后，没有被香港的世俗文化所污染、拖累，一直在清贫中坚持讲学，守护着中国的文脉。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他们的人品、作风、理想非常打动我。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我的忧患意识升华为了一种文化的危机感和使命感。
牟先生是清明的人，我从他那里是学逻辑、学条理；唐先生感情丰沛，我跟着他是学“性情”。但这两位先生写的书影响力太小了，社会上的人看不懂。唐先生的书尤其难读，抵消了他应有的作用。我从那时起就感到应该把传统文化的教育由知识层面推到生活层面上去。
后来我去了日本学佛学。学成归来后，看到中国佛教界的现状，也感到非常痛心。因为它只有一套宗教仪式，没有生命，从智慧异化成了迷信。我感到，佛教思想的现代化和儒学的现代化一样，必须要走“生命佛学”、“生命儒学”的道路。要把中国伟大的文化传统建立在生命的基础之上。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跟现代人的语言、问题、心理和行动结合在一起，才能应对时代的危机和文化的危机。
这就是我的“生命教育”和“性情教育”思想形成的根源，也是我从知识研究转向教化行动的动机。对于我而言，这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事理不二”的。
结 语
结束了罗定访问，我们去了云浮市另一个下辖县——新兴。新兴古称新州，是禅宗六祖慧能法师的家乡与圆寂之地。我们没有参观学校，而是在李尧坤的引领下，拜谒了六祖度过晚年的国恩寺和龙潭寺两座禅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六祖故居的地基，看到了六祖手植并存活至今的千年荔枝树，还看到了六祖在生前秘而不宣，直到他圆寂一千多年后才从国恩寺浮屠之下发掘重光的佛陀舍利子。新兴这两座禅寺的风物，不就是中国传统文脉生生不息的真实写照吗？
当前，中国的传统文化面临来自西方文化和现代化浪潮的严峻挑战，文化悲观主义的论调甚嚣尘上。在这样的整体氛围之下，浮躁的不仅是这个“腐败堕落的社会”，也是我们许多“文化救世论者”。他们为传统文化鼓与呼，却因“不接地气”而不被社会接纳；他们倡导诵读经典，却对经典之中流淌着的生活血液鲜有体认。
所幸的是，中国传统文脉的“地基”，就像六祖故居的地基一样，一直就在那里。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的乐观而变大，也不会因为我们的悲观而变小；该生长的东西总会生长，就像六祖手植的荔枝树，千年不死。我们缺少的，只是发现文化根基和生命力的眼睛和体察它们的心灵。
语云：“礼失而求诸野”。在云浮，我们恰恰看到一群有着这样一双眼睛和心灵的人士。他们中的代表——李尧坤和霍韬晦，一个从现实需要出发，一个从文化使命感出发，最终殊途同归，都共同走到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传统、发现文化这条道路上。作为一名地方官员，李尧坤基于对地方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的准确定位，揭开了主流教育观念和制度对社会现实的遮蔽，从社会治理的迫切需要契入教育改革和传统文教推广的正途。霍韬晦，作为一名新儒家的文化学者，不执著于经典本身的义理阐述，不迷恋于文化复兴的口号煽动，而是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探索如何通过教育来疗治“现代病”的具体修行和接引实践之中。他的“性情教育”思想提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的传统文化基因，早已为我们规定了过一种“发乎情，止乎礼”的道德生活可能性，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去勇敢地解除内心“自私”的防备，去发现人与人之间能够“感通”的“性情”。
霍韬晦，作为一名新儒家的文化学者，不再像他的前辈那样，偏安港台一隅，试图在西方文化和哲学的脉络中发展儒学，并将中国大陆的社会政治实践视为儒学的敌人；他不执著于经典本身的义理阐述，不迷恋于文化复兴的口号煽动，而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探索如何在中国后发现代化的语境下，通过教育来疗治国人“现代病”的具体修行和接引实践之中。霍韬晦把儒生志业带回了乡土，使儒学重新找到了能够再次生机勃发、开枝散叶的根基。像李尧坤、霍韬晦这样在民间、在中国最基层土壤中辛勤耕耘的文化践行者，真正称得上是中国传统文教理念的“衣钵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