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美国都标榜自我为一个人权国家,并且肆意指责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美国倚仗着自己的国际地位,企图订立一套通行于世界各国的人权标准,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对背离其标准的国家进行外交干涉。然而,伊拉克事件使部分美国人认识到,这套人权标准非但不适用于非西方国家,甚至会给该国的人权状态带来更为严重的破坏。近期有学者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反思美国的人权外交,指出这些人权外交的工具很可能反过来破坏人权。

两位学者在文章开篇指出,人权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中至高无上的新话语之一,特别是新千年以来,小布什与奥巴马两位总统都时常将这个词语挂在嘴边,以证明他们政策行为的合法性。作者选取了四种常见的政策工具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这些工具,美国将自己的人权价值观单方面的输入到国际范围。一是军事干涉,正如伊拉克或科索沃地区所显示的,美国以这些地区的人权状态为借口,发动军事战争。二是军事援助,以消除人权危机为由,美国政府将武器提供给特定派系的武装分子。三是经济制裁,最典型的是认定所谓的“流氓国家”,号召其盟友一起切断与该国的经济往来。四是经济援助,这种工具被广泛运用在美国对拉美的外交政策之中,在提供相关经济援助的同时,要求这些国家依照美国的标准改善人权水平。

然而,这些外交工具真的能改善一国的人权状态?两位学者给予了否定的答案。他们在对近三十年间144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后指出,即便是美国政府真心实意地想改善其他国家人权状态,这些工具也不能达到目的。对此,他们提出了两个假说。

一是霸权干涉假说(Hegemonic Intervention Hypothesis),即认为对国外的干涉往往产生中性的或有害的结果。经验研究表明,除了二战后的日本与德国,美国基于外交的人权输出几乎全是失败的,无论是军事干涉的伊拉克,还是经济援助的拉美国家,至今基本人权仍然未能得到完全保障。再加上美国国内的民意很难长时期赞同这些外交工具的做法,进一步削弱了这些工具预期的效力。

二是强制假说(Coercion Hypothesis),它将上述四种外交工具分为两类,认为更加主动、更加积极的军事干涉与经济制裁,比起消极的军事援助与经济援助其效果更加糟糕。两位学者认为经验数据虽然不能单独证明强制假说,但对于其有效性仍然提供了部分支持。

两位学者认为,他们给出的只是相对初步的结论,不同外交工具在特定领域的有效性,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但是,这样的分析已经使我们看到,美国人权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即使善意地理解美国人权外交的意图,也不能否认这些工具对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带来的反作用力。事实上,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美国的人权外交从根本上来说是虚伪的,人权只是用来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不难理解美国的人权外交为何不能真正地改善人权。对人权的理解必须基于各国的文化,否则必然导致人权帝国主义。如果美国政府不能明了这一点,那人权话语最终就很可能沦落为“最后的乌托邦”了。(文/金韬)

Seung-Whan Choi and James Patrick, “Are US Foreign Policy Tools Effective in Improving Human Rights Conditions?”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0(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