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在2014年出版的专著《世界秩序》中提及，目前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新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然而由于各国理念和制度的差异带来了相互的猜疑和对抗，新的世界秩序迟迟未能到来。两年后的今天，世界的前景甚至比之前更具有不确定性。在总统大选前夕，美国的老牌杂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主编与基辛格进行了一次对话，在题为《世界混乱与世界秩序》（World Chaos and World Order）的长篇访谈中，这位94岁高龄的政治家侃侃而谈，论题涉及总统大选、奥巴马的对外政策、中美关系以及整个国际形势。
20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着绝对的领导地位，然而从越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这样的角色扮演越来越力不从心。基辛格认为，尽管现在美国仍然是国际舞台上最重要一支力量，但始终不可能再重返二战之后那种一呼百应的身份了，像过去那样单边决定所有的国际问题彻底不可行，这需要重新调整对外政策。他相信“美国例外论”仍然有效，但必须根据当下的国际形势进行调整，作为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信奉者，基辛格在访谈中多次强调世界秩序的稳定对美国发展的重要作用。
问题在于，美国不可能独自实现世界秩序的稳定，这就需要世界多边的共同参与。因此在访谈中，基辛格也谈到了中国、俄罗斯、欧洲和中东地区的相关话题。或许由于他“中国通”的身份，中美关系占据了最大篇幅。正如其在《论中国》一书中所谈到的，中国威胁论并不成立，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两者的关系将奠定长期的国际秩序走向。就此而言，中美双方的政治家必须要理解到这一点，起码两边需要管控好分歧，最好能找出共同合作的国际事项。然而这并不容易，由于两国文化的差异，双方在接触时都难免会带有一丝不信任，甚至会产生无法沟通的情绪。
例如，在思维习惯上两国就有着很大的区别，美国人通常认为一旦出现了问题，就需要分析其原因，并集中大量的资源去迅速解决这个问题，当问题被解决了，世界自然就恢复到常态；而中国人则更加看重过程而不是特定的问题，因为一个问题的解决通常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但在国际对话中就很容易产生分歧。因此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双方的对话就必须多一点耐心，抛弃自我优越的论调去试图理解对方。基辛格相信，来自中国高层的信号是善意的，目前中国正在致力于“两个一百年”的复兴目标，冷战思维将与这个目标背道而驰，美国也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将中美关系往好的一面推进。事实上，良好的中美关系是新的世界秩序之基础，这要求彼此间动机更加透明化，并试图进入对方的文化中去进行理解，基于此，他也驳斥了将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等同于“控制中国”的论调。
立足于上述理论视角，基辛格给了奥巴马任期内的对华政策B+的评价，认为其并未对中美关系的长期发展作出多大的贡献。同时对美国的下一任总统，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其中借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压舱石”和“助推器”的比喻，他认为贸易战将会对双方都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事实上，由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不可避免，采取敌对的姿态对美国并没有好处，现实政治的信奉者基辛格可能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一点。（文/金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