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几个月里，拉美的政治风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右翼转守为攻，左翼退潮的势头明显。先是巴西工人党的罗塞夫政府遭遇困境，右翼反对派在组织一波波的街头抗议之外，还试图在国会发起弹劾动议。阿根廷的左翼则在大选中失败，右翼重新夺回了失去已久的政权。一直引领着拉美左派粉红浪潮的委内瑞拉，局势同样不容乐观。2013年底查韦斯去世之后，继任的马杜罗勉力支撑，但他显然缺乏查韦斯那样的超凡魅力和政治嗅觉，反对派逐渐集结力量。在2015年12月初的议会选举中，反对派政党获得压倒性胜利。自1989年查韦斯赢得总统选举以来，右翼反对派还是第一次成功地控制一个关键的国家部门，并以此为根据地，谋求合法地推翻左翼政府。
风向变化的国家都正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对拉美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块大陆对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异常敏感。巴西，尽管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强大的制造业，仍然不能幸免于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衰退，预计将在2016年迎来负增长。严重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就更为脆弱了，它们所受的打击尤为严重。上百年来，拉美永远不变的剧目都是，随着大宗国际商品价格的涨落，政府也随之倒台或者上台。眼下一波政治变化常常被视作左翼民粹主义的失败。但与其说是拉美民众厌倦了左翼的意识形态，不如说是越来越多的人对日益严峻的经济状况失去了信心。深陷不利的经济形势，当权者都面临着被选举出局的危险。碰巧的是，目前当政的多数是左派政府。
委内瑞拉的经验尤其值得关注，这不光是因为在许多人眼中，其民粹主义的症状格外典型，还因为委内瑞拉在查韦斯及其接班人的领导下，一度试图找出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替代模式。他们将自己的实践命名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其目的主要是要与20世纪人类所试验过的各种社会主义，尤其是苏式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这当然是一种缺乏实质内涵的定义）。就是这种严格的意识形态诉求将他们与一般意义上的民粹主义政治区别开来。因为民粹主义除了致力于将被排除者纳入政治进程、收买选民以赢得下一次选举，并不指向任何理想的社会模式，也不会带来实质的社会变革。
政治学家达里奥·阿泽里尼(Dario Azzellini)曾在《社会主义与民主》（Socialism and Democracy）杂志发表的《变动中的选举权：委内瑞拉的十年转型》（Constituent power in motion: ten years of transformation in Venezuela）一文，剖析了委内瑞拉近十年的转型历程：委内瑞拉的变革始于1999年查韦斯赢得总统大选。当年查韦斯的主要政策纲领是反对新自由主义。这样一个切中时弊但又初始目标有限的议程，却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逐渐走向激进。转折点出现在2002和2003年间。在此之前，查韦斯施政的总体风格温和而有节制，但国内右翼反对派却无法容忍。2002年，他们联合军队发动政变，结果以失败告终。次年，他们又在自己所控制的石油工业发动大罢工，意图瘫痪整个经济，迫使查韦斯下台。原本，查韦斯的支持力量只是一个广泛而松散的联盟，其成员的目标和诉求各异，彼此常常陷入争吵，力量相互抵消。可以说，既没有一个统一组织，也没有一个强有力政党，抑或工人阶级组织，能够胜任领导核心。在此情况下，查韦斯凭借其日益强化的总统职位和超凡的个人魅力，扮演着运动核心和推动者的角色。
反对派的强烈反抗促使查韦斯阵营走向整合，并引发了同样强烈的反弹。2003年，在挫败石油产业罢工之后，查韦斯宣布石油工业国有化，声称“一个美元也不留给政变支持者”。他的政权开始有系统地清除保守派资产阶级商业力量，并与那些没有卷入政变和罢工，并且支持政府的一批商人群体建立战略同盟。在短时间内，这一同盟关系帮助政权在工业国有化转型的关键时刻获得了至关重要的管理经验和资本支持，并确保经济稳定，顺利实施那些带有再分配色彩的社会项目。然而，新政权与所谓“生产性资产阶级”之间无法建立长期性的战略同盟。在后来的发展中，这批最初支持查韦斯政权的商人成为新富，与政府渐行渐远。他们不支持查韦斯2006年以后宣布的社会主义转向。国内资产阶级始终拒绝合作，公开或者隐秘地对抗政府，迫使查韦斯政权采取更为严苛的国家管制，从而加剧了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回顾历史，社会主义者与进步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麻烦重重。上世纪70年代，智利的阿联德左翼政府就曾面对国内资产阶级及其美国支持者的拼死抵抗。在全球化时代，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与全球资本主义有着比过去更为深刻的关联。尤其是在拉美，这里资产阶级的民族性更弱，他们不能扮演资产阶级同路人的角色，更无法担负起政府职能。委内瑞拉的资产阶级尤其具有跨国性，且长期浸染在一个本质上是寻租的石油经济体中，寻租心态严重。与拉美大陆的同行相比，更加不愿意承担风险和创新。
委内瑞拉是另一个在资本主义经济框架内推进社会主义议程的案例。这一故事也再次说明了这一转型必须受制于商业压力。2006年查韦斯将主要的工业国有化之后，其国内的经济管理又面临着劳动纪律松弛和激励不足的问题。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经典问题。资本主义体制依靠一套明示或者暗示的失业和饥饿的无情法则，来规训和驯服劳动人口，使之具有高度的纪律性和责任心。在这方面，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优势。因为社会主义按照其定义，不能也不应当使用饥饿武器来驯化自己的人民，它也无法再简单地诉诸乌托邦思想。为了维持劳动纪律，社会主义须要发明自己的文化机制，实现文化转型和责任意识的苏醒。
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实验无法摆脱困扰着前代社会主义经济的那些老问题，而且严重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整个经济带有寻租性质，再加上国内资产阶级的持续抵制和“经济战”，其经济日益陷入困境。而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一些短视做法，如中央银行直接将社会开支赤字货币化，更造成了严重的通胀，加剧了经济困难。但这些不是委内瑞拉故事的全部。委内瑞拉经验中更为激进，也许也是更为持久的进程，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中的新探索。
简言之，自2003年起，委内瑞拉开始创建一个与现有政府和代议制结构平行的权力系统，由这种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非官僚的、群众自治的机构来迅速回应社会需要。最初的动因是，查韦斯阵营发现在现有的政治体系之内（尽管已做了极大的改造），难以推动结构变迁。社会主义所蕴含的民众参与和自治，不仅受制于强大的反对力量，诸如反对派、资产阶级、寡头，也受到既有等级的官僚结构的压制。为打破这种局面，查韦斯尝试一种新的实验，构建一套基于人民参与和自治的平行权力体系。在工厂、城市社区和乡村，普遍设立了人民和社区委员会，在主要的社会人群中，也设立了类似的组织，其终极的形态是一个公社国家（communal state），现有的资产阶级国家形态将被超越。这一实验可以在左派理论和历史实践中找到依据，例如巴黎公社、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在委内瑞拉，这一创建公社国家的设想还受到新近流行的制宪权理论的影响。1992年，左翼理论家奈格里的《制宪权理论》问世，时在狱中的查韦斯读到此书，并受到很大影响。在那些缺乏造反有理、资产阶级已经建立起稳固的文化霸权的国家（这不同于中国），人们必须发明一套具有类似鼓动功能的话语。统治集团对此话语的回应历来是，尽力将其降低为一个纯粹司法意义上的概念和操作。而制宪权理论放弃直接夺权，转而要求唤醒宪制中所蕴含的人民持续参与、干预、构建和重组秩序的能力。这当然超出了既有的代议制政治理论和制度的视野。委内瑞拉的这一进程仍在实验阶段，关于其实际的运行状态，我们现在能得到的最新信息是，马杜罗在2015年12月初的大选之后，宣布要建立一个国家层面的民众委员会。这是一个非法又合法的决定，取决于观察者站在哪一个角度。完全可以预料到的是，控制议会多数的右翼反对派的第一反应是坚决反对。 （文/程东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