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小刚
七十年前的今天，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腾冲城正经历一场惨烈的战斗，还需要两天，中国远征军才能肃清这座古城的最后一名侵略者。今天，枪声早已停歇，古城一片欣欣向荣。然而，赢得了自由独立的国家如何重新找回曾经的文明辉煌和文化自信？这已经成为时下中国人所面对的最严峻的时代任务。
早在一百多年前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这个任务就摆在了国人的面前。然而，由于列强环伺，国家危难，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目不暇接，文化与教育只能服务于眼前的需要，成为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的工具，有时甚至不得不“挥刀自宫”，出于一时的需要而削弱长远的基础。后果是，今日中国的政治已经独立，经济已经富足，而文化上的自戕所带来的自卑和自我矮化却积重难返。
不过，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现在，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或多或少地认识到了文明重建、文化复兴的意义。近十年来，上层表现出越来越明确的态度和越来越坚定的决心，意欲逐步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民间自发的“读经热”、“国学热”更是方兴未艾、发展极快。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也非常反讽的现象却是：作为文化教育主要园地的体制内教育部门和学校，其发展水平却远远落后于上层意愿和民间国学教育，迟迟不能跟进。一方面，这体现了正规教育体系的审慎；另一方面，它也与教育体制僵化以及教育从业者对传统文化教育认识不足乃至充满抵触情绪有关。
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教育从业者已经转变了思想观念，认识到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甚至已经通过各种形式投入到传统文化教育的洪流中。他们或利用体制资源，正面推进传统文化教育，或是在日常教学过程中，见缝插针地把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加入其中。可惜的是，由于传统文化教育的长期断层和国学师资培训资源的缺乏，很多有志于复兴传统文化教育的老师不知该如何提高自己的国学素养。他们病急乱投医，对一些流行的国学“知识”和传统文化教育方法缺乏鉴别，沾染上一些不良习气。
基于此，本文将重点讨论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二是如何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第一个问题主要针对那些对传统文化教育尚存疑虑的老师和同学，希望他们理解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第二个问题是针对那些已经投身于传统文化教育事业中、想要提高国学素养而又不得其门而入的老师和同学，希望能为他们分析一下时下流行的“国学”有哪些问题，以及如何矫正这些问题。当然，这只是基于个人观察之上的思考，仅供读者批判参考。
“大变局”百年后的反思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体，作为文明国家的先祖，华夏先贤为人类生活方式提出过整全的意义体系。然而，近代以来，由于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压力，中国已被迫沦为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不再充当人类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的提供者和制定者。至少在表面上，中国已经被迫放弃了“华夏之为华夏”的文明体系，并在继受西方文明（无论是西方的哪家哪派）的基础上，建立起“新中国”和“新文化”，重塑国家、社会和个人生活。
但文明并不只是一套哲学观念和意识形态教条，而是处处连带着历史文化传统和实际生活经验的“伦理实体”。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小国的转型相对容易，而对于庞大而古老的文明国家来说，除了自我更新、再造文明之外，其没有捷径可走。
外来的“冲击–回应”和“他山之石”的借鉴只有助援的意义，本体的再生仍然需要自我更新，而“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所以，自我更新在很大意义上正是“复古更化”。当然，此处的“复古”并不是“泥古”、“固守”，而是“请复其本”，从而激发文明的初始活力，创造出自发自主的新事物。此处的“新事物”是新的，但它属于我们的自我更新。《诗经》中所谓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是中国的天命。
西方同样如此。面对西方文明的现代危机，海德格尔的思考一直受到荷尔德林的一句诗的引导：“你如何开端，就将如何保持”。最近，基辛格在新书《世界新秩序》中提及，西方文明引领的现代世界秩序和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他告诫说：“历史不会眷顾那些为寻找捷径而放弃自我身份的国家。”这句话对于今天的中国尤其有警醒意义。中国曾经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现实危机而不得不采取“杀鸡取卵”的方法，但是，今日的中国已经渡过了现实危机，我们应该开始思考长远的问题。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为这个时代的箴言。
在上述背景下，近现代教育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工商业的大规模发展对于普通劳动力的新增需求不断扩大。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目的都是培养君子，主要内容都是经典研读、德性养成和艺术熏陶（古典艺术包含科学）。古典教育一直是小众的（由于科举制的推动，中国可能是古代世界中教育普及程度最高的国家），因为大多数人并不需要接受多少教育即可胜任农牧业、手工业和传统商业的工作。但现代技术的发展却导致工商业需要大批受过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的职员，古典的德性教育逐渐走向衰落。即使在“研究型大学”中，古典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和“精神兴趣”也让位于现代企业和国家竞争所需的技术进步和产品研发。
教育的古今之变是全球性事件，它是“现代性”对古典教育的冲击，而不只是“西方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思考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既要认识到文明重建的深远意义，也要兼顾现代工商业社会对职业培训的需要，同时，还要认识到教育古今之变的大背景，不应堕入“国学情怀党”，也不要落入“民族主义”的误区。
目前的世界格局是跨国大企业和国家交错竞争的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中，每个国家都需要培养一批既具备全球视野又热爱本国历史文化的政商精英人才，也需要大量既有专业技能又能负责任地发挥专业技能的普通职员。政商精英的全球视野和普通职员的专业技能都是现代教育所能提供的；然而，精英的本国历史文化认同和职员的职业伦理仍有赖于传统德性教育的培养。
所以，传统的德性教育在现代社会看似已经衰落，实际上，它一直默默地支撑着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因如此，当现代文明面临危机的时候（目前中西文明都面临危机），在世界秩序濒临失衡的格局中，重读古典、复古更化、返古开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如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使命，也是现代人类面临的普遍任务。
上文从人类文明的古今之变和现代世界格局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文化教育对于现代社会的基础重要性。问题在于，既然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生活来说并不是障碍，且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不自觉的基础，那么，为什么在世界的现代化转型中，普遍发生了对古典文化的批判和否弃？面对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问自己是否真正懂得什么是古典文明和传统文化？对于古典文明和传统文化的深层源泉和变形能力，我们是否总能体认和辨识？
现代化转型之所以能发生，正在于古典文明已经为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准备好了伦理资源。因而，越是拥有更多的传统文化需要被破除的地方，越能建成更发达的现代文明；越是缺乏历史积淀的文化荒漠，越难实现技术进步和现代化转型。
所以，当我们疑虑传统文化教育在现代社会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的时候，有必要反思一下，我们头脑中的“传统文化”的观念和图景是从哪里来的？它们是不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为了“扫清现代化的障碍”而被刻意建构出来的矮化图景和抹黑形象？我们原先被灌输的“传统文化”图景只不过是短期历史需要的产物，从长远来看，我们完全没有触及真正的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或者不转型，传统文化一直在那里。
总的来说，现在所谓“文化复兴”的任务并不是去接续一个已经断绝百年的传统，而是去自觉地认识和发扬一个已经变得不自觉但从未缺席的文明传统。已经断绝和离弃的东西是不可能被找回来的，就像已经死亡和腐朽的身体不可能再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命从来就没有断绝过。所以，“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国学热”的经验教训
从2004年前后兴起“国学热”至今，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教育已经积累了十年的经验教训。两个主要事件可以作为被考察的样本：一是央视“百家讲坛”推动的“国学热”，其影响很大，但也争议不断；二是各地兴起的“少儿读经学校”，其发展迅猛（最近达到约3000所），但同样也是毁誉参半。
很多中小学教师、家长和基础教育工作者都是通过上述两个渠道接触到“国学”，从而逐渐认同传统文化，并开始通过通俗讲座和畅销书来学习“国学经典”的。其中，一部分家长决定让自己的孩子脱离体制内教育，把孩子送入“读经学校”；一些教师也在尝试各种形式的“国学教育”：或在体制外建立读经班，或在体制内教学中增加经典诵读的内容。他们形成了一个热心“国学教育”的群体，其对所谓“国学”的了解大多停留在电视讲座、通俗畅销书和“微信鸡汤党”的水平上，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却已经成为了“国学大师”。
最近以《南方周末》一篇题为“这更像是一个耗尽耐心的故事：十字路口的读经村”的报道为代表，十年“读经运动”和“国学热”的问题逐渐暴露了出来。然而，目前围绕读经运动的争论并不健康，其中夹杂有太多或左或右的意识形态偏见。譬如，有些批判读经运动的分析和报道并不客观，是带有色眼镜看问题，意在扼杀刚刚兴起的文化复兴萌芽。另外，捍卫读经运动的声音也不够理性，甚至带有宗教狂热的色彩，非常不利于传统文化教育的健康发展。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目前亟须带有同情理解态度的观察和分析，通过总结十年读经运动和民间国学热的得失，从而扬长避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引导民间国学教育走上正轨，乃至为体制内的国学教育带来有益的经验借鉴，实现体制内外传统文化教育的良性互动。
总体而言，民间的国学教育还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其对礼仪教育的重视。所谓“立于礼”：礼的本质含义是学会像人一样生活，建立人的生活方式。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日常家务、生活自理、扫洒应对和修身成人才是礼仪教育的主要内容。根据我的个人观察，传统私塾教出来的学生在这些方面还是有突出优势的。相比之下，体制内中小学的礼仪教育和修身教育要差得多，家长和学校一心只关注孩子的应试、升学，不关心孩子的感情能力、为人处事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其都与“礼教”的缺失有关系，这也是促使大多数家长决心让自己的孩子脱离体制教育，转向读经教育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方面，民间国学教育有很多值得体制内的中小学教育借鉴的地方。
当然，民间国学教育也有问题，譬如流于形式、作秀式的礼仪教育，过分抬高《弟子规》的意义（有的民间国学机构宣称“弟子规”比全部“四书五经”加起来还重要），或者用一种过分宗教化的形式来推广“孝道”（过分的感情渲染和超出常理的牺牲精神等）、对学生进行过于严厉的管教乃至体罚、恢复一些失去现实意义的繁文缛节等，这都是需要批评和改正的极端倾向。
读经教育最为人诟病的一点是不许讲解经义的经文背诵，与之相关的问题则是读经教育的师资素质良莠不齐。虽然读经运动的倡导者找了很多理由来论证背诵的重要性，但却无法论证“不许讲解”的合理性。“不许讲解”的真实原因并不是因为背诵的好处很多（这两者之间没有关系，或者说：只有讲解才能促进背诵），而是因为缺乏足够多、足够好的讲经师资。近代以来，对经典的错误、简单化的解释，乃至厚诬圣贤、矮化经典的所谓“经典研究”和“经典解释”确实太多、太嚣张了，以至于无论在学术成果中，还是在媒体报道和中小学课本中，都屡见不鲜。除此之外，读经运动的倡导者相信诵读的声音本身就有魔力，这一点是受到某些宗教的影响。
对现代学术和教育体制的失望、对圣贤经典的一知半解和对某些宗教信仰方式的借用，这三个因素共同推动了读经运动的形成。
然而，如此形成的读经运动，其结果却是令人担心的：第一，学生受害。我接触过一些在读经学校背过多年经典的孩子，一方面，他们张口即能背诵经典，令人惊赞；另一方面，他们能背诵却不能引用，因为其根本不知道经文的意思，令人遗憾。更令人遗憾的是，被强迫的大量死记硬背使一些学生对经典形成了恐惧心理和逆反心理，反而违背了读经的初衷；第二，“只许背诵不许讲解”导致国学教育乃至传统文化的总体声誉受损。倡导者推广读经的紧迫感、使命感是理应得到善意的理解，不过，“大跃进”、“土法炼钢”式的读经教学法却导致鱼龙混杂的局面。譬如“六字真言”读经法（“小朋友，跟我读”的六字真言）和高额学费让投机分子看到了商机。一夜之间，只要眼睛能认识汉字、喉咙能发出人声的，不管他们原先是杀猪的还是屠狗的，都成了“书院山长”、“国学大师”，教起了国学，摆起了道场。我见过一些读经学生的家长，他们抱怨自己被人骗过很多钱。长此以往，名誉受损的岂止是“读经运动”，而且是往圣先贤和经典本身。近两年来，全国各地的读经班陆续招不满学生，一些读经学校陆续倒闭，这既让人高兴，又让人担忧。高兴的是邪气见消，担忧的是青黄不接、正气不见长。
尽管“体制内教育”存在诸多的问题，但它毕竟是主要的教育园地，其中汇集了绝大部分的国家教育资源，无论民间国学教育发展到何等规模，它都难以达到“体制内教育”的体量。不过，越是这样，体制内的教育工作者越应该感到惭愧！在资源贫乏、甚至遭受打压的环境中，民间儒者和读经家庭尚能开展传统文化教育，而享受国家财政支持的正规教育机构却还不识大体、磨磨蹭蹭，落后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北师大发表讲话说：“我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然而，有多少体制内的学校和老师认识到了经典教育的重要性呢？有多少人行动起来了呢？现在的情况是社会的上层和下层都想推进传统文化教育，但却得不到中层执行者的理解和支持，所以传统教育工作始终推进得不快。
不过，古人诗云：“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朱子《观书有感》）。传统文化复兴既然是文明走向和现代世界格局的大势所趋，它就不会因为一代人的认识障碍和消极怠工而搁浅。有识之士到此应该猛醒，跟上时代的中流巨舰，痛彻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黑暗图景”，肃清以前所受的污蔑传统文化的毒化教育影响，同时又要警惕媒体国学讲座的庸俗化污染，还要注意鉴别民间读经教育的利弊，重新认识古代圣贤和经典文本，与学生一起学习经典，尚友古人、变化气质。
围绕经典的自我教育
基于前文的分析，中国社会下一步该如何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改革呢？首先应改变社会中层（媒体、教师、公知、公务员、白领职员、中小企业主等）的思想，因为他们是社会主流思想的提供者。
谁能改变他们的思想？只有他们自己。相对于社会上层改变战略的灵活度和下层改变口味的速度，中层是思想、情绪和价值观相对稳定保守的人群（虽然其政治观点往往更激进，但这种激进恰恰是他们价值观比较稳定的表现），同时，他们也是善于学习和自我调整的人群。左派痛恨中层，右派神化中层，二者都是不可取的。近百年来的新文化运动靠的正是中层持续不断的文化调整和思想宣传。解铃还须系铃人，抹黑中国传统文化、鼓吹现代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是他们，将来拨乱反正、还原传统文化真面目也得靠他们。
为什么中层会改变自己？因为现代社会在改变，旧的问题已得到解决，新的问题却仍在涌现。批判传统文化或许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曾经面临的现代化难题，那么，当这些难题早已解决，而新的问题已经出现的时候，很多社会中坚人士都已经认识到，重新发扬传统文化、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恰恰是应对新问题的新思路。中层都是具备反思能力的，给其以时间和耐心，他们一定会改变观念。等到其中一部分人的观点转变了，逐渐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内化为现代生活的自觉基础，中国的现代保守派就算成型了。只有到那个时候，左右两派的冲突才能得到平衡，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才算基本完成。
以上只是对大势的展望。具体到中小学教师和基础教育工作者，他们应该怎么做？倚靠媒体上的“国学大师”和社会国学教育的进修？前文已经分析过，民间国学教育的师资良莠不齐。倚靠学院学者和大学教育培训？前文也已经分析过，现代学院学术的起源和迄今为止的主流恰恰是批判传统文化、诋毁经典价值的形态。在目前的传统文化教育和文明复兴事业中，大学的专家学者跟中小学教师一样，主要是受教育对象，而不是可信的传统文化教育提供者。
因此，能依靠的只有古人、经典和我们自己。古人往矣，自不可见，而经典俱在，尤其是与经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代注疏都还在。还有，我们这些有志于“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读书人也还在。其实，什么是书院？就要有圣贤经典，有老师同学，大家一起读书，这就是书院。这也是我十年来运营道里书院的真切体会。房子和资金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人和文。如果各地学者、教师、学生、公务员、职员都建起自己圈子的读书会，无论在现场，还是通过网络，只要是一字一句地读古人的经典和注疏（有注疏的帮助和读书会的讨论，经典并不难），譬如《五经正义》、《四书集注》之类，书院就相当于在各地恢复了。相对于读书会而言，这些年在各地兴建的仿古书院建筑只不过是徒有其表的旅游景点、土豪会所或江湖大师的高级地摊而已。等到各地读书会在经典的自我教育中培养出一批儒士和经生，以及有传统素养的教师、记者、官员、商人和职员，体制内外的传统文化教育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
（本文系作者根据于2014年9月12日在云南腾冲一中的演讲稿修改而成。）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