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象
［文章导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自2016年1月1日起实行，《决定》中明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宣誓意味着取信于人，冯象在本篇文章中指出，不应将宪法宣誓看做公民个人的宪法承诺，而是应将此一行为看作党的干部代表立宪的执政党对于人民的承诺，所彰显的是社会主义宪法的精神。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关于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中所规定的国家公职人员就职誓词
问：冯老师，2016年1月1日起，有项新举措，国家工作人员就职要实行宪法宣誓。您怎么看？
答：就职宣誓，在法院检察院，还有律师那边，搞了好几年了。有趣的是，司法部制定的律师誓词（2012年版）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句，是法官和检察官的誓词所没有的。据说曾招致公开的质疑，因为现在的律师多是自由职业，信奉“法律至上”，宣誓“拥护”就有点难为他了。
国家机关干部就职，手拿或者面朝《宪法》宣誓，这个仪式，据报道，各地一直有“微观实践”。但上升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却是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的。据此，2015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2016年元旦统一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决定》对四中全会的表述有两点变更。一是将宣誓人的范围，从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扩大到人民政府和法院检察院（“一府两院”）系统任命的所有干部。二是规定了宣誓方式：放弃原先的“向宪法宣誓”，改为宣誓人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诵读誓词。宣誓场所，则要求悬挂国旗或国徽。悬挂的方位，想必不会是厅堂的后墙或两侧；这意味着，宣誓人要面向国旗或国徽。誓词的修订，同之前公布的草案相比，也颇具深意：如变“拥护”为“忠于”宪法，把“自觉接受监督”明确为《宪法》规定的“接受人民监督”（第27条）。最重要的，是将末句奋斗目标的定语确定为《宪法》序言关于“国家的根本任务”的文字，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两样，人民监督，或主权者（“国家的主人”）出场，和重申社会主义道路的普世性，我以为是这誓词的主旨。
问：宪法宣誓的想法，应该来自接轨“国际”的冲动吧。新闻说，全世界193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当中，177个有这一制度。然而，移植了宣誓就一定能“树立宪法权威”，增强“宪法观念，激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法”吗？一些媒体和学者评论指出，中国的体制不同，缺乏一种普遍的或官方的宗教信仰来支持宣誓。
答：哦，那是误会。宣誓要仰赖宗教之力，大约是电视上看到美国总统就职仪式，产生的联想：总统手按《圣经》，口称“愿神助我”（So help me God）。但现代西方式民主国家都是政教分离的，即使有国教，也不许干预政治。这在美国，便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的原则。宣誓人拿一本外婆用过的《圣经》，祈愿“神助”，是传统仪式，表明其承诺至诚而可信，并非就职的法定要件。倘若当选总统信的是摩门教、藏传佛教或伊斯兰教，抑或竟是个不信神的“自由派”，家里不备圣书，自然也是可以宣誓就职的。这世俗化的宪制，原是国父们的设计。须知那一代英豪都是启蒙运动的斗士，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在欧洲历史上的祸害，保持着十二分的警惕。“灯塔远比教堂有用”，是富兰克林的口头禅。老亚当斯则颠倒了大哲莱布尼茨的名言：假如没有宗教，这世界才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那个”。杰斐逊更是毫不留情，把基督教归于有史以来“照临人类的第一堕落的制度”。宗教在他们看来，就像麦迪逊谴责的：或多或少，到处一样，教士傲慢而懒惰，俗众无知又奴性；双方都沉溺于迷信、偏见和迫害［1］（引自道金斯，页43）。
其实在西方，追溯传统，宣誓的成立与效力，也不靠神的威能，或违反誓言可能遭致的神的惩罚。所以西塞罗认为，宣誓的要点不在畏惧神明，而是立信、取信于人。起誓，他说，乃是诉诸虔敬之心的一种确认（affirmatio religiosa）；面对神明、呼其名号、指其见证而保证实践，只是诺言的形式。故而“众神之怒”尚在其次，“没有也罢”；关键在于宣誓人的承诺，能否对正义并对自己的诚信负责（ad iustitiam et ad fidem pertinet，西塞罗《论义务》3：29：10）。
中国古代，圣贤也有类似的论述。古人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一个“如”字，恰好承认，神灵是否到场、有无威能，全看人的内心虔诚与否。夫子曰：吾不与（参加/赞同）祭如不祭。要是心里不赞同、不敬神，只是走走过场，形式主义，就不如不祭了。再如，所谓“至诚如神”、“可以前知”（《礼记·中庸》），也是看轻仪式，而强调沟通天意，凭借人的精神或信念——不必入哪一门宗教。
常人的想象，古人敬神，所以发誓要神见证。但古人也是人，也有不老实、不惧“怪力乱神”，甚至拿神圣当幌子敛财作恶的。智者不可不察。否则柏拉图不会建议，庭审取消宣誓。因为他说，较真起来，只怕城邦里头一半公民都犯有发假誓作伪证的罪呢（柏拉图《法律篇》12.948e）。
问：嗯，法不责众？
答：对，哪怕《圣经》里的上帝，万不得已，他也不愿意责众。我们在“法律与宗教”课上讨论过，记得吗？洪水平息，耶和华后悔了，一味屠戮不是个办法呀。于是同挪亚父子及方舟里下来的鸟兽蛇虫立约，将战弓挂上云端化作彩虹，封存了全能者的毁亡苍生之权。还说：我再不诅咒土地了，绝不为人的缘故；即使他从小就心生邪念，我也决不让生灵湮灭，像这次一样（《创世记》8：21，9：8以下）。
问：全能者有所不为。那么宪法呢？宣誓忠于宪法，是否意味着违宪必究？可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宪法“没长牙齿”，这一国情，会妨碍宣誓的效力吗？
答：“没长牙齿”，是西方媒体调侃“中国特色”的比喻。人民法院规定，《宪法》条款包括其中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不可做司法裁判的直接依据——间接地，可以引部门法的“实施条款”主张权利保护而进入司法——当然，也就无所谓通过诉讼提起违宪审查一事。不过这算不上“中国特色”，应该说，是社会主义各国宪法的标准设计。西方学界站在现实主义立场，一般把社会主义宪法视为“纲领式的宣示”。毛主席的定义，则是革命成功、夺取政权之后，对既定事实和路线方针的承认。“五四宪法”是他领导制定的，他说立宪主要是两件事。一是总结历史经验，“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二是原则性同灵活性结合，贯彻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原则。用一个“总章程”或“根本大法”的形式，把这一对原则固定下来，为全国人民指一条“清楚的轨道”、“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选集》卷五，页126以下）。
所以你看，“牙齿”的有无，搞不搞违宪审查，这是主义而非“特色”或国情之别。由此出发理解宪法宣誓，就会发现，那誓言的功效，只在确认《宪法》承诺的“正确的道路”，并不指向具体的各项公民权利。因为后者是“自动附着”的，用不着当事人同意，也无须起誓了生效，一如相应的公民义务。宣誓人就职后，被检举查实违背了誓言，严格讲，不是一个违宪问题。纪委和公诉机关只能按照党纪国法的相关规定，追究他违法乱纪的责任。
问：说到宪法的“主义”，您《政法笔记》里有一段话： “遵照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社会主义宪法无意成为国家权力的真实或常态的规则与信条。相反，它是新宪政从立宪的政权那里领受的成文法上的认可和祝贺”（页19）。如果事实上，宪法不仅“没牙齿”，它甚至不是“规则与信条之母”，那为什么还要宪法宣誓呢？
答：这个问题好。我们的教材抄域外法学的居多，习惯了把宪法说成是公民权利的清单，标配一套“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规范。但三权制衡、司法独立、违宪审查、正当程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类“形式法治”的宪政原则，其历史渊源和日常运作，跟中国宪法上共产党的领导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于是我们必须追问，党和宪政究竟是什么关系？以宣誓观之，宪法能否承载党的政治伦理？
问：太有意思了！这要看我们怎样界定宪法宣誓，对吗？
宣誓若是解作公民个人的宪法承诺，的确，那仪式是虚的。因为宪法非“规则与信条之母”，宣誓无直接后果，不会给宣誓人增添法律责任。但如果站在倾听方与监督者，即人民的角度，把宣誓人还原为党的干部、先锋队的一员，他的誓言就有了明确的义务担当和具体后果：他是代表立宪的执政党作承诺，彰显的是社会主义宪法的精神。宣誓人任何背离这精神的言行，哪怕未触犯法律，也是党的损失，即失信于民。换言之，宣誓人可以回避个人的法律责任，却让党重申了宪法义务，对人民负责。这意味着，党必须时时澄清宪法精神，发动群众跟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作斗争，以证明一元化领导的合法性。因为，每一个不称职乃至腐败的官员不受惩处，都会在人民心中玷污党的形象。而社会主义宪法的要义，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党（立宪者）对人民（主权者）的政治承诺。
问：这个承诺，就是誓词说的“忠于宪法”的内容？
答：你想，宣誓人面对国旗或国徽，手按《宪法》，誓言“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并“接受人民监督”，是不是加入那政治承诺？别忘了，中国老百姓对党的领导，是有着强烈的期望和责任要求的。提炼为宪法语言，着眼于党群关系，便是当年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写进《宪法》序言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里面，马列同专政是保证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条件。而党的领导的全部合法性，得自人民的历史选择，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推翻三座大山”全国解放。这一选择在革命胜利以后，在今天，惟有一条理由：社会主义。别的道路，再靓丽的规划，GDP数目字、小康社会之类，包括法治本身，都做不成合法性理由。宪法宣誓的承诺，说到底，就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确认。
问：如果是这样，冯老师，我们对中国宪法的认识就整个儿变了。
是呀，这在学术上既是极大的挑战，也是深刻的批判。中国宪法的引人入胜处在此。因为，若无批判，依从寄生于统编教材、核心期刊的西方宪法学教义，宣誓就只能是走走过场，伦理失落后的人格分裂。
问：刚才您提到“党的干部”，但宣誓人也有党外人士，是不是？
答：当然。但“一府两院”系统任职和各级人大选举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党员。党员都作过入党宣誓，负有不可背弃（“永不叛党”）的先锋队义务（《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第六条）。相比之下，宪法宣誓承诺的，假使“去政治化”的理解，仅为任职期间的守法义务（“恪尽职守、廉洁奉公”）。至于职务纪律，如果感觉受拘束、担风险，辞职即可摆脱。入党誓词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那崇高的理想与牺牲精神，也是宪法誓词笼统的、仿佛重复一遍公民义务的文字（“忠于宪法，维护宪法权威”）所不可比拟的。那么，少数党外人士除外，这些干部既已承诺了“解放全人类”的终身义务，每次就职，再办理一趟似乎并无法律后果的宪法宣誓，有何必要呢？
我想，答案只能是，宣誓无关宣誓人的法律责任；他是作为执政党的一员立誓，实践党的承诺。按理说，党员必须是革命者是“革命信念的化身”，“革命的肉身形态”。故而传统上，党员干部就职，跟任何平凡岗位上的革命工作是一样的，不用举拳头发誓。如今宪法宣誓颁为制度，若是允许干部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公民，一个“经济理性人”，以“履行法定职责”为借口，降低甚而取消政治伦理，像这些年来许多腐败官员的所作所为，那宣誓仪式就成了“跟党算账”、“等价交换”（丁玲语）的机会主义，不折不扣的投机革命、背叛誓言。
问：明白了，宣誓制度的意义，不应脱离宣誓人的党员身份来理解。不过这涉及党、法关系，在学理上，向来是很难处理的问题吧。
答：其实不难，丢开主流教条就成。誓词说了，“接受人民监督”，如同党的一切工作。既然占据主流的教义法学讨厌这个，就应当让道，不得遮蔽中国宪法的要义和基本原则。诚然，宪法挣脱教义、重新解释，需要强劲的学术争鸣。但无论取何视角，绕不开一个根本的问题：社会主义道路。不搞社会主义，党的一元化领导，包括对整个“政法战线”的领导，是经不起质疑、攻击而岌岌可危的。因此，宣誓顺应的是《宪法》序言的表达——即“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才是面对国旗国徽，党的干部能够誓言“努力奋斗”的建设目标。
如此，宪法宣誓所重申的党的承诺，直接否定了充斥我们课本的教条。基于这一承诺，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这宣誓只需认真对待，必定是对官僚化的形式法治的超越。所谓“人民的监督”，实指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民主（《宪法》第27条），而非西方贬抑民主的精英式“程序正义”，或违宪审查。它向宪法发出了邀请，要“根本大法”接纳先锋队的伦理。而且，正因为听取誓言的是主权者，宣誓人的承诺才变得可以追究责任，系于党员的终身义务，不得以任期和法律漏洞推脱，也无关宪法学说的沉默或自相矛盾。简言之，这人民监督所依据的理论与实践，不是自由主义学人同媒体宣扬的西方宪法学教义，而是那教义的死敌——20世纪中国革命的果实。
问：那么，宪法宣誓作为仪式，应该给人一种庄严神圣的感受，才算有成效吧？
答：前面说了，宣誓的效力，非关神明制裁，要靠宣誓人内心的信念。正是在这一点上，党员干部跟西方官员的就职宣誓分道扬镳了。道理很简单，后者的“神圣”感，可以源自宣誓人的个人信仰，包括宗教信仰；而前者所见证，即请求人民见证的，乃是政治伦理与信仰觉悟的合一，直指马列主义党“解放全人类”的理想。那理想对于真诚的革命者来说，是绝对真实的，因为，它极像人子为之牺牲的天国，绝对不可能在宣誓人的有生之年实现。也就是说，宪法宣誓的实际功效，“神圣”之程度，完全取决于宣誓人的政治觉悟。
问：如此高标准要求，对于相当一部分官员，是否不太现实？
答：这么说吧，宣誓，本质上是一诚信担保，所言所诺真实可靠，目的是取信于人。所以切不可滥用，应了犹太哲人亚历山大城的菲罗的批评：现在的人动辄信誓旦旦，恰说明信誉不佳，缺少信用［2］（apistoumenoi，阿甘本，页4）。宪法宣誓若是成了例行公事，念念誓词，反倒失信于民了；不如“什么誓也别立”，遵从耶稣的教导（《马太福音》5：34）。
问：禁止妄呼圣名，这条诫命，您在课上讲过。联系即将实施的宪法宣誓制度，您总结一下？
答：《圣经》的传统，拉比解经，上帝与异教神一个最大的不同，是“言出即成”（ho theos legon ama epoiei），启齿即立誓（hoi logoi tou theou eisin horkoi）。盖因圣言乃创世之言，所指所成，名实绝对相符，不可能有例外。那么，至高者凭什么起誓呢？只能指自己的名了；圣名便是那无所不在的耶和华之言的见证（《创世记》22：16；《出埃及记》32：13）。
先锋队政党，因其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也有类似的“禁忌”：她只能指自己的名字“共产主义”立誓，承诺所当承诺的，而无法借助任何较低的妥协“务实”的名目，包括西方式宪政或法治。只因为，那些都是这个世界上已经实现了的，无须“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担当。或者，假若信仰的逻辑一如菲罗的箴言：上帝非因誓言而可信；相反，誓言乃是因上帝的确认而立。我们也可以说，并非誓言使人变得可信，而是人使誓言成为可信（阿甘本，页22，引埃斯库罗斯，片断369）。
共产党有没有“上帝”呢？有的，那“上帝”就是共和国的一切权力的主人，宪法宣誓的聆听者，中国人民（《宪法》第2条）。宪法宣誓，可信与否，功效有无，是要人民说了才算数的。所以，归根结蒂还是那句老话，点明了党的承诺：为人民服务。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冯象：《政法笔记》（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涂四益：《我国宪法之“公共财产”的前生今世》，《清华法学》2015年第5期。
3.王为衡：《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的演变及其解读》，《中直党建》2015年第7期。
4.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传记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注释：
1．Richard Dawkins, The God Delusion,Houghton Mifflin Co.,2006,p43
2．Giorgio Agamben, The Sacrament of Language: An Archaeology of the Oath,Adam Kotsk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