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国际史学界在“西部大开发”和新清史的影响下，越来越重视对中国西北地区的研究。新清史有两大特征：第一，强调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清帝国的继承；第二，批判民族主义目的论，质疑民族与民族主义是政治演化的必然结果。由此，一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之谜”出现在研究者面前：为什么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因为满清倒台而四散，中央统治的有效性反而在1949年之后得到了显著加强？同为多民族国家的奥斯曼土耳其、哈布斯堡王朝以及罗曼诺夫王朝，都在民族国家转型中土崩瓦解，中国为什么能保持相对较强的统合能力？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就上述问题，在2014年召开“转向中国西部”主题年会，会议论文公开发表在《二十世纪中国》（Twentieth-Century China）10月刊。著名学者彭慕兰在导论中指出，论文的作者们将关注点集中在政府官员、理论家和技术专家对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问题的态度转变，这实际上反映出20世纪中国从“边疆”到“西部”的观念变化。

如《构造“西部”：20世纪早期的康巴观》一文指出，19世纪末，四川官绅阶层不再将西藏高原单纯视为保卫帝国的屏障。康巴地区在18世纪前期正式被划归四川管辖，但这种管理基本处于“放任”状态，政治运作明显独立于中央当局，清政府对这一地区也无特殊兴趣。然而这一情况在20世纪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曾经贫瘠的边疆被重新想象成一个资源丰富、具备工业潜力、能够吸纳移民的地区。文章进而分析了“领土”和“主权”观念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也展示了这一变化所打开的新视野，将康巴视为迅速成长的中国民族国家的内在组成部分。而这一观念也成为影响整个20世纪中国政治的重要因素。

中国边地观的转变还有着更为宽广的时代背景。《西北问题：中国民族主义沙漠中的资本主义》一文指出，1930年代“大萧条”初期，中国右翼知识群体呼吁国人在关注沿海城市衰落的同时，重新发现僻处祖国西北的故土。戴季陶作为国民党重要理论家，接续了孙中山关于边地发展的思想，为领土危机、资本主义和国民精神寻找新的出路，提出汲取西北地区的物质和文化资源进行国家复兴这一重要的构想，而戴季陶的一系列观念与当时全世界范围内法西斯思想潮流之间，也存在共通之处。

同样也是自1930年代开始，苏联科学家、经济学家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活动愈见频繁，苏联政府甚至在新疆直接铺建基础设施。为了获取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个群体为新疆绘制了一幅国家投资与发展的蓝图，这让中国政府在当时与后来的经济发展计划中，习惯于依赖苏联的报告、技术和基础设施。《非正式帝国的空间遗产》一文聚焦于石油的开采、加工和运输，揭示出苏联在非正式帝国的意义上对中国西部的长期影响。

1960年代末，中共开始防备美苏入侵，在西部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工业化运动。《毛时代后期中国的三线铁路与工业现代性》一文重点介绍了三线铁路建设。它表明，虽然三线铁路在建设之初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它们将大部分西部地区整合到了全国范围的工业网络当中，加快了、规范了区域运输。为了建设铁路，政府以大规模的劳动力投入来弥补工业资本的短缺问题，同时发起思想运动，表彰工人阶级为工业和国防做出的巨大贡献。时至今日，这种国家安全和工业发展的集体叙事依旧是共和国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李诚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