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位参与NBC脱口秀节目的嘉宾对金融危机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如下看法：大型银行和公司已经迎来了“显著的恢复”；相反，美国经济体的其他部分，如小企业和广大的劳动力却遭受重创，并仍将苦苦挣扎。在他看来，美国压根就不是统一的经济体，而是“根本上说是两种各不相干的类型”，并且愈加分化和歧异。
这种断言并非什么惊人洞见。早在2004年和2008年爱德华兹竞选总统时，“两个美国”就是他的中心议题。资本主义的布道者格林斯潘也承认这一点。更有研究者指出：在政治经济学中，没有什么“美国消费者”或者“英国消费者”，只有人数较少但收入丰厚的富人，和人数众多却只能分得一小块蛋糕的“非富人”。
这个时代的富人与昨天不同。以光速般发展的全球互动经济导致一个新的超级精英阶层的崛起，他们努力工作，受过高等教育，身为精英集团之一员，认为自己有权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获胜者。他们构成了一个具有同质性的跨国社群，而自己的大部分同胞格格不入。
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世界是平的”，这在很多方面固然不错，但同时在其他方面，世界也更加锐化。这一方面是由于全球市场和相关技术造就一个国际商业超级巨星阶层，例如facebook的创始人Zuckerberg。与此同时，尽管大部分工人勤勤恳恳、技术熟练，却被造就这种新贵阶层的力量所抛弃。
然而，今天的新贵阶层依然呈现新的面貌，他们并非生而富贵，更像比尔·盖茨，而不是公侯伯爵。即便那些对贫富差距忧心忡忡的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认，相当部分的人是工作致富的。1916年最富有的1%美国人的收入中，只有20%来自付酬工作，而今天这个比例是60%。
要区别新旧两代富人，我们只要看看高端社交议程中的事件就可以了。名媛舞会或者打猎也许仍然不算太过时，但是21世纪的新贵所关注的，却是全球范围内的会议行程。瑞士达沃斯年会成为精英集体亮相的舞台，亚洲的博鳌论坛也显示了中国经济的日益重要性，以及它对于财富精英文化的理解。此外还有各类更具专业性的聚会，如“克林顿全球倡议”或“阿斯本创意节”等等。
精英和民众之间的鸿沟的确是存在的。对于超级精英而言，富贵的成就感使得他们自视甚高，从而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俄罗斯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就是一例，直到身陷囹圄，他才承认自己纯粹把生意当成了一场游戏，而忽视了社会责任。 但是，并非所有的财富精英都如此行事，无论在经济上还是道义上，苹果公司的乔布斯都和攫取资源的俄罗斯寡头毫无可比之处。
在过去十年间，许多创造大量财富的技术革新，都使国家和世界极大地受益。这就是为什么在银行家遭到普遍憎恶的时候，乔布斯、盖茨和巴菲特仍然成为时代英雄。
历史的教训是，从长期来看超级精英有两条路可以延续下去，压制异议或者分享财富，二者之间孰优孰劣是显而易见的，但愿精英还没有故步自封到闭目塞听的程度。
《大西洋月刊》2011年1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