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锋
［文章导读］作者认为，近年来中国公共领域呈现微博化的趋势。意识形态争论激烈、直接，乃至短兵相接。“扣帽子”、“贴标签”的粗鄙化现象十分普遍。在这种“激情狂欢”之下，反映出社会戾气的增强。儒家的中道伦理和君子德风，是出路所在。
1990年代末曾经有一部电影，名叫《有话好好说》。影片描述了一起因为爱情、斗殴引发的市民纠纷。其中中年知识分子张秋生挣扎于年轻书贩赵小帅与夜总会老板之间，试图不走黑道白道，用好好说话的协商方式处理矛盾、消解冲突。影片为我们呈现了一出喜剧浮世绘，在略带黑色幽默的基调中展示出调解的艰难。知识分子最终在被煽弄起来的怒火中爆发，以一种富含吊诡意味的悖法方式制止了冲突的惨烈升级（“市民要剁下富商的右手”）。
现在回想起来，这部都市喜剧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象征，寓托了一曲告别的挽歌，预示了一个幽灵的降临。
影片依托的小说《晚报新闻》发表于1994年，可以说和电影一起表达了1990年代的社会精神风貌，下海、浮躁、新一轮更大规模的世俗化浪潮。如果我们还记得于小说发表同年发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那么影片可以说蕴涵着对于时潮下人文理想的某种敬挽，虽然带着调侃，虽然曲折婉转。其中一个桥段，张秋生与赵小帅讨论“才”和“德”的问题，后者坦率地把女子之德解释为胸脯、脸蛋和身材，而张则颇费苦心地引用孟子的话，指出“动容周旋中礼者”才是德。张的调解，刚开始主要围绕自己被损坏的电脑，追寻赔偿，后来则有感于赵的率真仗义，竭力避免后者继续伤人犯罪。知识分子在这里是一个说理讲礼的倡导者，是努力运用民间礼俗解决问题的协调人。在1990年代开启的社会分化和冲突浪潮中，人们依然可以在这个角色上看到一些温暖，一些光亮。
公共领域微博化：意识形态激情的狂欢
刚刚过去的新世纪十多年，似乎显示出这种温暖和光亮是如此微弱，竟成挽歌。在利益和价值的持续分化下，社会的冲突与戾气趋向增强。“有话好好说”的张秋生们也许还在努力，但人们更多看到了另外一番喧嚣场景：有暴粗口的“三妈”教授，有公园约架群殴的混战分子，还有掌掴老人的反“汉奸”学者，丢鞋者、闹场者每每活跃于公众视线。人们越来越无法“有话好好说”。
在这些现实世界的肢体和口水战后面，则是日常生活中喧嚣于网络、媒体等虚拟世界中的混战。比如最近几年迅猛生长的微博世界，抱团取暖，拉黑站队，讥嘲谩骂，谣哄风行，好不热闹。这种迅捷化、集散式、娱乐化的日常交流平台，究竟对于中国公共舆论和思想知识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现在还不好遽断。然而，一个目前可见的效果是，它似乎并没有缓和1990年代末豁显开来的思想界分化，也未能阻遏不同立场阵营之间的隔阂与猜疑，反倒有加深冷漠和敌意的趋向，并在裹挟民众和精英的狂欢中，不断将公共伦理推越底线、推向沉沦。
如果说公共领域本来包括了多种性质的形态与层次，在严肃深入的前沿思考与时尚风生的舆论、宣传和信息传播之间，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本应有良性的区隔与传递，而微博恰恰使这一切都显得混淆、趋劣，为社会提供海量信息之外，也使人们的思考日益碎片化了。似乎可以说，中国的公共领域正在经历一个青春生猛的微博化过程，微博几乎成为勾勒国人公共心智的绝佳象征。
相对于我们这个转型时代面临的巨大挑战，思想界和公共界的分化本是题中之义。可悲的是，分化并未走向深化、丰富和更广大意义上的综合超越，而是缠绕于冷漠、杯葛与陷构不已。今日不同立场的文化知识精英，似乎已经很难真正坦诚相对，坐下来共商国是。社会间持续恶化的民情民风也与此相互推动，摩荡戾气。这对于转型中国来说，绝非福音幸事。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然有多重，其中关乎人心者，似乎不可轻视意识形态激情这个难以驱散的幽灵。
对于意识形态，现代人并不陌生，现代的文化和政治精英更是呼吸氤氲于其间，不可或缺。作为对英文Ideology的汉译，海外还曾有一个更为形象的音译法：“意底牢结”。顾名思义，它不仅仅指一种思想和观念意识的正式形态，更能形成一种笼罩人心的套套，或者说囚笼。它们意在对世界和人生提供一种系统全面的解释，强调用这套自洽封闭的解释作为实践的直接指导与规范。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体系论述在理论和实践中强烈肯定自身的正确有效，天然地对异质对手表现出排斥和好斗的性格，竞相垄断自己在观念市场中的独霸地位。
人类的文明历史见证了诸多思想和观念形态，在古典时代，各种宗教和信仰传统为人们提供精神和文化慰藉，而在现代世界，意识形态则很大程度上作为宗教与传统的世俗替代品喧嚣于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在现代意识形态的根底，实际蕴含了人类作为属灵动物对于一种终极大道的深刻渴望，以承载世俗的理想生命和群体秩序。这种渴望和追求，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精神命脉。
一元性、系统性、排斥性可以说是意识形态思维的天然性情。而在当代中国，这种性向更是演变为蔓延扩散的意识形态激情，郁积磅礴于舆论界、思想界等公共领域。环顾四周，这种意识形态激情展现出如下特征：
首先，由一元化抬升为教条化，试图依据几条舶来的原则理论提供对于眼下国情的有效解释，遇到现实挫折乃归咎于实践不力而非理论失效，诸如各种左的右的思潮都拥有大批教条主义粉丝。
其次，由于教条化而导致其理论的激进化，依据基本原则提出的实践方案多包含了对于现实秩序的剧烈变革，无论是“茉莉花革命”还是“回到文革”，抑或基督教自由主义的“恩典”想象。
第三，由于立场的激进化而产生两极化。比如，一遇到消极现象就发作的反体制、反秩序情结，以及试图反拨这种激情而陷于保守执滞的取向，双方一激一反，形趋对峙。
第四，与此两极化紧密关联的污名化和粗鄙化。把思想、意见方面的分歧随意上升为对不同意见者人格和道德的攻击，扣帽子、贴标签，诋毁诬蔑，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微博上常见的“公知”、“五毛”、“带路党”、“汉奸”、“西奴”，以及更为等而下之的谩骂侮辱。
与此同时，还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某种庸俗化。比如常见的体制决定论，将目前的问题动辄归咎于体制不行，制度不好，简单地幻想透过譬如民主制、私有制抑或回归公有制来解决广泛的社会政治难题。“知道分子”、“姿态分子”这类称呼似乎就是意在兹也。
上述教条化、激进化、两极化、污名化与庸俗化的综合发作，造就了笔者所谓的“意识形态激情”。这种幽灵游荡，塑就了一种特殊的公共心智，也造就了诸多的意识形态分子（ideologue）。思想事业的严肃、深刻和精微、周全，思想生活的独立、自主与开放沟通，对于这种心智和人格来说，久不闻也。表态、写意、宣泄、快餐速成、短兵相接、党同伐异，成为意识形态分子的时尚技艺。
在公共领域建设本就蹒跚的当代中国，这种激情笼罩的氛围无疑使得人们的沟通交流更为困难，对于围绕时代命题的前沿思考也产生了间接的消极影响。另外，它还会加重意识形态领域的乡愿化和犬儒化，使得意识形态的更新难以获取新鲜持久的思想活水，既使公众思考难以获得一个从容平正的空间，也使部分精英人物流放、迷失自身的思想和道德真诚。近来莫言获奖引发的争论，似乎就透露出这种影响，而“元芳，你怎么看？”的微博流行体则是群众聊以自慰的插科打诨。
意识形态激情的盛行，可以说一方面是当前中国转型失序失范状况的部分表征，另一方面也是这种状态的重要精神病源。应对层出不穷、持续严重的各类国内国际问题，中国的公众、精英群体和民间社会，是否能够形成比较成熟的文化和政治心智，能够发展出规范和协调各类问题的有效规则与机制，部分也取决于是否能够超越意识形态激情的支配。
走出洞窟：中道伦理与宪制共识
要想超越和克服此种病症，我们需要大体明了它的病理构成。在笔者看来，大概有三个方面的缘由导致了它的出现。
首当其冲的，应当是既有体制下革命主义传统的残存影响。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高涨的世纪。各种西来、土长的意识形态大行其道。而目前国人心智最为熟悉的，莫过于60多年来中国的革命主义意识形态。无可否认，这种意识形态在非常时期发挥了强大的动员和凝聚功能，也寄托了相当多国人对于理想事业的道德智识热忱。然而，其本身在诸多意识形态中特别展现出强烈的一元控制和垄断性格。对于国人的身心公私生活，革命主义或曰革命宗教实施了无远弗届、无深弗至的渗透和操控，致使人们对于真正自由独立的思考可谓疏离日远，对于良性健康的竞争交流也是久违陌生。改革时期，在这方面的调适，又远远不能及时反映时代的需求，旧有的革命意识形态没有认真更化，所进行的一些增补如科学发展观等多侧重于大政战略层面，对于基本的人心常道缺乏明晰周全的说明和规范。这是意识形态激情兴起的一个当代历史背景。
在这种既往意识形态支配犹未更替的前提下，当代中国日益复杂的现实状况亟需有效的意识形态变革，也亟须一个日益开放包容的言论和思想环境。而这一方面的迟钝和滞后，成为意识形态激情得以肆虐的第二个因素。
人们的生活中开始充满各种利益和价值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这是20年来一个十分凸显的情势。然而，如何理解和安顿这种蓬勃强劲的态势，既有意识形态下教育成长起来的国民并未形成一个比较胜任的心智素养习惯，同时，言论、思想和社会自由尚未得到充分保障的现实环境，也不足以培育起多元社会所需要的心智精神。在这时刻，原有的一元主义思维往往改头换面，易妆重袭，或者渗透、支配新思想的表达方式。社会的困闷，也在加剧这种顽疾的复发。
2012年9月发生的反日示威游行中，出现了一批暴力伤人砸车的狂热分子。掌掴老人的左派学者作证了革命主义原教旨的偏执，且不多论。还有一些年轻打工者值得关注。比如将西安日系车主砸至重伤的蔡洋，在其日常艰辛的打工世界中，缺乏精神生活的安顿和润泽，自小从各种渠道里获取的反日型爱国主义成为唯一能够激发其热情的种子。再如深圳的一名保安，日常生活中踏实温和，还常参加义工活动。然而，在游行氛围的激情煽动下，不自觉地转化成勒庞意义上的群众人，参与到打砸活动中去。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本无可厚非，然而，在目前承载历史负资产、同时又缺乏良性调节和矫正机制的情况下，由此纵滥至一种暴戾的破坏性激情，亲痛仇快，足以败事。
第三方面，意识形态激情的形成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历史缘由，往往不为世人关注。这就是，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世界，无论是既有之革命主义，还是当下之众论纷纭，都是在一个文明传统遭受严重摧残的废墟上建构起来的。废墟上的魔舞，尤显野蛮与乖戾。
这一点，与中国进入现代转型的特殊轨迹关联紧密。如思想史家张灏先生指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时期主要发生在晚清中日战争之后，一直到1920年代中期。这个转型时期见证了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初步形成（现代报刊、学校和社团等），也见证了现代中国公共意识领域的成长。这个转型过程的产物，扼要来说，是各种意识形态的纷纷登场，同时，伴随着对于文明传统日益强化的驱逐和颠覆。这是一个过程同时行进的两面。不幸的是，在那个关键时期，中国追求现代化所拥抱的意识形态大多出于一种急迫、功利和操切的愿力，那些从容、长远和渐进的洞见很容易被边缘化，或被视为落伍于时代。
传统本是文明共同体经历千百年形成的巨大经验集合，现代转型成功的国家一定要妥善处理传统与新生意识形态的关系。而中国的现代转型之路最终导向的却是一种试图割裂传统的意识形态模式。意识形态本就是对于复杂现实和历史经验的抽象性、技术性化约，而主导中国现代转型的主流意识形态又属于理性主义高调张扬的类型。它们轻忽或贬损绵延千年的文明传统，张扬现代世俗个体或小集团的理性意志，并竞相以各自的理性构设提出对于传统的剥离方案和“白纸”上面的乌托邦理想。这种理性主义的自负张扬，恰恰是当下意识形态激情的根源，它可以解释后者相对于文明礼俗民情在知性上的疏离浅薄、德性上的偏狭狂躁与规则事制上的困窘乏力。
比如现代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套对于传统的历史叙事（“封建专制落后”），就深受现代激进意识形态的塑造，完全抹煞了传统本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也使我们飘荡在一个非常浅薄的时间平面上，以至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历史和政治理性。现代人，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缺乏对此的深刻反思，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叙事视作传世定论。而对于其他竞争性、反思性的历史叙事，则抱有深深的怀疑顾虑，视为古为今用的把戏，可谓小智大害。从认知的怀疑论上升到文化的激进主义，再演变成政治的激进主义。
要超越意识形态激情的魅惑，并不意味彻底去除意识形态。在现代世界，这并不现实。可行的道路，在于节制由此纵滥的激情，重建与时代风貌相协调的意识形态。当下政府需要主导型意识形态的更张，也需要提供多元意识形态与理论话语成长的良性制度环境。然而，只是如此还不算完善。真正有效地节制意识形态激情，还需要政府与社会面向传统的复归及开新。无论是主导型意识形态，还是民间多元思想，应当对于自身的文明主体性抱有清醒的自觉，对于文明传统形成的悠久价值重新恢复信念，如儒家传统提供的仁义礼智信、天下为公、超越精神等等。
这种面向传统的回归，对于意识形态激情来说，最为宝贵的是提示我们对于文明共同体的一种根本自觉，以及一种中道伦理的宪制导向。这意味着在应对转型中国的重大命题时，人们应当对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对自我所处的观察视角和资源有着清醒的界限自觉。此刻中国问题的错综复杂，需要一种宪制构架的整全思考，任何单一的“主义”话语都难胜其任、难竞全功。它要求人们在保持道德真诚和理智清明的同时，毋必、毋意、毋固、毋我，养成深刻的反省和审慎精神，并且积极开放地维系与竞争性思想的沟通交流。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正和丰富自我的认知，并寻求一种更大共识基础上的综合。这是一种实践本位的心智精神，也是与文明传统中文化政治精英一脉相承的宪制伦理。
中华文明之所以中立不陨数千载之悠久，正是在根本的文明演进上体现出这种中道精神。孔夫子从三代文明中提炼出来的继世损益原则，“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古训，都是其印证。钱穆先生曾指出，中华立国规模每每于和平中求发展，注重中央之凝合。现代中国所经历的转型道路，之所以有那么惨痛的颠踬曲折，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对故国文明精神的悖离，导致对于传统的粗暴割弃。
儒家公民的现代启示
在当下思想界，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笔者看来，对于现代文明智慧的吸收，无疑仍是中国转型的题中之义。而这种吸收，一方面离不开对于国外各种经验和教训的认知，另一方面更需要将这种认知转换成适合中国状况的智慧。前者自由主义代表的现代性启示与后者所需的儒家文明自觉将是这一过程的两个重要资源，也是社会主义转型事业最需要开放吸收的两大文明传统。
作为儒家现代性的儒家公民理念，是要提示现代国人回归故国文明的公共性传统，不仅要树立现代人格理想，而且要为现代公民赋予一种公共品质，使其能够兼容各种思想立场并促进其间的对话交流。
故国文明中作为儒家担纲者的传统士君子，发展出了一套文明的公共整合机制。基于对民俗民情的承认和提升，能够在智识上包容百家诸子，在社会机理上整合四民诸业，在政治上捍卫共治。因此，在文明传统中，类似宗教战争、学术禁锢等硬性的压制排斥现象十分罕见。政治社会各阶层也能在循守常道中庸的框架下，维系团结，涵融分歧。
事实上，在现代转型过程早期，无论是改革派抑或革命派，都深刻意识到这种文明传统对于转型道路的重要性。在他们所构想的现代国民身份中，都主动吸收传统的积极精神。譬如梁任公着眼于现代国民的养成，在传统的继承与改革上，主张“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的因材而笃与“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变化气质，二者并行不悖。针对当时兴起的革命主义，他更是指出，“夫仁人志士之言破坏者，其目的非在破坏社会，而不知‘一切破坏’之言，既习于口而应于脑”。众人皆云云，则影响于人的深层意识，道德伦理规则很容易冲击、涣散、荡灭，社会必之于消亡，重建之路也必将困阻重重。
儒家公民意味着一种德行精神的复兴。首先，是文明传统一些基本道德伦理的恢复坚守。在近年来的各种公共冲突中，如约架中的暴戾无赖、游行中向老人动粗，观察者无论立场左右，都感到不齿和粗鄙。这正需要基本道德伦理的回归重振，要求各种激情服从于我们这个民族长期形成的一些基本规范规则，勿为小人行径。
其次，儒家公民还应该提倡公共、宽容、中和、审慎的德行伦理。这更偏重于公共领域的伦理，然而与私人日常伦理也不可分离。先儒有言，“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儒家公民正是要实践这种君子的友道，能够按照文明礼则来展开公民同胞之间的良性交流，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择中笃行的精神来对待各种争论分歧。儒家论德，特重修身，特重率身垂范，君子德风的效应，应成为秩序重建的基点。这是当下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精英亟须锤炼修为的。
与此紧密关联，儒家公民还意味着礼俗规则秩序的发现与凝造。传统士君子一直是各层次生活世界（家、乡、国家与天下）的规则立法者、维系者和改革者，今日意义上的公私领域都在其德行精神与礼俗法度的观照下。在这种秩序规则的意义上，他们体现出对于公共世界的保守与维新，关系到治理宪制的优良恰切。德行精神导向对于民情民风的习熟提炼，导向对于各种社群规则的发现再立。
《有话好好说》中，当赵小帅与张秋生争讨纠纷处理方式时，不时插入的一些礼俗桥段颇有意味。秧歌队老人对于公共规矩的维护、胖大姐生日聚会的卡拉OK，可以说一次次冲淡了赵小帅的恶性冲动，尤其是后者让其体验到许久未有的温情浪漫。这样的氛围，加上知识分子的说理说服，最终使故事没有走向预想的悲剧结果。
试看今天电视媒体上颇为流行的社会调解类节目，在律师、心理和社会工作者与公共人物对当事人生活的介入下，正是引入了一种公共场域的机制，使纷争的利益和激情得到观照、沟通与克制，最终尽可能导向和解或妥协。在这种机制中，唤醒共同体生活的公共情感，重新修复公共风俗伦理，对于个体主义的理性利己激情能够发挥重大的调节规范作用。这方面儒教文明传统拥有丰富悠久的资源。眼下微博化的公共领域正需要这样的礼则重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