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中红
《圣经·旧约·创世记》有一则流布广泛的故事——“巴别塔”，又称“通天塔”。据说，有一天人类突发奇想，想合力建造一座通往天堂的高塔。俯视众生的上帝被这样“平起平坐”的想法震怒了，他设法瓦解了人类原先同样的口音，统一的语言，让人类演化成不同的民族、种族，不再使用通用的语言。因为无法有效地交流和沟通，巴别塔最终半途而废，上帝依然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众生依然是俯首听命的众生。语言的重要性在此得到充分的彰显，即失去语言就失去力量，控制语言就拥有了控制他人的力量，因此，语言之争就是权力之争。
数字化技术浪潮开创了新媒介。青年人是这类新媒介和新技术的最大获益者，在他们看来，通向自由王国有了新的可能。他们希望用自己创造的新语汇阻隔父辈们的视线，消解社会主流文化的干涉，在抵抗和游戏中与真实世界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目的是创造自己的“小时代”，建构自己的语言王国，充分且自由地表达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
混杂：网络用语的亚文化风格
“亚文化风格”是英国伯明翰学派描述上世纪60年代青年亚文化时所用的重要概念，在研究者看来，不同的亚文化总是需要一些清晰可辨的标识来标榜自己，引人注目。但“风格化”的内涵是指什么，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尽相同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菲尔·科恩提出的三元素，包括形象、品行和行话。形象主要体现在视觉层面，托尼·杰斐逊在介绍无赖青年的爱德华式着装时这样描述：“狭长的翻领掐腰夹克衫，窄裤子，普通的有鞋尖装饰的鞋子，别出心裁的马甲。下摆裁成圆角的白衬衣，领带被打成‘温莎’结，头上戴的是特里比式的软毡帽……此外，理发师开始剪出一种个性的、风格化的发型，比传统的短发要长一些。”这套“行头”就是无赖青年用于标识自己独特亚文化的风格。品行关注的是做什么，如何去做，比如无赖青年喜欢去什么地方，爱听什么音乐，使用什么装备等等。亚文化的风格也通过行话体现出来。行话，也称“切口”或“黑话”，是特殊群体中心领神会的语言和表达方式。芝加哥学派对城市移民亚文化研究时特别关注了乞丐的“行话”，伯明翰学派也对摇滚青年、摩的族青年特有的语言展开过调查研究。可以说，对“行话”的研究是青年亚文化永恒的话题，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不同青年亚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也表征了与社会主导文化的异质性，故而格外引人关注。由于互联网空间的虚拟性和从事青年亚文化实践的群体不再需要聚集在实体空间中，他们之间因为匿名甚至互不相识，因此，着装打扮的风格对活跃在互联网空间中的亚文化青年不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相反，独特的语言表达成为亚文化风格醒目的标识。
与当下都市青年的着装流行混搭和多样性相仿，亚文化风格的网络用语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混杂性和丰富性。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网络用语来源的混杂。“”、“”是从已经废弃不用的古汉字翻捡出来并被注入新意的；“血拼”、“PK”是外来词的音译和缩写；“hold住”、“你OUT了”是英汉夹用；而“基情”、“抓狂”则来自地方方言。网络用语另一个来源是媒介文本，比如“给力”来自日本动漫的网络配音，“这个真没有，这个可以有”来自春节联欢晚会小品，“农夫，山泉，有点田”是对广告语的改写。当然，更多的网络用语来自青年人的生活感悟和社会事件，“恨爹不成刚”是对“我爸是李刚”事件的创造性使用。除此之外，还有“欺实马”（70码）这样的谐音词，有“小确幸”（微小但确定的幸福）这样来自日文直译的缩略语，有“轻熟女”这样的生造词汇。可见，网络用语来源多种多样，且充满即兴式的创造。其二，网络用语构成方式的混杂。风行网络世界的那些新词新语，既可以是一个字，一个短语，也可以是一个句式，一种文体，随意性极强，怎么高兴怎么来。当一个字能表达完整意义时，决不多用一个字，可有时又极显铺陈之能事，洋洋洒洒，叠床架屋。网络用语构成方式中比较有特色的是复制性和可扩展性，一个“裸”字，理论上可以不断复制，并通过增加后缀扩展其使用范围，如 “裸婚”、“裸考”、“裸官”、“裸捐”。“我能说脏话吗？我能骂人吗？不能，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了！”这样的句式也可以被反复使用在不同的场合去表达相似的情绪。其三，网络用语语义边界的模糊和杂糅。与西语相比，汉语的多义性和引申义已经非常突出，网络用语则有过之而无不及。“hold住”这个典型的中英文混搭词是2011年网络空间最风靡的词汇之一，其含义既与坚持住、保持住相关，又表达了加油、鼓劲之义，但又不止于此，其确切的意思甚至无法用纯粹的中文语言来表达。“杯具”，原意为喝茶喝水喝酒时所用的器具，被移植到网络语境时，就创造性地成了“悲剧”的谐音。语境的替换突破了词义的边界，用来指称所有不开心的状态，失恋了是“杯具”，忘带手机了是“杯具”，出门遇大风了也是“杯具”，悲剧不再悲，反而多了几许调侃和自嘲。其四，图文混杂。各种各样的网络技术和媒介应用软件为青年人的好奇心、创造欲提供了利器，当语言文字不足以表达心声时，图像、符号、文字涂鸦等手法就粉墨登场了。为网络语言配图是最普通的做法，几乎每一个热词、短语、体式出现的前后都会有大量配图，或是照片，或是漫画，或是FLASH，将语言文字之意表现得酣畅淋漓。声色俱备的表情符号也是网络语言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在线聊天工具和社会化媒体都开发了专用的表情符号，比如QQ表情、MSN表情等。才华横溢的青年网民还创造了比传统汉字更具表现力也更有深意的合体字、涂鸦文字等，比如，这是“脑残”的合体词，，屁民的合体词，所要表达的情绪和意思直观形象又充满趣味。
历史地看，语言文字的重大变化通常与外来文化的进入和融合相关，也与主政者的社会治理方式和语言控制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汉语言经历了一次较大的变化。一方面，时代更替，战乱频繁，知识分子获得相对自由，中央政府对语言放松了控制；另一方面，佛教传入，冲击原有一体化的文化，形成思想解放的潮流，遂促成了大规模的“造字运动”。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带来新词新语喷涌而出的局面，也情同此理。可以说，文化转型、文化断层、文化冲突急剧的时候，总是伴随着语言的震荡、革新、裂变；而文化宽容和活跃，允许异质文化进入，多元文化并存，也会作用于语言文字的创造。除此之外，媒介技术手段在语言文字创新中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以网络新媒介为例，互联网络和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为新词新语的诞生提供了自由广阔的舞台，与过往不同的是，这次登台唱戏的主角，基本上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精英，恰恰相反，是大量处于社会边缘的草根民众，是现实生活中缺乏话语权的青年网民。作为与主导文化具有差异性的亚文化，混杂风格的语言是他们标识自我的旗帜。
区隔：网络用语的多重意义
网络用语风格的混杂性是网络空间特别明显的特征，而主宰网络空间的恰恰是年轻人。2013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达5.91亿，其中超过半数以上的使用者年龄为30岁以下，这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生和互联网陪伴成长的年轻人。中国社会的变迁给这代人输入了思想解放，个性张扬，自由民主以及竞争机制的理念，但也是在这一时期，年轻人遭遇到越来越多的社会不公，尤其是中下层青年群体，面临着诸多无法摆脱的生存困境，就业难、房价贵、看病难、养老负担沉重……更重要的是，在现行的社会结构中年轻人被置于边缘地位，在权力结构中属于“赤贫”一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给了年轻人创造性表达自身情绪、态度主张、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文化实践空间，从而导致有别于社会主导文化的多种多样青年亚文化的出现。
网络用语的风格化正是青年亚文化从社会总体文化中凸显自身的内在需要所致。可以这么理解，非主流、另类的语言创造是青年群体有意识标榜自己与其他文化差异性的文化行为，具有鲜明的语言区隔功能。在此，区隔首先表明的是与众不同，其次是共同体的建构，再次是身份的认同。火星文是90后自己创造出来的网络语言，其语言结构非常复杂，集合了符号、繁体字、日文、韩文、冷僻字、图形文字以及汉字拆分等多种元素，并随性拼贴组合，甚至设计了专用的火星文软件来创造出其他人看不懂的语言文字，其意图无非表明“我，与众不同”以及“我的地盘，我作主”。每一个亚文化群体都刻意地发展一些专属语，一方面通过设置语言障碍将圈外人排除在外，一方面又通过语言强化同一个圈子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圈子这个共同体的认同。譬如，在耽美亚文化专属的语汇系统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词汇都是通过对既有语言的挪用和对词语意义的篡改、改编、转译等方式而来，“拼贴”成为耽美词汇创造的最主要策略之一。“攻”和“受”是耽美的两个核心词汇，本意分别是“打击、进攻”和“接纳、遭到”，但在耽美亚文化语境中，这两个词获得了新意，被用来指代男男恋情中的主动方和被动方。“同构”是耽美词汇创造的另一个主要策略，表现在派生词的创造性使用中，如“强气攻”、“傲娇攻”、“鬼畜受”、“ 天然受”、“ 弱攻强受”等，都是以“攻”、“受”为原点，搭配不同的词，形成系列语汇，来表示不同的攻受类型或攻受模式。特有的语汇系统不仅使耽美这个群体和其他人群形成明显的区隔，而且还起到了凝聚圈内成员的作用，形成了特有的耽美亚文化共同体。
特定的亚文化群体正是通过区隔达成凝聚。凝聚的实质是“群体成员对群体观念、对群体共识性原型意象和典型的成员特性和行为的喜爱”。语言的风格化意味着，如果能以同一种方式说话时，就是同类，相反，便是非我族类。
网络用语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批量出现，除了是青年亚文化风格化的需要外，也往往是因为原来的语言系统不再能准确地概括和表述某些物事及情感。语言是家园，当这个家园不再适合你，或不由你说了算，寻找另一个可以栖身之地便是极其自然的事。长期以来，我们在高度一体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中生活和言说，虽然改革开放许多年了，但在互联网络普及使用之前，这种话语体系的变迁非常缓慢。即便时至今日，主流媒介上刊播的社论、评论、重要报道依然使用着相对稳定、一致的话语体系。而这套话语体系是由社会主导群体，诸如政府部门、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等等建构起来并施加控制的，沿用这套话语体系，青年人非但无法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而且也不能从中获得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诸多益处。于是，摆脱对己构成压制的话语体系，创造适合表达自我的语言，便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青年人如此热衷于创造、使用和传播属于自己的语言，从某种程度来讲，也是与社会主流人群争夺文化表达权、创造权、话语权的一种现象。众所周知，在前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对草根文化和青年人的文化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后两者既没有机会在主流媒介上自由地表达自己，更没有机会表达那些与主导文化相异的思想和价值观。正是有了互联网，青年人的文化参与、文化表达和文化分享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发。为了让自己的声音在海量信息中浮现出来，被人注意到，夺人眼球的新词新语，与主导文化构成强烈反差的表达方式就应运而生，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从目前的情形来看，青年人创造的新词新语有不少已经被大众媒介率先采用，继而又被权威部门收纳，登堂入室。这是青年人文化创造的胜利，是充满活力的青年亚文化对相对僵化的社会主流文化施以的刺激，将有利于激活社会总体文化。
在娱乐中抵抗，在抵抗中娱乐
当我们接触网络那些词时，能明显感受到字里行间和语气语调里那份强烈的情绪，“人生就像是一个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和餐具”，是对苦难人生的感喟和不平；由“房奴”衍生出的一系列“～奴”则是对沉重生活中种种不堪的自嘲与反抗，也表达出青年网民对社会不公正的愤怒和抵抗。“抵抗”是伯明翰学派分析青年亚文化时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在他们看来，青年亚文化对社会主导文化和强势秩序形成了无所不在的抵抗性，并据此肯定青年亚文化的积极价值。但是，网络空间的无深度感、暂时性、分裂性和全球化特征促使在其基础上生成和传播的青年亚文化程度不同地体现出无厘头、狂欢、无聊、围观、起哄等现象，一些青年人自己也认为，之所以参与网络亚文化活动，只不过是因为喜欢，能从中得到乐趣，或者能表现自己的才能并收获他人的赞美而已。
这当中，也许确实没有明确的、自觉的抵抗，然而，抵抗却依然是这些亚文化实践的氧气。我们以“倒写体”为例。
【西游倒过来写】如来派师徒四人东去传教，路遇各种磨难，渐发觉众妖均有后台，遂沙僧钻进流沙河，八戒躲进高老庄，剩悟空护送唐僧。天庭如来商议，保唐僧平安为条件，解决掉悟空。悟空被压五指山下，唐僧在长安传教至寿终正寝。五百年后，悟空从五指山下蹦出来，一声不吭大闹天庭后把自己变成石头。
表面上看来，青年人无厘头地热衷于将古典名著的经典情节彻底翻转过来地进行改写，使果成因，因成果，从而在对小说原有的结构以及人物命运的拆解和重构中获得惊喜和快感——这难道不是破坏经典、挑战权威带来的吗？与此同时，写手们从事“倒写”的游戏时，很少恪守原有故事情节，而是适时地让现实生活照进故事讲述中，因此，《西游记》中的“众妖皆有后台”，“沙僧钻进流沙河南，八戒躲进高老庄，悟空变石头”便成为拼爹、拼关系的现实隐喻，从而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
诸如此类的语言实践表明，青年亚文化的抵抗性并没有真正消失，只不过抵抗的对象由原来的主流文化泛化成了精英文化、权威文化、传统文化、大众文化等，抵抗的形式进一步多元化，除了正面的对抗、冲突外，更多了对峙、偏离，甚至以阻隔、忽视等方式表达对主导文化的不满和背离。抵抗不再以引人注目的风格化的方式出现，而是糅合在语言文字、图像和其他符号之中，融汇于日常生活和媒介文化消费中，在狂欢中抵抗，在消费中抵抗。
为数不少的网络用语来自青年群体对现实社会突发事件的强烈反应。这部分事件大多集中在官民冲突、社会不公、贪官腐败、恃强凌弱和无序竞争，这是社会矛盾集中的体现，是社会之殇，也是百姓之痛。“我爸是李刚”、“打酱油”、“俯卧撑”，凡此种种，哪一个不映射出严峻的社会问题？但是，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的草根网民为之奈何？唯有于嬉笑怒骂，半真半假，自嘲讽喻的语言狂欢中表达不满和愤懑了。
另外一些网络语言来自青年网民对媒介文化产品的消费，并借由娱乐的消费行为表达自己的情绪和价值观。2012年中秋、国庆双节，中央电视台推出《走基层·百姓心声》特别调查节目“幸福是什么？”。没想到，这一个普通的提问，激起了青年人的一场网络狂欢，“你幸福吗？”被连篇累牍地恶搞。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拍摄了所属学校的校园版；网络上类似“罗永浩、周星驰、赵本山等群众踊跃回答”嫁接配音的明星版，元芳版，尔康版等蔚然壮观。这些充满反讽和调侃的戏仿，确实释放了公众感知现实的特定情绪，稀释了主流媒介意欲传递的声音。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用语过度的狂欢、娱乐、游戏往往也会导致青年亚文化的抵抗失去明确的指向，拼贴、戏仿、恶搞等手法的大量使用固然撕裂了原有文本的意义，但为了博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夸张地搞笑，尽力地拆解在短时间里集中地、重复地出现，其结果便是意义被放逐，剩下的只是狂欢。譬如“元芳，你怎么看？”这一短语，最初是借用电视剧《神探狄仁杰》的台词对泉州一女孩子疑似被肢解后坠楼死亡而警方判断为自杀的追问，表达的是对警方调查结果的质疑、嘲讽，甚至暗指案情背后有不可告人的蹊跷。可是，这一句颇有深意的句式被无节制地套用在任何场合，乃至出现了“作业很多，元芳，你怎么看”之类的版本，最初的冲击力被消解殆尽，娱乐变身为目的本身。
当然，更多的时候，网络上的这些语言现象很难将娱乐和抵抗截然分开，可以说，它是当代青年亚文化的游戏精神的体现。一方面，它以欢乐的情绪、快感的满足为存在的理由，在娱乐中获得属于个人的情感体验，享受自由自在的感觉，得到无与伦比的愉悦和快乐。另一方面，在包含各种强制性和禁止性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网络空间中，语言的狂欢必然蕴含着某种程度的抵抗和偏离。通过对语言的把玩，青年人将外在于自身的、由社会主导力量建构的世界想象性地纳入自己可以操控和颠覆的范畴。于是，这些语言现象就不仅是对语言规范的破坏，也是对主导文化话语体系的调侃和戏弄，是对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的唾弃的一种策略，借此青年亚文化群体让压抑郁闷或者愤懑不平的心情得到短暂的宣泄，暂时性地、想象性地解决了日常生活中无法逃避的种种困境，在幻想中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小时代”。
当网络用语不断漫过虚拟空间的边界向现实世界走来，当网络用语已经威胁到汉语言的规范使用，当年轻人将网络用语视为人际交流不可忽缺的符号，并由此与父辈交流构成障碍时，我们不得不重视以下两个问题，其一，网络用语偏离了现代汉语的语言规则，是否应该有所限制？我们认为需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一方面，任何新词新语的出现本质上都是表达和交流的需要，之所以是“新”，必然蕴含着对“旧”的话语体系的挑战。换言之，没有偏离，没有突破，就不成其为新词新语。另一方面，偏离的限度一是不影响交流，二是不破坏特定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比如，LP（老婆），可能不影响交流，但汉语是用汉字书写记录的语言，汉字是由笔画构成的方块字，在方块汉字里不会出现字母。因此，“LP”的用法已经有损于民族语言的规范，只能限于非正式的语言交流中。其二，网络用语大量出现是割裂文化传承，还是催生了新的文化？这的确是个问题。在我们看来，网络用语作为青年亚文化实践的产物，携带着偏离、抵抗的特性和充满娱乐的游戏精神，但不足以对汉语言的整体性和规范性造成颠覆性的影响，相反，它可以不断地为现代汉语注入具有鲜活意义的词汇词语，弥补现代汉语体系的不足，刺激传统语言体系的更新，甚至对优化我们的文化结构有所贡献。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