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
自2008年创刊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始终是本刊关注的重要主题，我们先后发起了有关“世界的中国焦虑”、“大门口的陌生人”、“走进非洲”等讨论。因为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本质性变化。这一变化不是指30年来、或者150年来，而是指自从中国从天下而万国，直到进入民族国家的时代以来；是指我们作为后来者简单地学习、膜拜先进文明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对世界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大，其速度和规模或许已经超过了我们自己的想象；这一变化不仅仅是短期的国家间力量起伏调整的结果，而是一种深刻地相互融合和嵌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这一变化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经济领域，虽然现在还主要表现在物质的生产和消费之中，但我们丝毫也不怀疑，它正在作用于我们所有的精神和制度领域，并将最终成熟于我们的文明和生活方式之中。
这一变化来得如此迅速、突然，我们所有的人，对此都缺乏足够的准备，甚至连心态都难以调整。坦率地说，无论是对此深表怀疑，还是因此而自豪傲慢，都带有一种难以掩饰的盲目印迹。我们并未能深刻领悟这一切是如何发生，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能为此做些什么。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我们缺乏一些面对真实世界和事物本质的勇气和丈夫气概，我们希望既有的知识、道德和立场能够帮助我们，即便它们已经无法抵挡汹涌而来的新的事实。就像一个站在海边的孩子，海水已经没过了他的膝盖，他却还在天真地幻想着大海的模样，而不肯认真地亲手抚摸海水，感受水流的温度，观察洋流的速度和方向。
因此，我们必须在世界的视野中，来思考和观察中国问题。它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应该如何向外人展示自己，或者如何与外人打交道，它也意味着我们必须从这个视角来调整我们的政治经济，组织我们的生产生活，如何面对我们当下的困难和确定我们未来的方向。
正是因为这一主题的重要性，以及人们令人惊异地混合着无知和轻率的态度，使得本刊一再地回到这一主题，我们无比热切地希望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走出那种令人迷惑而无助的状态。
差不多一个半世纪以前，爱默生为年轻的、野蛮生长的美国写下了《论自力更生》，他说：“我们依赖别人的日子，我们对于其他国土的学识悠长的学习时期，快要结束了。我们周围千百万奔向生活的人民是不能永远靠外国收成的枯枝残叶来充饥的。必须歌颂所发生的大事和行动，它们本身也会发出嘹亮的歌声·······存在着创造性的生活方式，存在着创造性的行动和创造性的言论······那就是，它们并不表示习惯或权威，而是从人们自己对美好事物的感受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美国人没有辜负这样的寄托和期望。
《文化纵横》编辑部
2013年0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