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
依照来自西方知识界的自我批判，资本主义的霸权奠基在文化霸权，文化的灌输使得资本主义逻辑成为日常生活的理所当然，以及公共事务的必然前提，因此资本主义的剥削就巧妙地脱离政治的范畴，保护资本主义霸权的持续主导。西方知识界这股集中针对文化霸权采取反省的力量，其实基本上居于劣势。其中，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着重揭穿对资本主义有利的文化霸权，并鼓励发展相抗衡的文化论述，而后现代作家则试图解构文化霸权，并反对包括新马在内的所有重建的努力。
他们或许观点不同，但试图将去政治化以后的资本主义统治，予以再政治化，则是基本一致的倾向。所以，如果说，文化霸权是利用去政治化的方式掩饰霸权的运作，上述批判者乃还以再政治化的反击，以便揭发霸权。不论是去政治化或再政治化虽为西方自身的统治与反抗，到了后殖民地以后，都有人模仿，亚洲各地思想界也不例外。但是，中国并不曾经历过真正的去政治化，是否也需要补课，并发动再政治化呢？
中国政治里只有政治化，没有去政治化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是讲求政治正确的政治文化，政治挂帅不定期地成为国内最主要的政治生活准则。“文化大革命”结束之际，一度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而并未因此就化解左右之争。左右之争绵延至今，其间历经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南方讲话、国安万言书、第三次思想改造等等交锋。到新左派崛起，将关注从意识形态的直接论辩，转移到国家体制如国进民退、宪政之争、市民社会、普世价值等话题。
可以说，纵使中国的经济高度关注的是效益问题，中国的政治社会迄未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层习以为常的去政治化机制。虽然左右之争的热度有所起伏，但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消弭，反而持续成为舆论界的热点。于是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等原则，在当下中国综合购买力超越美国的同时，仍然引发正反的相诘。
经济市场上的去政治化似乎比较清楚。可是，与其说是去政治化，不如说是避政治化。因为去政治化的过程，照理应是一个自然化的过程，透过自然化的过程，将社会大众原本可能会质疑或三思的现象，在潜移默化中，深植人心，一旦成为政治上所不会碰触的话题，即是到达自然化。然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没有发生过这样一个自然化的过程。就算那些赚到大钱的企业家，也深知自己所依附的改革开放，是中央政策上的选择，反映的是领导人提高生产力的坚定决心，更深层的动机在于振兴民族。
简言之，他们均自知，提升效益所立即仰赖的，既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落实，就不可能把资本主义制度或资产阶级文化当成理所当然。充其量，大家只是回避政治问题，并且在回避过程中，难免感受到对未来政治方向的不确定性。这就说明，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在中国没有生根，只有表面上照搬了一些制度，对国人的意义就是多赚钱罢了，反而搞特权、破坏制度才是普遍模式，遑论是实践自由主义价值了。
避政治化的现象，最深刻的表现在短期性的行为上。早年开始推动米粮与制造业的承包制，就已经看到各种各样鞭打快牛的不正常诱因。到了今天，不论是资本市场上，或是国有单位在寻租及投资的过程中，其间所充斥的，依然是快速累积致富的心态。影响所及，层出不穷与骇人听闻的贪污不仅深入各部门、各阶层，也遍及全国每个角落。致富手段的不规范，市场体制的不健全，公共伦理的堕落，更不乏社会主义口号琅琅上口的干部，其动机反而最令人感到深不见底。
种种违反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言行与价值观，在在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效益至上，与西方那种自然化或去政治化的自由主义霸权，殊为格。相反的，正因为政治无所不在，导致人们滥用政治牟利夺权，或利用政治掩护自己胡作非为。生活中的人们，不必问他们阶层为何，都明白自己不是在遵循自由主义原则，甚至有的下海多年了，还是不知道市场自由究竟何物。
在中国不曾经历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洗礼的前提下，也就是没有经历过去政治化、自然化，更没有任何社会共识在主张私有产权是理所当然的神圣权利，因此，就算在当今经济学界与法律学界培养出大批擅于临摹自由主义权利价值的同仁，中国距离去政治化的境界依旧遥远。因此就不能在中国侈言再政治化，或透过再政治化来揭发或解构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所谓去政治化。
比如说，最近，思想界有鉴于国内阶级斗争意识不彰，出现重新恢复阶级斗争意识的一种呼吁，持续左右之争。然而，自诩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界加以抨击之际，却透露了不少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玩世不恭。他们要求那些杞人忧天的阶级意识作家，公开自己的财产，让外界看清其阶级成分。自由主义者如此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小聪明，恰恰是在诉诸自由主义者本应退避三舍的阶级斗争话语。再比如说，微信的小道谣言满天飞，写手利用言论渠道散播谣言，藉以提高转发量，来赚取小利，这无异于摧毁言论的信用，破坏自由主义核心的言论自由。
在中国的实践中，自由无非就是放任而已，一些人利用言论来对付政敌，羞辱仇家，好像编造谎言也能理直气壮。舆论市场的如此政治化，反映了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在中国的去政治化遭遇瓶颈。中国的巨富从来不是资产阶级，没有阶级意识，不会发动私有财产权的自然化，也缺乏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他们乐得在左右之争的气氛中置身事外，享受特权。
去政治化的社会主义，必须结合中国固有文化
去政治化与自然化要有效，必须结合固有的历史文化，所以若审视欧美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内涵，除了有各种基督教伦理渗入之外，还有各种欧洲中心主义史观之下的进化论散见其中，并结合对过去他们殖民的亚、非、拉保有的刻板印象，加上冷战后形成号称是文明冲突的反恐战争作祟，进而形塑了当代西方殖民母国及帝国中心自居历史终点，要来改造世界，转化异教徒的当仁不让，舍我其谁。
中国的固有文化没有这样的历史进化论，更不属于基督教世界。所以，在中国，自由派作家虽然看似人数膨胀，吸引鼓动的一些大学生似乎都跃跃欲试，港台大学生更是当成流行的身份认同而趋之若鹜。但他们终究是在表面上临摹自由主义罢了。这种情形，半个世纪前在日本已故学者丸山真男的笔下，已经描绘得栩栩如生。丸山严厉批判日本战后的自由主义是肉体的，言犹在耳，一旦作为后人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法西斯言论煽动选民，果然就能造成喧腾嚣扬，使得右翼激进势力在自由之风已蔚然成风的日本舆论界，死灰复燃。
中国没有去政治化的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只有热闹的、浪漫的自由主义逻辑家，他们徜徉在自由主义的美好想象中，可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制度经验，也没有真正的文化体会，只能凭借逻辑，浪漫地想象中国也变成理想中的欧美社会。殊不知，这样的逻辑不论是在看似自由化的台湾，或是在海外民运界，都起不了指导言行的作用，最后，对深谙自由主义理论的各地中国人群起深刻作用的，依旧是关系为导向的政治结盟，以道德为要求的政治话语，他们处处要证明自己无私，要指控对手徇私，似乎人人都不得不仰赖的，正是固有文化中天下为公的儒家思想。
至于自由主义社会受到尊重的隐私权与诚信原则，都在自由主义学者自己的积极参与中破坏殆尽。即使在台湾这种欧美视为自由社会典范之所在，知识界俨然以自由主义导师自居的名牌教授，正同时是在电视上以揭发隐私、危言耸听，来鼓吹所谓公共利益的同一群人。而他们如此破坏自己价值主张的正当理由，无不是基于道德至上，政治挂帅。
现在值得推敲的，是何以去政治化还未启动的中国，会面临再政治化的挑战？最新的例子，就是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他们借用的是反对资产阶级剥削两岸经济资源的“再政治化”口号，然而宣泄的则主要是反中的地域思想。不过，如前所述，台湾的自由主义与大陆的情况雷同，台湾的所谓去政治化，最多是口头模拟美国的自由主义，不是出自社会培养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此台湾的政治与经济文化始终热闹有余，内涵不足。
太阳花学运的地域认同，刚好说明台湾不存在个人化的自由权利，其间，以地域为基础的敌我对立，尤其反映了原始社会的隔代遗传与封建社会的诸侯意识。相形之下，从纽约爆发的华尔街占领运动，把躲在制度与自由主义价值背后的肥猫，以及保护他们的制度重新当成政治对象，是为再政治化。反观太阳花学运，守旧地遵循政治上既有的断裂，以反对资产阶级剥削为借口，不但不是再政治化，更说明台湾的资本主义价值从未进入去政治化的阶段，甚至沦为包装封建情感的国王新衣。
再政治化潮流要是真的来到中国的话，顶多将正在进行的左右之争，暂时换一个面貌而已。中国的去政治化若有可能，首先必须回到自己的历史脉络与文化价值中。最近一年，儒家文化价值再度受到大幅度的引用，并且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儒家文化诉诸本心与良知，将社会主义道德视为是个人进入社会的修养，如此就有将社会主义去政治化的作用，倘若成功将社会主义与儒家价值加以结合，等于是建立及巩固社会主义文化霸权。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就是政治化，并旗帜鲜明反对去政治化，因此才有大家躲避政治化的现象，而避政治化与政治化恰恰是一体两面，因此与资本主义的去政治化或再政治化，分属截然不同的进程。政治化的好处是让人民维持警觉，但也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在与政治对手争锋相对之际，造成自己成为明确的攻击目标。社会主义的富裕阶级想要在中国仿效资产阶级，进行自然化与去政治化，必定困难重重。
另外，身处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急于模仿母国的后殖民社会，都要向社会主义进攻。这一点，是当前阶级斗争论在中国重出江湖的重要背景，亦即，资本主义的统治者担心，中国崛起的过程让中国模式成为自然化的现象，从而经由对比，揭穿资产阶级的统治毫不自然，进而启动资本主义社会的再政治化。社会主义长期统治的巩固，或许也应当有某种社会主义的文化霸权支撑，促成中国模式的深化与自然化，但在中国，这样的霸权还没有建立。
（作者单位：台湾大学政治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