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
临近新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我们发现，过去所熟悉的一切都在过时。其中，有我们预想过的挑战，比如“改革进入深水区”，比如“社会利益的分化”，比如“环境政治的兴起”等等。但更有我们未曾预料到的问题，比如 “社会阶层固化”、“智能科技崛起”、“女权主义觉醒”等等。这些问题共同交汇，深刻改变了我们对于中国的传统认知，同时也瓦解了过去可以利用的各类知识。最有代表性的现象，就是左右政治的失灵。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曾经支配了思想界观念范式的左右政治，其功能首先在于确保了共识的形成。左右的争论更多只是对改革路径的技术性调整，由于总体改革方向的明朗化，思想争论充其量只是对改革速度、广度和深度的分歧。这使得中国上下压抑已久的财富创造和社会流动的欲望得到了充分释放，从而使中国在晚近二十年迅速崛起并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左右共识的第二个意义则在于基本接纳了来自西方的思想资源，无论是左翼批判理论还是右翼改革思路，其主要知识基础都来自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这确保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社会精英共识，同时也充分动员了来自广大社会民众的支持。
这种左右政治形成的改革共识就反映在本期杂志封面的“中国城市”问题上。在过去几十年中，来自城市和乡村的精英与大众都对“城市化”进程深信不疑，因为它符合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与价值诉求，并且印证于世界通行的“现代化规律”。由于中国财富的迅速膨胀，此种模式还被不断推广到非洲腹地以及未来的“一带一路”沿线。但实际上，正是由此进程带来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首先就是对西方经验与知识的质疑，由于自身成功经验的启示，曾经支撑左右共识的西方资源开始去神圣化，而且可以预见，由于西方和中国未来演化中不确定因素的聚集，此种理论追随还将不断淡化。理论共识的瓦解也同时呼应于社会共识的退散。近年来中国公共政策的治理主义转向，就已经暗示了当前的中国社会，更多面对的不再是围绕改革共识的方案争论，而是如何对越来越密集的利益分歧、价值冲突和社会风险的管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能会经历一个思想和知识领域深刻的转型运动。左右政治的退场，并不代表争论的消失。相反，我们会面对一个更为复杂、多元和充满张力的公共领域。左右共识的退场，将被更多更具有活力的观念分歧所取代。其中，既包括某种“上下政治”的出场，它代表着由共识分裂所裸露出的精英与底层的剧烈社会分化，也包括“古今中西”争论在新的维度下的复活，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定位、传统和未来的自我认同，都不再是简单观念上的形而上争论，而将直接影响未来中国的路径选择。
毋庸置疑，过去曾长期支配我们观念世界的左右政治不再是唯一有效的光谱，过去曾经赋予我们方向的中西思想资源也不再是路线正确的保证。未来所需要的思想，将更多来自贴近现实脉动的政治和社会进程。而无法顺应这一时势变化的知识与观念，都将毫无例外地被清扫出历史舞台。
《文化纵横》编辑部
2018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