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晋京 刘 典
中国经济崛起来自于承接西方的制造业转移，中国崛起是全球产业大转移过程的一部分。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而曾有“工业发达国家”之称的主要西方国家则由于工业移出而出现了“产业空心化”。这一轮全球经济危机也与西方国家空心化的产业结构无力支撑其日益膨胀的虚拟经济有关。
如今全球产业格局所呈现的突出新特点大致有三。
——全球工业中心区域与生产性服务业中心区域分离。这是工业生产链条重组的反映，“生产性服务业”从工业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并且发展成比工业本身更加庞大的产业部门。“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高技术服务业、设计咨询、科技服务业、工程咨询服务业等，在传统的产业体系中，曾以制造业企业的下属事业部门形态存在，或者像传统的银行业那样服务于工业体系。全球产业大转移过程中，西方企业往往把加工制造等劳动密集部门转移到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而把研发、设计等知识密集部门留在本国。现今西方国家的服务业占GDP比重往往达到七成以上，主要来自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集群目前大多在西方国家，使全球产业分布出现了工业中心区域与生产性服务业中心区域相分离的局面。这也意味着现代工业产品的生产过程往往是设计过程与制造过程在不同国家进行。
——工业区域与金融区域分离。大部分工业制造过程已转移到原先的“发展中国家”，但金融体系、贸易体系仍由西方主导。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金融国家并非最主要的工业国家。与此同时，金融体系中“虚拟化”程度很高的衍生品所占比例日益扩大，全球衍生品总额至少相当于实体经济总量十倍以上。金融的“虚拟化”也带动了工业的“虚拟化”，这也是值得关注的新趋势。
——工业国与资源国关系变化。过去，世界工业中心在西方国家的时代，工业国与资源国之间具有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的特征。而现在当工业体系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国与资源国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资源国取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希望把资源卖出更高的价钱；而资源定价的话语权更多地掌握在拥有交易所和金融权力的西方国家手中，他们也希望资源产品卖给工业国的时候价格更高。这样，金融国家与资源国家就实质上会形成针对工业国家的利益共同体。
上述三方面全球产业格局新特点，既是“中国崛起”这一宏大过程的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中国进一步发展所需要面对的外部环境。
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世界上绝大多数种类的工业生产链条中国实际上都已拥有。只不过，在“外需导向”既往条件下，中国的工业生产链条往往都是与西方市场的需求相配套的，而中国自己的甲链条与乙链条之间常常不能自相配套。因此，中国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突破的核心瓶颈——“产业升级”，实际上是一个如何使中国自己的生产链条相互之间形成配套的问题。
要突破这一瓶颈殊非易事，需要在三个方面做出合理的战略选择，即：如何处理与生产性服务业国家的关系？如何处理与高度“虚拟化”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关系？如何处理与资源国家的关系？
产业升级与知识产权博弈
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是全球离岸外包生产组织网络的一部分。
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加工制造业低端部分越来越不堪成本重负，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起初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的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融入西方经济体系较早的国家，而中国的大门打开之后，则以两方面别的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逐步取而代之，成为了全球制造业的最重要承担国。中国所具有的两大特殊优势是：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一个“低价格体系”。
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逐步建立了较完备的工业体系。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已经拥有原子弹、人造卫星这样的“巨系统工程”产品，这种产品没有近乎种类完备的较高水平的工业部门的通力合作，是做不出来的。因此，它足以说明当时中国工业部门完备性水平和组织化程度，这在当时是发展中国家中独一无二的。较高水准的工业体系成为了中国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基础条件之一。
中国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基础条件之二在于“低价格体系”。所谓“价格体系”，本质上是一个经济体内部各种商品之间的交换比值。而“低价格体系”则是指在一个工业化程度较低的经济体内部，由于占总产值大部分比重的商品都是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而形成的包括劳动力在内各种交易价格都比较低的情况。改革开放之前，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比重很低，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在国内进行，由于农业和低端工业占到了产值的绝大部分，因此中国形成了一个低价格体系“池子”。与“池子”外的国际市场相比，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要素价格都要低很多。而中国承接加工制造业所需的要素，并不是低价格体系的基础部分如粮食等，而是在基础部分之上衍生出来的部分如劳动力、原材料，恰恰是这些参与国际分工的部分，与国际市场价格相比，要便宜几倍乃至几十倍。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生产过程可以相当容易地委托给国界之外的代工企业，“离岸外包”迅速发展成全球性的巨大体系。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成了全球离岸外包的最大承接者。
“离岸外包” 指发包商与其供应商来自不同国家，外包工作跨国完成。从微观经济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的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体现为发达国家的企业把生产过程外包到发展中国家，这个过程中，供应商只是负责生产，而产品本身是归发包商所有的。
过去，知识和技术的完整生产链条大多在一个国家内部完成，然而，随着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全球化过程，知识和技术的生产链条也延伸为跨国长链。这样，利润分配也从主要由生产性企业主导变成了主要由发包商主导。这其中决定利润由谁主导的不是“谁生产”，而是“谁掌握标准”。标准的制定，来自大量技术的历史积累和企业间相互授权，并且对标准本身进行“知识产权化”处理。
在全球离岸外包体系中，来自发达国家的发包商以高新科技为基础，利用全球化掌握的强大信息网络，以标准和游戏规则为核心，把研发、生产过程全部模块化，外包到全球任何合适的角落。这样，研发和生产活动中的大部分劳动实际上是承包方完成的，而发包商只是发包并且不断对标准进行升级。
时至今日，中国已拥有了全球大部分类型的生产加工链条，然而，这些生产链条却大多是“向外对接”的。以iPhone手机的生产过程举例：苹果公司负责形成专利，但制造是在中国的富士康完成的。实际上，富士康在制造过程中已完全可以掌握全套技术，但是富士康不能自己销售iPhone手机——这并非技术水平问题，而是法律问题。
目前中国虽然拥有了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产业集群，但生产的产品大部分是按照别人的标准。这是在改革开放历史过程中形成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没有与国际市场对接的产业体系，是靠引进外资来建立新标准的工厂的。与外资合作的方式被称为“市场换技术”，实际上，中方是以土地、厂房、人力等要素入股，而外方是以资金和技术入股。外方的这种技术入股，实质上就是让设在中国的工厂来生产他们的专利。但这些专利很多都是非转让的，继续由外方持有。即便专利转让给中方，他们可以根据掌握的标准不断更新推出新的专利。
在这种格局下，中国的很多GDP其实是由在华的外资或合资企业生产出来的，这样，虽然中国的GDP很高，但利润却很低，形成了“中国制造，美国利润”的局面。这种情况的一个后果就是：中国的官方外汇储备虽然达3万亿美元，但按照国际投资头寸表计算，中国就将从一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家，变成一个债务国。这个债务的来源就是“美国利润”。
中国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突破的核心瓶颈——“产业升级”，实际上是一个如何使中国自己的生产链条相互之间形成配套的问题。
要想使产业链之间相互配套，基础其实是如何做大国内市场的问题。市场的一大作用是提出需求。只有提出的需求体现来自国内的真实需要，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的设计行业才会设计出满足这种需要的产品，工业体系才会按照生产这种产品的需要进行配置，从而实现生产链条的重新整合。
全球金融危机与人民币“被国际化”
从满足国际市场需求为主，转型到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主是完成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而掌握工业产品的定价权则是其充分条件。定价权的体现，是作为真实经济“镜像”的金融体系。
与各国的实体经济相对应，世界上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国家和地区间存在一个“全球资本市场”，交易着货币、债券、证券、大宗商品合约等金融产品，这可以看作不同于全球实体经济的“全球虚拟经济”。
经济危机条件下，各国都在对实体经济进行保护，美、欧、英、日等“金融强权”则在全球资本市场上争夺金融资产，争夺到更多的金融资产，意味着可以兑换到更多的实体经济产品。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条件下，全球虚拟经济角逐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争夺美元计价的资产。由于美国增加美元供应量的能力接近上限，因此全球的美元资产总量有限，一方有所得就意味着另一方有所失。当前西方国家之间的金融主导权角逐日趋激化，争夺惨烈，为了达到在一段时间拥有更多金融资产控制权的目的，往往不择手段。
全球美元总量当中约三分之二在美国本土之外。在金融业中不在美国本土的美元被称为“欧洲美元”（Eurodollar），欧洲美元不一定在欧洲，凡是储蓄在美国境外的银行的美元都叫做欧洲美元。历史上，美元真正成为国际货币的标志性事件是1958年伦敦金融城建立起“欧洲美元”流通机制。
世界上存在的海量欧洲美元，是过去数十年时间美国通过“印钞”向全球“购物”所累积的结果，其持有者大多不是美国人。美元由美国发行，但持有美元数量最多的地区是欧洲，而全球欧洲美元的流通枢纽是伦敦金融城。
出于对全球美元流量、流向、流速控制权的争夺，伦敦金融城与华尔街之间2012年打得不可开交，从伦敦金融城的巴克莱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巨头先后收到美国监管部门天文数字的罚单就可见一斑。
伦敦金融城对此的应对措施之一就是拉拢人民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2013年2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双方就建立中英3年期互惠货币互换协议进行相关磋商。货币互换协议将用来为双方贸易提供融资，引导外商投资，并支持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双方同意将在随后签订最终的互换协议。这是2012年4月18日伦敦金融城宣布建立人民币国际流通中心之后，英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又一重大举措。
中英货币互换意味着人民币将成为英格兰银行的储备货币之一。人民币最近一年来作为投资货币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使用量飞速增长，这与中国关于人民币国际化“贸易计价货币→投资结算货币→国际储备货币”的“三步走”设想明显不同，现实情况是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步伐“很快”，成为投资结算货币的步伐堪称“飞速”，而成为贸易计价货币的步伐依然较慢。人民币实际上是在伦敦金融城推动下快速“被国际化”了。可能给中国带来的问题包括资本项目可兑换压力加大、人民币被升值压力加大等。
没有人民币“走出去”，全球化的供应链体系中各环节的定价权就不可能由中国“说了算”，中国就不可能在全球化的供应链体系中占据主导位置。而伦敦金融城与华尔街、欧元与美元之间在全球金融下的“死磕”，其实给人民币留出了机会。
在这种机会中，对中国比较有利的是稳步推进作为贸易计价货币的人民币国际化，因为其对应的“中国货走出去”的实体经济过程，而作为投资货币或储备货币的人民币快速国际化，对应的其实是西方购买廉价中国产品的需求。
因此，寻求自主可控的人民币国际化道路至关重要。实际上，没有“中国人走出去”，就没有真正的“中国走出去”，更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币国际化。只有中国人能够“走出去”，形成世界各地都有华人、华语族群的局面，人民币国际化才有了真正的基础使用者群体。这会是一个充满艰辛的过程，但速度可能会出人意料。
全球资源供给体系大重组
以上谈到工业集群与现代服务业集群的分离，是全球产业格局变化形成的一种新的国际生产组织方式，随着制造业大量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在世界生产组织方式变化的同时，全球资源供给体系也在发生全球范围内深刻的供给革命，导致全球资源供给体系的大重组。
最能反映影响能源供给交易的核心因素，莫过于一种能源定价机制的历史沿革。以石油的供给体系为例。
石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它与世界政治、经济及军事形势密切相关。而石油价格的波动从来就没有停息过，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对于原油定价机制不同阶段的划分，若以定价主体（即定价权问题）为依据，那么国际原油定价机制大致可以划分为公司定价（1900~1973）、OPEC定价（1973~1986）和期货定价（1986年至今），这三个阶段的定价权问题深刻反映了国际原油市场利益分配格局的演变。
国际石油市场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由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构成的体系。主要的原油现货市场有五个：纽约、伦敦、鹿特丹、新加坡和迪拜。主要的石油期货市场有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和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从近年来原油价格波动情况看，期货市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价格发现的功能，目前世界原油定价的基础公式是“原油结算价格=基准价+升贴水”，期货价格已成为国际原油价格变化的基准。其中，所有美国生产或销往美国的原油都以纽约商品交易所推出的WTI做基准价，而所有销往除美国之外地区的原油都以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推出Brunt做基准价，占到全球原油交易量约67%。
这就是现今国际石油的定价机制，国际资源市场上大多数资源品种的交易都是在期货市场上定价的，现货价格参照期货定价。全球资源供给体系重组的关键，在于OPEC定价（1973~1986）和期货定价（1986年至今）这两个阶段。
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及其后中东国家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导致“石油危机”的世界经济危机造成了石油殖民地体系及长期合同框架下的世界石油贸易关系的崩溃。其后成立的欧佩克组织并没有国际原油定价的主导权，主导权落到了国际石油贸易商手里，这也是后来期货价格成为定价基准的重要原因。
这就形成了全球资源供给体系的新格局，虽然现在的主要资源国已经获得了主权上的独立，摆脱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殖民关系，但是，资源的定价权依然并不由他们决定，而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期货市场所掌控，在西方主导下的定价体系，他们也是有利可图的，资源国与西方国家某种程度上也是利益共同体，这样的局面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呢？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业体系，需求的能源逐年增加，原油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升，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新发布的《中国的能源政策》白皮书称，近年来，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上升较快，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从本世纪初的32%上升至目前的57%。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文章报道，中国2012年12月石油进口量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石油进口第一大国。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缺乏原油定价权，在原油进口中缺乏主动权就很容易受制于人。在进口石油时经常会出现越买越贵的情况，2009年，中国进口2.02亿吨原油，花了约1000亿美元；2010年进口2.4亿吨原油，花了1350亿美元；到2011年进口2.55亿吨原油，花了1966亿美元。从2.02亿吨到2.55亿吨，增加约26%，支出却增加约1倍，这是不成比例的。而且，原油进口价格高于国际均价，蒙受不必要的外汇损失，由于原油进口价格高，引发整个社会的“连锁反应”。
石油只是一个方面，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资源需求量也在快速增加。以铁矿石为例，2011年全球铁矿石海运量为10.56亿吨，而中国进口量为6.86亿吨，也就是说，全球铁矿石贸易量中的约65%是由中国购买的。相比2010年的6.19亿吨，2011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增长10.9%，但却多花了40.9%的钱，达到1124.1亿美元。预计2012年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量将达7.3亿吨左右，较之2002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首次突破1亿吨，十年七倍这种增速是十分惊人的。
不仅仅是石油，在铜、大豆等交易中都有类似情况，为什么中国总是“买得越多就越贵”呢？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美欧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大肆印钞，使美欧的大企业持有了可以大肆囤积原材料的现金，炒高了资源价格；另一方面，则是全球资源供给体系的大重组，可以称之为一场全球资源战役的表征，“买得越多就越贵”是这场战役的表现形式。
中国面临目前的困境，在铁矿石、石油等传统资源领域争夺定价权希望并不大，因为石油和铁矿石的定价权是已有归属的，这个非常难以夺取。但今后，天然气将逐步发展成为比石油更为重要的资源。当前，天然气贸易并没有统一的国际价格，大多是以长期合同的方式交易，中国并非没有机会。
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与中国“走出去”
中国“走出去”的可选择方向中，哪里可能会跟中国有比较远大的合作前景？拉美是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方向。因为拉美正处在寻求“脱美入亚”的积极主动过程中。
2011年12月2日，第三次拉美及加勒比国家首脑会议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33个国家总统、政府首脑或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宣告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以下简称拉美共同体）成立。值得注意的是该组织没有美欧参加。
在美欧为中心的国际经济秩序遭到金融危机打击的情况下，拉美共同体的成立具有强烈的“重整化”意义：寻求摆脱朝着失控方向发展的旧国际经济秩序的桎梏，探索新的秩序框架。
拉美共同体在加拉加斯这个地点宣布成立及“沿着解放者的道路前进”口号是具有强烈宣示意义的：加拉加斯是西蒙·玻利瓦尔的故乡和革命发起地，西蒙·玻利瓦尔的革命本身就是带有反抗英语区秩序的意味的，而委内瑞拉目前又是“反美”的象征。考虑到拉美政党体系沿革和政治思想史，可以说，西蒙·玻利瓦尔当年的势力依然是现在主流政党的宗祖，西蒙·玻利瓦尔的思想也依然是拉美政治思想的主流。
美国之所以能在拉美建立由其主导的秩序，是有其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泛美体系。
泛美体系从门罗主义出发，历经百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真正建立起来。泛美体系的核心正是拉美的商品票据到纽约贴现、以美元承兑。其基础是拉美产品出口到美国、美国进行消费，而很少在拉美国家之间相互贸易。
对于拉美国家来说，美国经济正常年景时，日子也还过得去。问题是现在美国发生经济危机了。美国先是连续两次“量化宽松”释放美元洪水，然后又“扭曲操作”回收流动性，这对拉美来说就是疯狂的“被收割”。2001年以来，拉美国家相继陷入经济危机，比如2002年阿根廷比索宣布与美元脱钩，并放任阿根廷比索贬值50%，债务负担也非常严重，至今还没完。美国的做法引起了拉美国家的反抗，从阿根廷的基什内尔到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一直主张拉美经济的去美国化，事实上正是这一政策的实施使阿根廷的经济有所扭转，过去9年来，阿根廷取得了“中国式的发展速度”，创造了500万个就业岗位，2010年偿还外债260亿美元，外汇储备突破463亿美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美需要找一个能代替美国作用的贸易伙伴和资本提供者；并且显然可以接受其货币。中国完全可以充当这个角色，帮助拉美实现其相互间工业体系对接，如：修建铁路、油气管道以及提供技术标准。
与此同时，中国想进入北美的油气资源领域一直不顺。但却在南美做成几笔重要的收购。这说明南美较易接受中国进入其资源开发领域。巴西、阿根廷的海洋石油资源潜力巨大，能源和资源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近年来，中国也一直在这方面努力，与拉美的政治、经贸与文化科技交往飞速发展。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秘鲁都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率先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已成为拉美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之一，尤其是在南美地区，中国是巴西、智利、秘鲁等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对象国，也是巴西等国的最大投资国。
可以说，中国与拉美很多国家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未来如果拉美形成一个庞大市场，具有统一的准入标准，取消内部海关，甚至如一些拉美国家所设想的那样，设立统一的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那么中国对拉贸易和投资将降低很大成本、充分提高效率，中拉经贸合作将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但是，多年以来，中国与拉美各国的合作多依托两国之间的双边合作，较少采用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一对多”的模式，这是因为：一方面，拉美一体化组织较多，层次复杂，如果采用一对多形式，恐程序繁琐、耗时费力，反而影响经贸关系发展；另一方面，拉美各国之间贸易紧密程度有待加强，除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设立共同关税外，其他次地区一体化组织均没有严格的排外体制，因此对中国企业不构成排他性压力。但如果拉美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甚至仿效欧盟建立统一的对外关税，中国企业可能将面临较为复杂的局面，尤其一些国内工业深受中国产品冲击的南美国家。中国产品可能会在整个地区层面面临压力。
更为严峻的是,区域内部摩擦不断,金融危机以来巴西阿根廷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南方共同市场的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体现。拉丁美洲各个国家其经济结构和开放程度都不一样，如何有效协调各国之间的利益是摆在共同体面前的一大难题。
总之，拉美一体化进程是大势所趋，所以中国政府、企业、学界都应有明确和清醒的认知。拉美一体化对中国企业是把“双刃剑”，如何趋利避害是对中国“走出去战略”在拉美实践的巨大考验。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天津大学法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