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日,因浙江大学教授关于研究生性别比例的言论,将长期隐蔽的“性别平等”议题推至公众视野。随着经济发展,相较传统的经济自给自足的年代,女性渐渐走出家庭,进入社会。但也因此,越来越多的女性被要求同时承担社会生产、家务劳动两个职能,形成新的“不友善”模式。身兼母职的职场女性,不仅对外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对内也承担了更多的养育责任。面对各执一词的社会争议,《文化纵横》联合南都观察,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潘璐副教授、界面新闻·正午故事记者淡豹,一起探讨“性别友善”议题。

 

10月22日下午,由《文化纵横》杂志、南都观察主办的文化纵横沙龙在北京COYARD举办,此次沙龙邀请到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潘璐和“界面新闻·正午故事”记者淡豹,以“如何构建一个性别友善的社会”为题阐述各自在研究、日常领域中的所思所得。现场气氛热烈,参与人数众多,不仅有《文化纵横》的忠实读者,也有关注社会性别议题的各行业人士。

 

潘璐:双重强制——“虚空”村庄中的留守妇女与家庭

致力于农村留守人口研究的潘璐老师认为,“农村留守妇女”问题虽然是一个性别议题,但这一问题是与其他结构性因素相互交织而凸显出来的,性别问题实质上是反映城乡关系、阶层关系、国家发展关系的一环。所以在讨论留守妇女现象之前,需要明确一个基本前提,即问题的出现、裂变均源自当今社会不可逆的现代化进程,是城市偏向的、以汲取乡村资源为基础的现代化发展产生的一系列生存代价。因此,流动与留守正在成为当下农村人口的普遍状态,包括农村留守妇女在内的农村人口都以不同形式经历着流动和留守拆分下的生存困境,承担着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社会代价。

潘璐老师提出的“双重强制”概念,即源自以上发展模式给农村人口所带来的无声的商品化强制——在生活的当下,不管是农村人口还是城市人口,我们都需要更多的现金收入来负担子女教育支出、家庭医疗支出和日常开销。具体到农村留守妇女群体,她们还深受另一重强制力量的束缚,那就是长期的父权制和性别差异下的性别排斥,这些因素成为制约农村妇女流动的有声强制,使留守妇女处于更加矛盾的境地。商品化的无声强制和传统性别规范下的有声强制,正是“双重强制”的内涵。

为了阐释这一理论内涵,潘璐老师结合其团队在河南的实地研究,进一步分析了以农村留守妇女的现状。首先,农村留守妇女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其内部存在非常大的异质性,在年龄、留守原因、生活状态上都表现出各自的特点。以30岁至45岁的中坚力量为例,随着农村教育布局调整政策的推行和农村教育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许多农村小学被裁撤,农村儿童上学日渐远距化,随进城求学的子女“陪读”成为这一年龄段留守妇女特有的新现象。不同年龄段留守妇女的共同性亦十分明显,她们留在农村的重要原因就是承担照料责任。传统的性别规范将照料子女、照料老人、承担家庭再生产视为女性的天然责任。对于农村女性来说,这样的家庭责任分工是贯穿其一生并决定她们是否留守、是否流动的重要原因。当妇女留守在家时,她们要支撑起在家庭生产生活各个方面的繁重负担,显然会面临很多困难,遭遇许多困境。

社会变迁带给今日农村留守妇女的变化,除了已提到的商品化压力之外,潘璐老师也指出,消费主义的社会文化也在激发农村人口的物质欲望并带来了货币压力;农村内部悬殊的贫富分化给留守在家的女性带来了心理压力和相对剥夺感。在巨大的压力下,农村留守妇女群体已产生了“自身无产化”的新趋势,她们的生计策略也与劳动力商品化、农村土地流转、农业模式转型等一系列现象紧密联系,值得引起关注。

虽然承担着生产与照料的重任,农村留守妇女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却长期得不到关注,她们在为家庭成员提供照料的同时自身却面临“照料赤字”的困境。在婚姻方面,与丈夫的长期分离和生活世界的差异给留守妇女的情感与婚姻维系带来挑战。女性对家庭的付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她们在家庭中的性别关系、提高她们在家庭事务中的决策权,但往往也成为固化其角色分工的重要因素。

潘璐老师重申,当我们谈到性别时,不应单纯只关注女性,而应关注两性之间的关系。“留守丈夫”现象事实上也反映出农村性别图景的隔离、失衡——因外出务工受伤、患病而被迫留守,成为城市发展与经济增长所制造出来的伤残剩余人口,在留守的过程中又再次为家庭成员的流动所困。然而,对于农村留守人口,当前的农村社区已无法为其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在人口普遍外出的情况下,昔日守望相助的农村社区已经逐渐沦为“虚空的村庄共同体”。人口的空心化往往使村庄公共事务组织和公共物品的供给陷入瘫痪,传统文化和伦理规范的制约力日渐弱化,家庭和村庄已无法为留守人口发挥“安全网”的支持作用。

鉴于以上现状,潘璐老师提出几点建议。其一,由人口流动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留守人口现象已无法在农村家庭内部得到缓解,积极的国家干预和社会保护应提上日程。其二,对留守人口现象的解决不应该抱有任何工具化、简约化的理念,应加强社会倡导对政策实施的作用。

 

淡豹:工作与家庭不可兼得?育儿一定是女性的工作吗?——城市女性的性别困境

淡豹从近年来美国关于职场女性的两场女权主义讨论谈起。由Google副总裁雪莉·桑德伯格提出“Lean-in Feminism“,认为女性应当在职场中敢于成为领袖,实现职业野心“。淡豹认为,这种女权主义的问题在于,它过于精英化,只有利于那些有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教育程度去与雇主谈判、那些有特权去”梦想“的女性。它所倡导的积极人生态度与梦想鸡汤反而对底层女性和劳工女性构成压迫,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通过发声、表达、选择、谈判获得上升空间,工厂流水线或者餐厅也可能根本就是人能实践职业理想的空间。

另一场讨论发生在2012年。普林斯顿法学教授安-玛丽·斯劳特回顾了自己放弃白宫职位,为陪伴孩子成长,而决定返回工作时间较为自由的大学任教的选择,她在《大西洋月刊》撰文,《为什么女性还是不能拥有一切?》。文章引发了广泛社会讨论。其中的“一切”指的是职业与家庭兼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走出家庭进入职场是女权主义辛苦奋斗的结果,斯劳特质问,为什么半个世纪过去了,女性仍为此所困?她看到年轻一代女性将“家庭与事业无法兼顾”当做生存的给定条件,当她们将两性机会平等视为理所当然时,体验到的就不再是女性自己争取来的新鲜自由的奇异芳香,而是令人满满挫败感的玻璃天花板,不再是女性也可以拥有职业的喜悦,而是平衡事业与家庭的困境。斯劳特希望公司等雇主能推行弹性工作制与弹性工作地点,让女性能更好地兼顾二者,不是只能选择其一。

淡豹指出,但育儿所要求的“在场”,恰恰也是绝大多数现代工作类型的要求。现代化也是公共与私人区分开来、工作与家庭在时间、空间、社会关系等各个领域都逐渐割裂的过程。如今,大多数人的工作需要去特定的场所,按照上班的时间,在机构中与他人合作,使用由机构提供的一系列技术手段才能实现。只有极少数职业,才能让人享有一定工作时间和场所的弹性,由工作者自己掌控工作节奏。

安玛丽斯劳特的质问与所引发的讨论背后的问题是,第一,谁有权谈判并能获得弹性工作制和工作地点?第二,已经有研究证明,家庭中往往是母亲一方选择弹性工作制、兼职工作,实际上这影响女性的事业发展,育儿责任也仍旧是性别不均衡的。第三,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是一个几乎仅仅对女性才会出现的问题。为什么谈了五十年,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落脚于中国现实问题,淡豹的关切集中于全面二胎化后中国家庭的新变化与面对的新挑战、“照料劳动”的性质以及“保姆”问题。淡豹引用人口学家的研究,二胎化政策实行后有暂时的“补偿性生育”小高峰,长期未必会大幅度提高生育率。不过,国家与社会往往是从生育与生育率角度思考二胎问题,但更有意义的是,二胎化政策可以将“照顾”问题重新带回到人们的视野中——一胎下,“照顾”在世俗观念和中国实践中是高度性别化的,而二胎通常需要父母双方的高度参与,它所引起的关于儿童照顾责任的性别化分工方面的讨论很有价值。中国目前的儿童福利政策以家庭育儿为主,用市场、民营化机构填补,儿童福利问题上,政府退出,并给予体制内机构(例如机关幼儿园)以补贴,这带来了阶级、城乡、性别方面的不平等后果。外来务工人员、农村居民、城市低收入居民难以找到可负担的育儿机构。之后,淡豹谈到,城市中产阶级以雇佣保姆为最便捷的解决育儿问题的途径。近年来保姆市场出现了“从住家到非住家”以及年龄、代际变化。保姆市场的专业化与服务价格上涨或许能够帮助人们重新意识到主妇、妻子、母亲劳动的价值。淡豹引入了“情动劳动”的概念,认为“照料劳动”是一种以核心性的方式激发和涉及情感的劳动,照顾老人、病人、育儿都有其特殊性,需要重新考虑照料劳动外包中涉及的情感价值和情感关联问题,不能将其仅仅视为一种普通的家务外包,可以随时结束,以经济补偿即可。

最后,淡豹提问,新的育儿知识风潮强调尽量长期、充分的”母乳喂养“,强调”陪伴“,强调婴幼儿依恋对象的独一性。这是否将带来新的不平等后果,让女性更多负担育儿责任,退出职业领域?“陪伴”能力背后,是否也有阶级差异?

活动行至尾声,两位嘉宾分别就提问者关于重振农村社区、城市化与农村发展、性别平等、职场女性与父职、性别教育等问题进行解答并展开交流,进一步深化了本次沙龙内容。

在此也感谢到场听众们的支持,保证了活动的圆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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