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与中国的战略利益

《文化纵横》2022年4月刊(第2期)新刊手记

俄乌冲突,搅动世界,一夜之间将原本模糊不清的世界力量格局重新整理一遍。这场战争,可说是冷战之后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最大的一次冲击,冲突的后果,将是世界秩序的一次根本性调整。

关于俄乌冲突,互联网上分析文章汗牛充栋、巨细靡遗,但有一些事关中国战略利益的问题尚未深入讨论,需要认真思考。

俄乌冲突会否外溢,演变为世界性的战争?

与冷战时代美苏矛盾是世界主要矛盾不同,今日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在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力下降,一方面收缩战线,从阿富汗、伊拉克等泥潭抽身;另一方面将战略重心转向印太地区,集中精力对付有实力全面挑战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中国。至于美国不得不重点关照的欧洲,美国则希望以北约为框架,捆绑欧盟、挤压俄罗斯。乌克兰危机重要的诱因之一,是美国塑造敌人、挑动俄欧矛盾,借此达到捆绑欧盟的目的。

俄罗斯方面已经清楚地把握住美国力量衰落和战略重心东移的总体态势,在北约不断东扩的持续压力下,奋起一击,用军事手段打出一个战略缓冲区。俄罗斯赌的是美国不敢将主要资源从印太地区转移,搏的是美国国力无法在东西两线同时开战。同样的动机也适用于美国,美国今日的国力,在印太地区对付中国尚且吃力,遑论东西两线同时应战。其最佳策略,是动员欧洲力量打压俄罗斯。

分析今日之乌克兰危机,可以参照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由于美苏的战略重心彼时都在欧洲,对于朝鲜战场都不可能倾尽全部战争资源,而中国当时的国力尚十分弱小,无力独自帮助朝鲜完成统一全境的战争任务。因此,朝鲜战争虽然影响深远,但它当时就是一场局部地区的战争,并没有发展成进一步的世界性冲突。今天与朝鲜战争时代最大的不同,是当时的背景是冷战,世界以意识形态划界,今天则不存在泾渭分明的意识形态分界,敌友划分基本依循国家利益原则。利益原则,比意识形态原则灵活务实,纵横捭阖的空间更大。

因此,这次的俄乌冲突,应是一场局部性的地区冲突,其地缘政治后果十分深远,但蔓延为世界性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在中美俄欧四角关系中,中欧关系是个难题

乌克兰危机,大国关系都在剧烈错动:俄美关系由此走向尖锐对立,相当长时间将彼此仇视;俄欧矛盾也日趋尖锐,俄罗斯的大打出手,把欧洲的中间派国家也打成对立面;而中俄关系,是面对美国压力背靠背的战略伙伴关系,尽管俄罗斯也会玩些借力中国恐吓欧美的小把戏,但中俄两国明白,从根本的战略利益而言,双方谁都离不开谁,必须互相支持,互相维护。

在大国关系中,中国目前最难处理的是与欧洲的关系。欧洲与中国有着深厚的经济利益,是中国在对美战略竞争中需要团结的第三方,尽管双方也经常矛盾不断,但矛盾性质并未上升到你死我活的斗争状态。然而乌克兰危机加剧了俄欧矛盾,将欧洲推向美国,使美国捆绑欧盟挤压俄罗斯的图谋一时得逞。面对俄罗斯,欧洲希望中国施压,影响俄罗斯撤军,希望中国的中立态度不致演变成一边倒。对中国而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在帮助俄罗斯的同时,根据《联合国宪章》与综合平衡的安全原则,主持公道,进而影响欧洲,不致使其与美国一道与中国为敌。这是一个外交上的高难度动作,比中国与乌克兰的关系还难处理。可以预期,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美国会借助“民主国家vs.威权国家”的旗帜,进一步深化美欧关系,并赋予德、法等国更多责任,以北约为框架,领导欧洲挤压俄罗斯,以此保证其印太地区的战略重心地位不被动摇。

客观而言,欧洲与中国都有借力对方的需求。尽最大可能不将欧洲推向尖锐对立状态,是中国面对乌克兰危机时的主要挑战之一。

加紧推进建构新的世界体系

俄乌冲突,瞬间撕下了自由主义世界以往宣示的温情外衣,各种制裁俄罗斯的手段,让世人看清了这个世界的本质。对于中国人而言,它至少有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我们曾极力追求并信奉的全球化时代,是否到了历史的拐点?必须承认,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参与的全球化进程是美欧主导的全球化,其实质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由于中国人的奋斗,我们从边缘逐渐走进中心,在全球产业链中也逐渐掌控了十分重要的环节。客观而言,中国是这一轮全球化的受益者。这也推动中国坚持维护联合国的基本原则,推动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而俄乌冲突让我们看到,现行国际秩序与经济贸易原则是以政治、军事等硬实力为前提的,它们都建立在暴力、权力的基础之上。一旦这种政治军事权力不再认可,则一切经济利益和维护经济利益的基本原则,都可能瞬间坍塌。对于欧美为主导的全球化,我们必须头脑清醒。

其次,俄乌冲突还警告我们,现有的经济社会结构与生产力布局必须进行重大的调整,必须加紧构建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经济格局,在关键的生产环节和技术环节做到自主可控。与此同时,对于中国这样14亿人口的大国,其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不可能局限在国土范围内完成。形成为中国现代化服务的世界范围的资源体系与市场体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目前,中国已经成为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正在扎扎实实地构建“一带一路”这一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与投资网络。面对乌克兰危机引发的世界变局,中国还应该在“一带一路”布局的基础上,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这一体系将更多把目光投向非洲、中东、东南亚、拉丁美洲,它将以“共同发展”为旗帜,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团结第三世界人民,构建一个不依赖欧美体系的新的世界体系。这一构想并不是主张与欧美体系脱钩,而是建设一个更具包容性且不受制于人的平行的世界体系。

在现有的美国、欧洲、俄罗斯等力量格局中,中国的选择十分逼仄,可依托的力量和资源比较有限。但一旦将眼光投向更加广大的第三世界,力量对比的格局会瞬间转变。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战略,指引中国在美苏争斗中走出了一条新路。今天,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意愿更强,自主意识更加抬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比上世纪大幅度提升。此刻,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重温第三世界战略,应该能为我们有效应对乌克兰变局、掌握战略主动、构建以我为主的新的世界体系提供重要思路。

— 2022年4月新刊目录  —

新刊将于4月1日正式发行

域外

欧亚地区秩序重构进程中的俄乌关系

王思羽

拥挤的太空呼唤新规则

胡凌

封面选题 自由还是贫乏:世纪初的中国青年

与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不同,当代中国青年生活在一个丰裕时代。这样的社会环境提供了多元的选择和机会,他们理应是自由且昂扬的一代——这当然是事实的一部分。然而,在这一群体中,也有人陷入精神困顿和贫乏,他们虽然相信国家正在崛起,却不相信自己的生活会越来越好。这样矛盾的一代青年必将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并且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还将进一步对世界秩序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

当丰裕一代遭遇资产社会——解读当代青年的社会心态

付宇、桂勇

代际认同与代内分化:当代中国青年的多样性

李春玲

中国千禧一代:驾驭数字时代社会经济的多元与差异

李成

颓败的“农二代”

董磊明、李建民

不必等待炬火——一个驻外青年工程师的工地文学

曹丰泽

政策

超越“强监管”——对平台经济治理政策的反思

黄益平、邓峰、沈艳、汪浩

始于2021年的平台经济“强监管”政策面临至少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方面,平台经济是个新生事物,治理政策完全是个空白,“强监管”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建立一套完整的平台经济的治理体系。但多部门同时出手,很容易造成“运动式”施政的结果,对平台经济造成较大打击。另一方面,平台经济具有许多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特性,这些特性既可以带来很多好处,也可能造成不少问题,“强监管”的目的是保留好处、解决问题。

数据治理的“不可能三角”

刘典

笔谈:北京冬奥会的新世界主义

   

从垄断支配转向共同发展——双奥十四年的世界体系之变

姚中秋

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是中国开始复兴、世界历史转折的开端,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这个转折期已基本结束,接下来的后奥运-后疫情时代,两个体系之间将展开激烈、长期的斗争。在冬奥会上开闭幕式上,中国殷切地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愿景。但是,这个美好前景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冬奥之喻: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线索

李小云

焦点

面对“类滞胀”——差序世界中的中国经济

曹远征

2022年面对“类滞胀”,全球各经济体开始调整在疫情期间使用的宏观经济政策,致使分化中的世界经济表现更加分化。从短期看,由于各经济体经济复苏不同步,面临的物价上涨压力不同时,出现了周期的错位,形成了政策的分野:美国趋紧,中国趋松,其他经济体虽在分化,但多数会趋紧。

治理现代化

容错机制落地难:地方政府的创新困境

李振、王浩瑜

当府际关系的弹性和灵活性降低、权责不对等的态势愈发明显,保护地方和基层政策创新积极性的容错机制便难以发挥作用了。即便中央屡次发文强调应当容忍基层政策创新中出现的“失败”,或试图使相应的容错机制制度化,但落实到地方层面时,总会变得“掷地无声”。

后发国家发展道路  

自主抑或依附:印尼发展道路的三重陷阱

孙云霄

学术评论

“停滞的中国”实现不了现代化?——魏特夫的中国之行及其东方社会思想的转变

江珮、张亮

重新认识西方

老龄化民粹主义:欧美的现实与中国的挑战

蒙克

既然是反抗现行精英,民粹主义的政治力量,不管左翼还是右翼,都无一例外地把自己标榜为来自体制外的新鲜力量。所有这些标签——无论是“新鲜”“极端”,还是“激进”,都往往让人想到积极进取的年轻人,而不是已经步入暮年、理应接受现状的老人。然而,在西方世界最近几次重大政治事件中,老年人却是民粹主义阵营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支持者。

代顿的重生:美国“锈带”城市的转型

李家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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