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歌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导读】2013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反“四风”为突破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把造福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坚决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实践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人们共同批判和希望消除的现象，但却往往反复滋生。如何理解这一问题？
本文从学术角度探讨了现代政治的普遍难题。作者围绕日本思想史家丸山真男对斯大林批判事件的分析，深入剖析了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及背后的权力异化问题。在丸山看来，对斯大林批判的核心问题在于教条主义危害，但教条主义可不仅仅是某一阵营的问题，而是现代政治异化的普遍问题。在官僚制的推进下，现代政治制度和思维逐渐实体化，被固化为（官僚）个人的私有权力，政治的腐化由此蔓延。丸山认为，现代政治无论何种体制，都是由权力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官僚主义或形式主义都源于权力的异化，而与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无关。那种乐观地认为一旦建立民主制度就能实现平等自由的观点，其实缺乏对权力特性的真正理解。这是为什么，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丸山，却清醒认识到自由主义理论的缺陷；也是为什么，丸山在20世纪50年代就预言，冷战将促进两大阵营在体制上更接近——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人能隔岸观火。而权力的异化与权力的复数多重性，也让现代社会的自由变得非常暧昧。因而丸山认为，迫切的问题在于重建政治思维，澄澈而冷静地捕捉那些政治过程中的动态性要素。
本文摘自《文化纵横》2019年第5期，原题为《现代政治权力的异化与政治思维的实体化——从丸山真男对斯大林批判的讨论谈起》，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丸山真男的方法论
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日本的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曾经指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日本的大学里不乏政治学教授，他们对西方政治学理论如数家珍，却没有培养起相应的政治思维；当他们遇到现实中的具体政治事件时，平时得心应手的理论并不能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于是只能依靠常识进行分析。因此，在复杂的现实状况面前，他们往往还不如报社政治部那些经验丰富的记者更能抓到问题的关键。在这样的观察中，有一个丸山真男一直在思考的基本问题，即如何使政治学作为一门经验学科向现实开放，但又不使其直观地自以为介入了现实——丸山正是在这样一个悖论关系中尝试着打造战后日本社会的政治思维。
丸山本人是西学背景的政治思想史家。他很早就意识到，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在日本是全盘从西方引进的。西方政治理论所针对的本土问题，到了日本就失掉了现实土壤；日本学者往往比西方学者显得更“理论”，那是因为这些被“连根拔起”的外来思想与日本社会的经验现实之间存在着微妙的隔绝；因而除了概念之外，学者们并没有多少可以用来讨论问题的思想方法。但是，丸山并没有因此陷入至今仍构成学界基本思维定式的日本（东方）/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之内，而是奠定了自己的工作方式：他“打碎”和重造了西方政治与社会理论提供的要素，追问那些在日本社会流行一时的理论范畴及其概念，以此打开新的理论想象空间。
丸山写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一书，是一本他自称为作为政治思想史家“余业”而写作的政治评论集。在今天看来，或许丸山真男对一些具体政治现象的分析未必都是准确的，但是他的贡献却不会因此而减色。正如该书以及其他未收入该书中的重要论文所显示的那样，丸山一向在“思想”与“行动”的关系中思考“现代政治”的含义。这使他的思考得以在历史状况中的政治思维层面延展。
在丸山真男集中写作政治学论文及评论的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斯大林批判这一震惊世界的事件。这个事件出现之后，同时引起了世界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强烈反应。丸山对这一政治事件的讨论方式，对我们今天思考官僚主义问题仍然很有启发意义。
▍斯大林批判与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困境
在进入丸山的论述之前，需要先关注一下当时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论述，这将为丸山的讨论提供有质量的参照系。
我们先看一下当时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发言。意大利共产党是在野党，走的是合法斗争的道路。陶里亚蒂不仅在党内对斯大林批判做出了反应，也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对意大利社会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在陶里亚蒂看来，苏共早在卫国战争时期就已经意识到了斯大林的问题，但是，由于当时苏联面对西方世界的严酷包围，苏维埃高层的布尔什维克没有去纠正这个问题。苏共显然认为，任何公开的自我批判，都有可能引发混乱并被敌人所利用。因此，陶里亚蒂说，在法律意义上，完全可以纠正斯大林的错误，而且事实上苏联的法律条文在这一点上是很完备的；但是法律归法律，这件事在事实层面却是不太可能的。
那么，苏共为什么不在斯大林去世后立刻推动对斯大林的批判，反而要拖到1956年？陶里亚蒂驳斥了一个很细致却很关键的看法：当时西方世界流行一种说法，斯大林批判显示了苏共内部存在着政治派系斗争。他指出，假如这个说法真的成立，那么对斯大林的否定应该在他去世之后立刻发生，因为那才是权力再分配的最佳时机；而事实上，从1953年到1956年，尽管存在着高层的分歧，但是它并没有导致苏共分裂。
在陶里亚蒂看来，真正应该讨论的，是为什么在卫国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国际局势已经缓和，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以及苏联独立地建成了现代化大工业，已经具备了进行权力结构内部调整的条件，这个调整却没有发生？
陶里亚蒂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斯大林执政后期，苏联产生了庞大的官僚体制，这种官僚体制不断发展与强化，没有得到及时的遏制。它不仅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政治基础，也是其社会基础。陶里亚蒂认为，苏联在斯大林执政后期的错误方针，与其奉行的错误思维方式也密切相关。这种思维方式认定，公开承认内在矛盾，会贬低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成功；因此在意识形态上，苏共强调所有的内在矛盾已经被克服。这种意识形态导致了空话与官话的盛行，也导致了把一切矛盾都视为阶级斗争的简单化做法。
不过，陶里亚蒂并没有因此认为斯大林批判之后苏联应该转向资本主义式的“自由民主制”，也不认为多党制才是解决苏联问题的关键所在。他认为西方一侧的民主制度并不具备让人民获得政治权利的条件，多党制还是一党制也不是决定性的差别。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包含了实现人民民主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官僚主义、权威主义的阻碍，使得这些可能性并没有得到实现。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参与了对斯大林批判的讨论。这两篇社论均由《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所以事实上直接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态度。
与陶里亚蒂相同，中国共产党也认为不能因为斯大林所犯错误而一笔抹掉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家的贡献。同时，也强调了共产党并不能避免犯错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还援引中共从建党开始经历的数次路线斗争的事实，说明共产主义的政党也要在错误中成长，因此斯大林“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
在中共看来，斯大林晚年的错误，就是集中被片面强调、民主形同虚设的结果。它导致了两个相互呼应的现象，一个是个人崇拜，一个是教条主义。就前者而言，中共并不同意苏共的说法，即个人崇拜完全是斯大林依靠个人的专制造成的。社论援引列宁关于“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的说法，指出造成个人崇拜的根源在于小生产者的思想残余。就后者而言，拥有延安整风经验的中共，指出了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之间的共谋关系：“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
《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社论写于苏共二十大闭幕后不久，此时波兰、匈牙利事件尚未发生，当时国际局势与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紧张关系尚未形成；第二篇社论发表于以斯大林批判为诱因的波匈事件基本结束之时，在这个历史时刻，刚刚批判了斯大林专制的苏联在对待这两个国家的态度上显示了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重蹈了斯大林错误的覆辙。因此，在第一篇社论的论述基础上，第二篇社论有了更明确的指向性，同时也因为事态发展的复杂化，使分析在具体化的同时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含量。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进一步论述了斯大林所犯错误的历史根源的基础上，对苏联干涉东欧国家内部事务的做法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同时，相比半年前的第一篇社论，在这篇社论里，有一些原则性的说法得到了进一步的解释。例如为了有效地遏制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专制政治，需要彻底贯彻群众路线。《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还进一步完善了关于纠正教条主义的论述，它与矛盾转化和实事求是的基本观点直接结合；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篇社论中没有出现的“修正主义”问题在这里得到了强调，这显然是对苏联的东欧政策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反对修正主义与反对教条主义是同时提出的。换言之，这篇社论强调的是，采取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并不能防止修正主义的产生；而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也不意味着容忍修正主义。
可以说，斯大林所犯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共产主义阵营中教条主义的蔓延，它不仅是个人崇拜的思想基础，更是照搬苏联经验导致其他国家革命失败的认识论原因。同时，官僚主义的强化，形式主义的盛行，都与教条主义被奉为圭臬直接相关。
在斯大林批判发生之后，陶里亚蒂提出的如何在苏联所处的国际国内局势中处理斯大林所犯错误的问题成为一个关键。这是一个分寸感极强的问题。如果走向极端，它可能成为单方面强调国际国内局势的严峻并以此为斯大林辩护的依据。陶里亚蒂出色地守住了这个分寸，《人民日报》社论更是在守住分寸的基础上深化了这个讨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两篇社论里需要处理比意大利共产党的讨论更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在当时严峻的冷战格局中，需要对抗来自西方一侧利用斯大林的错误直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但是与此同时，也需要仔细甄别内部迎合西方攻击的对抗势力与诚恳的建设性批评之间的差异。
在发表这两篇社论的翌年，毛泽东所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正是在复杂的政治张力关系中进行这种甄别的理论纲领。警惕革命阵营内部为了处理意见分歧而直观地以教条主义的僵化作风压制不同意见，甚至无限上纲，为此而对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区分，同时也要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相互转化的可能性。这是在斯大林批判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但其后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则反过来证明，即使由政治领袖在理论上进行了相应的论述，根除以教条主义为基础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仍然并非易事。陶里亚蒂所说的法律上（也可以说在制度和理论上）可以做到的事情，往往在现实操作中却很难做到——这一基本事实在政治运作的现实当中，并不仅仅是共产主义阵营曾经遇到的难题，而是普遍存在于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困境。
然而即使如此，无论是陶里亚蒂还是中共中央，都指出了同样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错误的政治方针与政策，往往植根于错误的认识。当教条主义的思维与权力结合的时候，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就将在各个层面重演。这个教训对于各级决策者以及处于决策层之外的权力执行者构成了极为严峻的考验，同时也对于学术研究特别是政治学领域的学者提出了难以用教条化的姿态回答的严肃课题。
▍意识形态的功能及其限度
斯大林批判发生之后，丸山真男写作了《斯大林批判的政治逻辑》，借助于这个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和限度进行了政治学分析。
丸山真男在政治理念上更倾向于自由主义。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从来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思考的敌对方。丸山在战后曾撰文批判日本某些社会势力打着自由主义旗号排挤社会主义者的做法，犀利地揭示了那种“保卫自由主义”的说法其实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原则。同时，作为政治思想史家，丸山一直在关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立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学意义，特别致力于理解和解释共产主义阵营的内在逻辑，并且力求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脉络中为其定位。
在40年代后期，丸山通过对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1893~1950，政治学者，英国工党理论家）的介绍介入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讨论。丸山特别强调拉斯基关于苏维埃原理作为价值崩溃的现代社会的“新的信仰”与基督教在诞生之后曾经承担的历史功能之间的比较，进而指出这二者的类似性不仅体现为它们各自的贡献，也体现为指导者的残忍性、教义的夸张等负面后果。
对于俄国革命在重建价值信仰方面的意义，特别是对于西方世界残酷围剿苏维埃的事实，丸山与拉斯基一样，也坚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而在肯定俄国革命暴力手段的别无选择时，他们也同样指出了这个选择的巨大代价与隐藏的危机。拉斯基早在40年代就看到了苏联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性，他指出：1924年以后，特别是1927年后，苏联共产党表现出显著的官僚化倾向。对于斯大林为首的执政者而言，政权是他们获取的既得权益；为了维持这个他们绝对不会放弃的权益，不仅苏联共产党的党内民主生活以及社会民主生活被牺牲，当时在德国、中国、西班牙等国存在的促使俄国革命迅速成功的那些革命要素，也被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所牺牲了。
在丸山诸多的政治评论与论文中，“政治权力”构成重要的讨论中心。但是他的讨论一直保持了两个基本特征：一、他并不是立足于冷战意识形态一侧来比较政治制度的得失问题，而是致力于讨论那些在不同社会制度中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共通性政治课题；二、他虽然总是结合具体的政治状况展开论述，但是自觉地把讨论限定在认识论层面。由于这两个基本的特征，使丸山的著述在时过境迁之后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写于1956年、修改于1957年的长文《斯大林批判的政治逻辑》，丸山正是借助于斯大林批判这个集合了各种复杂要素的政治事件，系统地整理和升华了此前的思考。
《斯大林批判的政治逻辑》有一个独特的开篇：“不同于圆与线的比较，在对人进行比较的时候，由于真理与利害相冲突，无论经过多久，也无法得到几何学那种确切的认识——托马斯·霍布斯发出这个慨叹已经是三百年前的事了。意味深长的是，霍布斯发出这一慨叹，正值17世纪英国革命所酿成的激情如火如荼之时。”
丸山一直把人性的变动不定作为政治学思考中最基本的维度。但在他看来，霍布斯时代的这个不言自明的政治学视野，随着科学主义在其后几个世纪的盛行，在现代政治学乃至社会科学中被迫退到了论述的边缘。概念与范畴的日益固定化和抽象化，使得那些鲜活的现实状况经过概念的过滤之后日渐变得静态化与扁平化。丸山的政治思维一直自觉地保持了对“人性变动”的密切关注，这种关注几乎贯穿了他一生政治论述的始终；同时，他又力求在变动着的对象中建立“可测性”分析环节，不至于落入不可知论的范畴。
在《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增补版附记中，丸山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在该书中为第二部分命名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学”。政治学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曾经盛极一时，但在50年代后期，政治学开始转向社会意识、行动调查或者政治过程论和交往理论等等，意识形态讨论似乎成为一个过时的话题。但是丸山认为，在日本的精神风土中，人们往往以实体性的二元对立思维对待政治意识形态，认为实践中的偏激与煽情是正常的，于是意识形态往往会成为未被思考过的既定前提或结论。丸山在对斯大林批判的讨论中试图推进的，并不是所谓旁观者的客观认识，而是对于意识形态的历史形成与现实经验之间关系的追问。这一追问的重要性在于，在政治过程中理解意识形态的历史意义，并正视政治理念对于政策的指导性，才能避免仅仅把革命理解为“打破现状”。
丸山推进了各国共产党理论家们提出的那个命题——错误的方针来源于错误的认识；他认为意大利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这种承认共产党也会犯错误的认识是健康的；不过，他进而指出，皈依正确的原则，未必能够保证行动的正确。丸山深刻地指出这种认识方式内含着坚信政治信条、坚信科学的原则可以彻底支配政治过程的所有环节——这正是其内在的问题。事实上，任何完美的原则都需要由人执行，而人却是动态的、个性化的；因此政治过程中所谓“目的的派生”（本来为了A目的而产生的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却演变为实现B、C……等目的的手段）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如果仅仅依靠原则性论述，很难处理这些构成政治过程主体的动态性要素，于是后者就往往被视为“特殊性”与“个别性”，划归经验范畴。在宏观的“客观形势”与具体的政治行动之间，政治人格的动态性以及组织化的过程构成了使二者发生连接的媒介，但是这一重要的政治环节在共产党理论家那里却往往被视为个别的战术问题，并未得到理论化的处理。因此，需要建立认识的“可测性”维度，在变动的状况中辨识那些可以切入理论分析的要素。
比如，丸山真男并不反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但是他不赞成在应用这一观点的时候把其固定化为“本质决定论”的思路。《人民日报》社论对于个人崇拜原因的解释——“千百万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是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就是这样一种解释方式。在丸山看来，这个解释显然并不充分：“那么，在小生产者为数众多、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特性蔓延的法兰西等国，最应该流行个人崇拜，可是在那里流行的反倒是个人主义；或者不如说，正因为流行个人主义，对于个人崇拜的心理抵抗才极为强烈。”因而，正确的视角并不能直接用来有效地分析问题，因为它仅仅提供了思考的原则，并不能取代思考过程。《斯大林批判的政治逻辑》的基本着眼点，就在于剖析本质决定论这一实体性思维方式。丸山充分评价了共产主义实践在现代资本主义包围中的严酷性以及意识形态在革命过程中的实质性价值，在此基础上他又尖锐地指出了政治实体化思维无限膨胀的危险性。
丸山指出这种实体化思维的要害在于它是一种“整体主义”的论述，其逻辑在于认为事物都具有先天的内在本质，在发展过程中不过是不断使本质显现出来而已。这种整体主义思维动辄以“敌我”两极区分事物，并仅仅满足于把上层建筑的问题“还原”为经济基础。丸山反复强调，这种整体主义的实体化思维并不是苏共特有的，欧美“敌对阵营”的意识形态也同样奉行这种思路。例如麦卡锡主义所显示的基本特征，就使得美国意识形态所强调的自由民主假象不攻自破：“对美国而言，比起共产主义的危险来，自己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惰性化与形骸化的危险程度更高；对俄国而言，比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带来恶劣影响的危险来，在社会主义体制的历史进步性上高枕无忧的危险更值得警惕。”
丸山追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教条主义不断受到批判，却不断在实践层面复制？他认为陶里亚蒂强调的官僚主义在制度上的异常膨胀问题，与《人民日报》社论强调的群众路线需要得到制度保障的问题，是进行这一追问的最好线索。具体而言，这就意味着在观察行政机构的动态操作过程中，辨析教条主义与组织机制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
▍变动的人性与政治学的可测性
丸山真男写于1957年的《政治权力的诸种问题》，正面处理了政治学所面对的变动着的人性（状况性）与政治学分析的可测性之间存在的悖论关系。
在写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40年代，丸山真男就以“自然与制作的对立”为基本视角致力于讨论前近代与近代社会的结构方式与价值观念的不同特征。在这个视野里，前近代所谓“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与价值体系均具有“直接性”的特点，它以确定的实体（人、团体）作为判断和操作的前提。近代以后的社会，由于人的高度流动带来人际关系领域的扩大化，同时国家机制也日益复杂化，导致社会关系乃至现实认知的“媒介化”——即通过规则、制度、传媒等中间项建立人们之间以及人与团体、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最能体现这个特征的是现代的“契约关系”。与实体化形态相对，契约并不具有实体性，它是一种“虚构”。法律程序、制度安排、政策条文，都具有这种非实体的虚构特征，它们不是确定的“实物”，而是随时可以调整的手段。但是丸山指出，现代官僚制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反过来将虚构的制度实体化了——原来作为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媒介项的制度，本来不是执行者的“私有物”，但是被固化为其个人的私有权力，于是手段变成了目的，现代的政治腐败由此而生。同时，本来仅仅是媒介、应该时刻处于调整状态的条文与制度，通过意识形态宣传被固定化为自足的存在物。丸山把这一思维方式称为“物神崇拜”。
丸山真男对于“实体化思维”基本上采取批判性态度，但是他并没有止步于把现代政治以及政治思维的惰性归咎于制度的实体化。丸山认识到，现代政治的弊端是无论何种体制都是由权力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但由于“物神崇拜”的惰性思维，致使人们对权力在各种状况下的形态缺少分析，这才是问题所在。
《政治权力的诸种问题》为了分析的方便区分了关于权力的实体概念与机能概念。区别于“实体性思维”，丸山认为实体概念在分析权力时有自己的特长：由于它透过政治过程的各种具体表象，把权力视为人类集团的所有物，这种视角便于观察到权力凝固为一定客观形态的必然性，便于把握权力被抽象、凝固的异化过程。但是实体概念的弱点在于它对权力的分析脱离了具体的政治过程，对于支配与服从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缺少认知能力，因此难以在人或集团的相互制约中讨论权力的现实功能。权力的机能概念（也称为权力的关系概念或函数概念），是把权力置于它发生作用的动态关系中加以分析的视角，它的长处是便于追寻权力的动态状况，处理实体概念无法面对的那些复杂问题，因此更具有讨论政治过程的能力。但是这种机能概念也容易忽视权力自我凝固与自我目的化倾向，从而转化为遮蔽现实权力状况的虚假意识形态。
传统政治学理论倾向于认为权力实体概念主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特征，关系概念则是西方民主社会政治理论的特征。但在丸山看来这二者在现实中很难截然分开。他多次强调，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在进行具体的政治分析时，多以权力的关系概念作为前提进行讨论。但是，这部分卓越的政治学成果，却往往被视为具体的战略战术，并没有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丸山认为，斯大林批判所体现出来的理论误区，正在于仅仅依靠实体思维讨论事物的“本质”，而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权力关系分析战术。换言之，以实体概念对于权力的偏差进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结合机能概念的理论视野，才能有效分析权力在不断异化过程中所带来的问题。
当然，官僚主义的不断被批判和不断再生产，并不仅仅是由于“错误的认识”所导致，它与权力本身的特性直接相关：如果不能获得更大的权力，则无法确保现有的权力。本来为了追求其他价值而产生的权力关系，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转向了自我目的化，也就是权力的异化。
官僚主义与它的表象教条主义或形式主义，其根源正在于权力的异化。丸山进一步指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这种权力的自我目的化与政治体制无关。换言之，在现代社会，任何一种体制都会产生权力关系的异化。特别是在大众社会兴起之后，权力的多重性构成了广泛的重叠关系，国家权力、政府权力仅仅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种，但日常性的权力关系却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比如演出公司的经纪人自己并无名气，却拥有操控他人名气的权力；对于一个人A而言，B对他拥有知识与信息的权力，C拥有财富的权力，D拥有受到尊敬的权力等，A就生活在这种价值多样化的权力关系之中。自由主义者乐观地认为只要建立了制度就能直接扩大人们的自由，实在是对权力的复数多重性缺少了解的典型错误认知。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丸山对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缺陷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纯粹依靠说服和共识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政治权力所倡导的说服和“政治共识”，总是带有神话色彩。在这种意识形态背后，利益的诱惑和对于抗拒行为的威胁构成了政治权力重要的统治手段。自由主义的神话把国家权力视为现代政治唯一的载体而将其“物神化”，即将国家权力确定为不可分解的抽象实体；而把其他的社会势力统统归结到市民社会这一“私人领域”，相信市场经济的交换关系可以消除权力统治的特性。于是政治问题就仅仅被归结为法制的健全与选举权的扩大。丸山提出的疑问是，假如民主政治可以解决权力的集中问题，为什么随着民主化在19世纪末以来的进展，资本垄断的寡头化也同样迅速形成呢？如果不能在生产关系中形成民主化格局，政治民主制度能够自然产生社会的平等与自由吗？
即使在对斯大林批判这一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事件进行讨论的时候，丸山也没有以“物神化”的思维将斯大林批判的政治逻辑固定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固有逻辑。他认为实体性思维同时存在于冷战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宣传中，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在50年代初期就预言冷战将促进两大阵营在体制上接近的丸山真男，敏锐地意识到在现代政治权力异化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人能够隔岸观火。
在思维方式上，丸山吸收了权力的实体概念之长，却摒弃了实体化思维之短。他以斯大林批判为媒介，尝试着建立面对现代大众社会政治难题的问题群，这些问题群都建立在关系研究的视野里。他认为若只关心社会诸价值的制度化分配形态，就会忽略社会中以不同的价值方向和强度为基础的潜在势力；这些尚未成形的潜在势力，会改变已有的权力格局；日常性非政治的权力关系，会以政策为媒介而政治化，这也正是何以不能把政治团体、经济团体、文化团体等固定化的区别方式应用于政治过程的原因所在。“在特定的政治状况中，甄别什么机构或集团最为根本性地左右着国家权力关系，这未必是件容易的事情；宪法主权的规定以及关于机构权限的条文，并不能给我们提供答案。平时隐形的最高权力，有时会在紧急事态（例如肃反、政变、内乱等等）突发之时犹如电光一闪般地亮出它的所在之处。”
与其说丸山在给他同时代的国际政治开药方，不如说他是在这个大众迅速转向福利而丧失政治兴趣的时代里努力建立政治思维。在纷纭的社会情绪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之下他写出的下面这句话，含蓄地道出了政治思维的伦理操守：“无论在任何时代，为了准确判断权力的实态，都必须具备澄澈的目光与冷静的勇气，只有这样，才能确认裸体的国王是裸体的。而无论是躲避‘政治事物’或反过来对政治事物亦步亦趋，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判断。”
本文摘自《文化纵横》2019年第5期，原题为《现代政治权力的异化与政治思维的实体化——从丸山真男对斯大林批判的讨论谈起》，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