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
帝国型塑于边疆，这是一个越来越为人所熟知的观点。而在帝国向所谓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边疆同样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因为处于不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相互交叠、相互影响的地带，边疆的现代演化呈现为各种跨界势力的吸纳、融合、排斥和重组。边界一方面被打破，一方面被重塑，边疆建构（frontier building）恰与我们熟知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和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相互缠绕，而历史的延续性和断裂性，就在边缘地带同时显现出来。近代中国的边疆建构历程，与中国应对现代化挑战、重新整合内部资源、内化外来资源、并最终重塑“中国”的过程联系紧密。
在现代中国边疆建设的讨论中，延边是个容易被忽视的地方：一方面，在19〜20世纪清帝国的四大内亚边疆中，延边所在的东北地区，其内地化过程看上去最为成功；另一方面，与朝鲜半岛隔图们江相邻、总面积略大于台湾的延边，又属于东北内部相对稳定的边陲地区。因此延边的“内化”或多或少地会被视作理所当然。但借由历史梳理可知，延边曾经爆发的矛盾和冲突（领土、民族和国际），其激烈和复杂程度并不亚于西部。因此，这种相对的“成功”和“稳定”背后，恰恰揭示出近代中国边疆建构和民族国家建设的某种独特经验。本文探讨的，并非延边地区如何成为（静态的）“中国”的一部分。相反，本文试图把“中国”看作一个在帝国和民族国家间动态演化的过程，并考察此过程是如何在延边发生和展开的。
延边作为多边边疆
20世纪初，“延边”一名尚不存在。图们江以北的广阔地域，因毗邻长白山，曾是清帝国封禁政策的核心地带。整个吉林治理以八旗制度为主导，延边地区属珲春协领，辖于宁古塔副都统。1860年，清廷被迫将乌苏里江以东弃于沙俄后，为强化地方防御，升珲春协领为副都统。1880年代起，这里被辟为禁放之地，清廷委任吴大澄负责宁古塔边务。汉人官员介入“龙兴之地”的管理，民政机构亦开始设置。1902年，清廷在此地建延吉厅。而后“延边”一词，一直作为非正式用语，泛指当时图们江边的延吉、和龙、汪清、珲春一带。直到抗战结束以后，“延边”作为正式行政区划名称才逐步固定。
有清一代，东北既是满洲的根本重地，又是抵御沙俄扩张的前沿，对内（汉人）对外（俄人）皆需防范。时至近代，俄国拓殖到图们江口，日本则通过朝鲜半岛打开通向东北的东线门户，清朝为固边守本，不得不驰禁招垦，鼓励汉人移驻，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生态随之剧变。延边地区地处中、日、朝、俄夹角，又有朝、满、汉、回杂处，实在是一个多边的边疆，也可谓是一个“跨体系社会”。今天的延边是朝鲜族自治州，因此谈到延边社会，学界多提“跨境民族”。这当然没有错，不过要理解这个跨境社会的形成，我们不能仅局限于中朝边境，因为本地社会的起源和展开，从来不只与中朝两国相关，而是带有极强的区域性和全球性。
1870年代，朝鲜咸镜道贫民开始大规模地越江垦荒，这时正值俄国吞并了整个乌苏里江以东的清朝领土。两者的同时发生并非偶然：沙俄在与英国的中亚大博弈中失利，转头向东，并利用清朝的内忧外患，得到东北欧亚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领土。俄国为了巩固帝国的新边疆，大规模征召朝鲜贫民垦殖。而此时朝鲜积弱，更是天灾人祸不绝，这亦促使贫民冒死越边。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就留在延边地区，成为最早一批农业居民。甲午以后，日本加速殖民朝鲜，更挑起日俄大战，日本独吞半岛，觊觎满蒙。以上构成20世纪朝鲜人移民东北（特别是延边地区）的最大推力。吞并韩国后，日本殖民势力和资本势力联手，将朝鲜半岛打造成帝国农业基地，移来大批日本农民。失地的朝鲜农民只好移往满洲，渐次填补日本帝国的下一个边疆。
帝国主义的地缘争夺，以及资本主义的侵入，使得清廷再也无法维持“龙兴之地”的骑射之风。东北作为满人的故乡，越来越只存在于神话和想象当中。其实满洲特质的衰落，早在严行封禁时就已经开始了。八旗主力久居中原，几乎无人愿迁居关外、戍守苦寒边地。宁古塔、珲春地方旗人，屯垦日久，也逐渐农业化，原有旗地亦大量地流于民人之手。至于汉人偷越柳条边，或淘金伐木、违禁开荒，或偷猎采参、啸聚山林，更是晚清东北治理的一大难题。19世纪后期，珲春辖区大半开放。肥沃的土地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很快让珲春成为一个跨境农业、商业中心。图们江北的米谷收成是朝鲜北部重要的食品来源；珲春城亦成为区域商业重镇，是人口一度仅次于吉林城的吉林第二大市镇。这反过来也更加刺激了地缘政治和资本的争夺。在某种意义上，延边是清代东北逐渐“去满洲化”、被强行纳入新帝国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缩影。
因此延边早期历史，一开始就带有多边竞争、帝国消涨的复杂主题。当然，这一性质并非延边地区所独有，所应注意的是，这个多边边疆如何消化这些主题，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定义人民、土地、国家，进而扩展了“中国”这一概念。
断裂与延续：从“垦民”到朝鲜族
近代中国的相关历史叙述多在强调历史的断裂。但假使只看到断裂，其实就是拿“中国”这一极具韧性的发展过程，去适应“现代化”这一短时性的、目的性极强的框架。这样一来，古与今，旧与新，内与外，往往互为反证、难以通约。倘若把这套叙事主线施之于边缘地区、少数族群，则更易把原本作为历史概念的断裂施之于现实；把时间的区隔（前现代/现代）变成空间的区隔（中原/边疆）。而如果从边疆出发看中国，也许可以发现断裂之外的另一面。
近代国族叙事，本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历史进行倒推的理解。因此会有学者把东北朝鲜“族”的历史，上溯至皇太极掳掠的朝鲜兵民。但这种人口流动和近代民族建构的机理完全不同。“朝鲜”成为“族”，产生于东北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朝鲜族是现代中国民族体系中形成较晚的族群，是在百万人口以上民族中，最晚才在中国境内形成“小聚居”的，其确立为一族的过程也颇为曲折。
1880年代初，负责珲春放禁的清朝官员发现，图们江北岸有数千朝鲜边民越垦，已开荒地2000垧。按照清朝法律和惯例，一旦发现越境边民，应立即刷还、严惩。但迫于垦民人数众多，况且俄罗斯的威胁近在眼前，吴大澄与吉林将军铭安上奏，建议将这些越垦贫民就地安置。鉴于这一创新性举措与严禁越界的律例不符，封疆大吏们必须拿出超越律例的政治原则，将其合理化。在奏折中他们强调，朝鲜本是清朝藩服，朝民亦天朝赤子，而“既种中原之地，即为中原之民”。也就是说，在现代国籍概念尚不存在的时候，边界并不成为区分彼此的绝对条件，“天下”概念和“宗藩”政治原则，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超越地理区隔。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话语表述中，延边地区（甚至可以说整个东北），都可被比拟为“中原”，那么不但清朝与藩属的界限可以跨越，帝国腹地与边疆的界限，也顿时消失。
但朝鲜毕竟不是清朝直接管辖的地域，朝鲜无论怎样“如同内服”，毕竟不是大清抚舆。吴大澄等人并非完全取消彼我界限，他们提出，要给定期限，让朝民“易我冠服、遵我政教”，即以剃发易服和文化制度，来重新建立内外区隔。只不过这些可以从缓，“姑照云贵苗人，暂从各便”，即把清帝国处理西南边疆定居苗民的模式，用来处理东北边疆移居垦民的问题，既提出长远目标，也承认并允许当前的差异。
宗藩话语所提供的合法性，不但为清朝官员所用，也同样为早期朝鲜垦民所用。他们虽然辩解说，自己跨越的界限（豆满江，即图们江）并非两国边界，江北一带乃朝鲜的闲荒之地（由此引发出长达数十年的领土争端），但仍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儒家政治理念，恳请“天朝”开恩，准许他们定居于此。此后，围绕朝鲜垦民身份的博弈，大致沿着是剃发易服还是保持朝鲜人心理、社会、文化习俗的方向展开。在此过程中，垦民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某种默契，即垦民以家长一人剃发而编入清朝民籍、换取土地权益，地方官员则默许其他人保留原有习俗。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清末民初，此时延边地区的朝鲜人增加到近30万。
日本吞并朝鲜后，以现代国籍法原则，强行认定海外朝鲜人为日本国民，并借由延边的外交、金融等机构渗透吉林，蚕食主权。“国籍”成为东北地方官员和延边朝鲜移民迫切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近代中国的国籍条例，最初是为规范海外汉人移民的管辖权，但延边地区则是一个特例，其主要问题是确定对“外国人”入籍中国的管理。为此东北地方当局在中央政府规定的原则下，灵活变通，一面强化对垦民入籍的要求，并简化手续、鼓励入籍，一面采取各种手段阻止未入籍的朝鲜人拥有土地。
此时的延边地区，新移民大量涌入，其中不少人有着相对鲜明的反日独立意识。延边不但成为最大的海外朝鲜人聚居区，而且是反日独立运动的最大基地。由于朝鲜作为国家已然不存，一批移民出于生存需要或反日目的，主动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但这种情况并不是主流，多数普通朝鲜移民的生存策略，是寄寓于中日争夺之间，在国籍问题上保持模糊性。于是在19世纪的“入籍”（户籍）和20世纪的“入籍”（国籍）之间，延边地区朝鲜人仍然保持其最基本的身份认同，即作为朝鲜人的“族籍”。这也反映在民国东北地方官员编纂的方志中，在1920年代的《珲春县志》里，“垦民”与“汉族”、“满族”、“回族”及 “侨民”（侨居本地的日俄人）并列，出现在“民族”一项统计中。此时虽无“朝鲜族”的称谓，但“垦民”就是指朝鲜移民（包括归化入籍者和未入籍者），其位置介乎“（我）族”与“（外）侨”之间。中国共产党，在1928年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则已将“满洲之高丽人”看作“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这可被视作中共处置东北朝鲜人思路的起点。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并扶植起满洲国，东北朝鲜人国籍问题暂时搁置。但在整个日占期间，有不少朝鲜人参加到东北及全国地区的抗日运动中，甚至在东北的抗日武装里，朝鲜人占了大多数。朝鲜的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指示下，也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中共满洲省委管辖。从全国范围看，此时满洲虽然被日本控制，但东北作为中国一部分的观念，在全体国人中大大地强化。直至日本投降、东北及朝鲜光复，朝鲜人的国籍问题才再次成为焦点。与国民党总体视东北朝鲜人为寓居的“侨民”不同，共产党允许他们自由选择国籍和去留，留在中国的即为境内民族，享有土地权益。大部分延边朝鲜人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二、三代，家园和故国之间有了较为明确的区分。超过百万的朝鲜人最终选择留在东北，并和汉族农民一样，在之后的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中，成为中国革命最有力的支持者。东北解放以后，关于延边地区的民族自治方式曾有不同意见，在延边长大、参加抗战的朝鲜族革命家朱德海力排众议，确定实施区域自治制度。1952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成立（后改为自治州），成为中国最早的民族自治区域之一。
朝鲜人从“亦天朝赤子”，到“（入籍）外国人”，再到“朝鲜族”，是特定历史情境下博弈、选择的结果。“朝鲜族”的形成既包含前近代天下观念的遗留，又是近代殖民与反殖民斗争的产物，更体现农民阶级对家园的认同和对土地权利的追求，并不单纯是由上层精英们的国族想象衍生而来。反而是“中国朝鲜族”概念的自我确立，使得作为现代建构的“中华民族”，有了更丰富具体的含义。
矛盾与统一：从“存储地”到现代主权
人的归属感往往与土地密不可分，土地权益在从“垦民”到“朝鲜族”的转变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延边从一块皇家禁地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疆域，也反映出领土和国家观念的近代重构。
1880年代初，在朝鲜边民越垦、铭安和吴大澄等人力主吉林开禁的同时，光绪皇帝还在一处朱批中强调，吉林为旗人的根本重地，应最重骑射，次重放牧，而农业为最末。理由是放禁会导致奸民聚集，并令本地淳朴风尚渐失。此时的东北，至少在皇族心中，仍被看作一块蕴藏帝国气运的“储存地”。但在资本主义强势冲击下，实质空虚的“龙兴之地”已无法被继续雪藏。封禁数百年之后的开放和开发，很快导致所有权的纠纷。吴大澄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据理争回俄罗斯侵占的图们江口黑顶子地区，但与此同时，图们江作为中韩边界，先是被越垦的朝鲜贫民质疑，进而遭到刚刚进入条约体系的朝鲜政府否认。清廷与朝鲜的划界谈判，仍然恪守宗藩原则，但最终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甲午战争以后，东亚天下秩序彻底解体，日本利用中朝领土争议，挑起“间岛”争端，并欲以现代主权观念，否定东北的中国属性。
在延边地区的现代主权化过程中，晚清的满汉大臣、反清革命党人以及北洋政治集团这几个传统近代史叙事中既重要又泾渭分明的群体，其努力方向却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从边疆区域出发，促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思、调整以往以孙中山革命为中心、聚焦于中原的叙述主线。
延边地区和东北从“根本重地”的“祛魅”，首先表现在对俄罗斯扩张的反应。1870年代，在盛京将军崇实的倡导下，清廷的东北治理开始向旗民双重管理体制转型。铭安、希元、长顺等几任吉林将军，以及吴大澄等边务大臣，都力主移民实边，并重整军备、创设民政、开办厂矿、建立学校，使得吉林这一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边缘地带，开始与内地的自强改革声息相通。最初来到东疆的汉人官吏，多为李鸿章淮系及北洋系阁僚，这些人很多有处理朝鲜问题的经历，对东疆的认识和了解相对深刻。及至1907年东北设省，徐世昌成为首任东三省总督，唐绍仪、朱家宝、程德全署理奉天、吉林、黑龙江政务。在其任内，徐世昌将他力主的新政改革施于东北，大力整顿边务。北洋系人物继承前清政治版图，不但持续完善官僚体系，且在主权问题上态度鲜明。
自此直至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政大权，大体掌握在北洋系人物手中，这在客观上使得东北政务相对稳定、主权建设相对延续。辛亥革命、清帝逊位、民国肇始等划时代事件，对东北政局的冲击并不算大，对于延边的影响更小。清末到民初延吉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浙江人陶彬，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署延吉厅同知，长期主政该地（中间仅短期外调），至民国十七年（1928）在延吉道尹任上病逝。他一面尽力防阻日本侵蚀，一面大力兴学抚民，在20世纪早期延边地区的主权建设方面贡献卓著。
而谈到对日本蚕食延边的抵抗，更要提及吴禄贞、宋教仁等革命党人的业绩。与孙中山、黄兴等在边疆问题上表现的暧昧态度不同，吴、宋这两位留学日本的革命家，对日帝的蚕食意图早有洞察，对延边的经济、战略重要性认识独到，在捍卫东疆主权上坚决作为。吴禄贞潜伏新军内，深获徐世昌信任，受命出任清廷之延吉边务帮办，与日本殖民机构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并通过实地踏查，撰写《延吉边务报告》，力证图们江北为中国领土。宋教仁则利用日本搜集的大量历史地理资料，以国际法为理论武器，撰写《间岛问题》，化名交予清政府，以利外交。两人在从事反清革命的同时，并不视满洲外在于中国。一从地方实践、一从外交话语，对延边现代主权的确立起到巨大作用。延边在他们眼中不仅是满人故土，还是中国在整个东亚地缘竞争框架下的战略要冲。
通过上述人物的实践，延边地区完成了从“龙兴之地”到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之地的“再领土化”（re-territorialization）转变。而这一事例，其实是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变化的一个具体个案。其过程从晚清一直持续到九一八事变前，其中不同的政治集团虽然对“中国”抱有大相径庭的认知和愿景，冲突不可谓不激烈，但于东北边疆治理上却形成相当的统一性。当然，这种统一步调的出现有其偶然，在其他内亚边疆也是少见的。
从延边看现代东亚
延边地区是现代中国的发生地之一。而作为多边边疆，对它的经营和构想，也涉及日本的帝国构建和朝鲜的民族构建。实际上，在延边展开的近代历史不仅是中国历史中的一章，更体现东亚世界的相互纠结、影响和重构，我们看到“中国”在这一边疆地区展开的同时，也看到近代日本和朝鲜在此地的展开。三者相辅相成。
日本对延边的重视，始于日俄战争。在日本的地缘构想中，延边不仅是遏制俄国的战略要地，也是连接朝鲜半岛和满蒙的必经之途。而且，由于图们江直通日本海，为日本通向东北的捷径，打过图们江流域，就可构筑日本所梦想的连通日、韩、满、蒙的东亚经济、交通、资源网络。因此，在日本军方和亚细亚主义者眼中，延边地区直接关系到帝国的大陆命运。
自20世纪初开始，日本即开始了对延边（“间岛”）地区的考察，对这里的地理、历史、物产、气候、交通、风俗等无不详细调查。日后著名的汉学家、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内藤虎次郎（湖南），即是从接受日本外部委托调查边界争议开始，正式转型走上学术道路。内藤在最终提交给日本外部的《间岛问题之私见》中，对延边主权避而不谈，只强调此地地势与经济、铁路等方面的关联性，认为若该地属于韩国，则比属于中国更为便利。他还建议，如果和中国政府谈判，可以承认中国主权，来换取日本在满洲的经营特权，并把延边地区建成日本人和朝鲜人的经济和司法特区。他的意见极具代表性。以帝国角度视之，主权乃虚名，路矿为实利。日本此后对延边的经营，大致按照这一模式。延边被看成是朝鲜殖民地向满洲的自然延伸，所以日本在机构设置、人员调配、经济整合各方面，皆由朝鲜总督府和外务省共同担当，是以外交之名行殖民之实。这点与日本在东北其他各处的殖民，多借南满铁路和关东军实施的模式很不相同。
“满洲国”时期，日本提出“五族协和”的建国论述（五族指满、日、汉、蒙、朝）。延边自然成为实践这一“王道乐土”思想的重要场域，是帝国合法性的关键一环。“满洲国”在延边设间岛省，历任省长除首任蔡运升为满人，其余皆为日人（5名）或韩人（2名），显示延边在殖民版图中占据的特殊地位。
近代以来，不少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者以长白山和满洲唤起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长白山这个迟至18世纪后半叶才被朝鲜英祖确定为王室祖宗圣山的地标，亦在殖民压迫的外力作用下，转化为寄托全体朝鲜人精神的地理符号。在重写民族史的努力中，申采浩等启蒙史家，为突出朝鲜“民族”的主体性，刻意强化古朝鲜-扶余-高句丽-渤海谱系，甚至把神话中的檀君塑造为民族始祖，一方面抛弃朝鲜传统的儒家史观，一方面呼应中日两国类似的神化国史的努力，更重要的则是以历史建构来反抗现实压迫。满洲于是成为象征着朝鲜“民族”进取性、抗争性的精神家园。在申采浩看来，民族的未来取决于满洲，朝鲜之新民，亦必先从海外韩人群体中产生。
联系20世纪前期延边朝鲜人群体中的民族主义教育和抗争运动，这一预测并非虚言。朝鲜人学校最先在延边蓬勃兴起，之后扩散到东北所有朝鲜人社区中，培养了大批反日独立人士。他们很多人后来走上武装抗日道路，成为整个东北抗日力量中重要的一支。其中金日成和他的抗联部下们，更是战后创建和维系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延边及东北是现代朝鲜国家的策源地之一，并不夸张。
围绕延边的土地与人民的多边历史演进，展现了中国及整个东亚现代转变的多重主题。晚期帝制与近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反抗性民族主义彼此叠加；多元的族群建构和一体的国族想象相互作用，构成一幅复杂、互动的边疆–国家图景。
历史学家杜赞奇在《主权与真确性》一书中，将“满洲国”视为日本以亚洲思想资源展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试验场。循着这个思路，我们或许可以说，19〜20世纪在图们江流域所展开的现代中国/日韩的国家与民族构建，是一个来源更为庞杂、结果更为多元的实验。
当然，所谓的实验，实际是思想和实践的交织，是一种在不断的压迫和反抗、冲突和妥协中求解现实问题的过程。在多重的矛盾斗争中，延边一面继承了东亚传统的边疆治理和宗藩政治模式，一面又和20世纪反帝、反殖革命的主潮高度契合，使这一边疆地区不但与中国整体近代命运相通，而且映射出“中国”如何在与区域的互动中，重新定义自身。在这个意义上，延边为理解中国的民族、疆域和东亚国家间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作者单位：美国瓦萨学院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