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炳辉 |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导读］2019年，中央出台《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标志着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然而，目前流行声音中明显具有“重视三角、忽视长江”“重视区域、忽视全局”“重视经济、忽视政治”“重视一体化、忽视国际化”等倾向，这与中央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的整体布局和战略背景有所隔膜。
本文认为，长三角一体化是新时代中国探索大国发展和治理的枢纽，是一种联动全局的新时代“天下之中”，其真正的主体是“中国”。长三角一体化既需要区域视角，也需要国家视角，更需要全球视角。在中国近千年历史发展中，长三角一直承载着联结东西南北的功能；在近代又肩负着沟通国内国外的使命；进入新时代，其在中国“一带一路”大格局中的“天下之中”地理枢纽地位将日益凸显。长三角一体化的真正主体是国家，而非区域内部任何一个具体行政单元。长三角一体化的目标是整合国内和联通国际，一体化是手段不是目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当代基础最关键是党的领导和组织保障，而非简单的江南文化基因传承与重新问题。
本文选自《长三角文化与区域一体化：2019年“长三角文化论坛”论文集》，由作者授权首发，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长三角三省一市聚集了全国1/6的人口和1/4的经济总量，未来极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城市群，其与美国城市群及欧洲城市群的发展路径显然不同。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相关讨论迅速升温，但目前流行声音中明显具有“重视三角、忽视长江”“重视区域、忽视全局”“重视经济、忽视政治”“重视一体化、忽视国际化”等倾向，这与中央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的整体布局和战略背景有所隔膜。因此，有必要认真回溯几个基本问题，即谁的一体化，为何一体化，一体化的地理文化基础以及在当代的新含义。只有廓清了这些重大而基础的问题，围绕长三角一体化的讨论才不会沉溺于细枝末节而迷失方向。
2018年11月5日，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为了更好发挥上海等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决定，……三是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此后，长三角一体化正式提速。
2019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会议指出，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全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大的区域带动和示范作用，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随后，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一市纷纷出台具体措施落实长三角一体化规划纲要。
笔者之所以开篇就不厌其烦地大段引用中央有关长三角一体化的权威表述，是因为流行的讨论往往脱离整体语境和宏观背景，回顾相关文献有利于清理脉络。
▍隐藏的主角：谁的一体化？
提出谁的一体化，似乎显得有些突兀和外行，尤其是对于明确有“长三角一体化”概念的议题来说。但目前各种流行的讨论中，党政机关主要聚焦在三省一市内部的交通设施、科技创新、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议题上；学术界往往侧重文化传统、江南区域史研究、“江南道路”等主题。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重视三角、忽视长江”“重视区域、忽视全局”的倾向。“长三角一体化”在总书记的演讲中完整的表述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忽视了“长江”，又何来“三角洲”呢？
长江是理解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甚至是一把关键的钥匙。中国自秦汉以来，历史发展演进的动力长期以“南北问题”为线索。长城以南农耕汉族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漫长互动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三条划分南北的界线。首先最主要的是阴山和长城为代表的农耕与游牧文明的南北分界；其次是秦岭-淮河一线的汉族内部的南北分界；以及南岭为代表的区域性文化分界。随着清朝将东北、西北和西南诸少数民族板块深度融入中华大家庭后，“南北问题”的重要性日渐削弱；而随着“西力东渐”与世界贸易体系的不断深化，“东西问题”日渐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主轴。
当代中国的“东西问题”有两重含义：一则是中国与西方的国际关系问题，一则是中国国内的东中西部区域关系问题，两重含义上的“东西问题”皆与长江密切相关。首先，长江在中国和西方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鸦片战争后中西贸易交往的核心枢纽在上海，而之所以是上海的原因就在于其是长江的入海口，从上海可溯流而上影响覆盖长江下游三角洲和长江中游广阔腹地，而这条“长江经济带”自唐宋之后千年里就是国家的人口财赋重地。其次，长江在中国区域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的东中西部三大板块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长江问题”，因为只有长江沿线存在一个明显的“东中西”三大区域划分，而黄河流域并没有这样一种明显的区分。试问地处黄河中下游的河南省和山东省之间会有东部和中部的差别感吗？显然不会，二省往往都同以北方人自居。
长江既区分着南部中国，也紧密联系着中国，这种联系不仅仅是东西，还连通着南北。长江水运沟通东西的功能早已为世人熟知，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篇“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是其优美写照。而长江沟通中国南北的重要意义往往为人忽视，近代海运兴起之前上千年时间里，长江中游和下游依托汉江、京杭大运河和江西水路，沟通着自北京至广州的广袤中国版图。清代晋商的“万里茶路”及其国际贸易版图更是将其功效演绎得淋漓尽致。
通过以上简要回顾，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长江之于近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其既沟通中国与外部世界，又连接中国国内的东中西部地区。无论过去的“南北”，还是当代的“东西”，长三角在唐宋以来均在中国的大国统一和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理解长三角一体化，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这种历史趋势和发展脉络，而避免陷入狭隘的地方主义窠臼。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至少包含四个层次上的战略意义，首先是最狭义的“三角洲内部”的一体化问题；其二是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的一体化发展；其三是联结中国五大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其四是国际化层面的沟通中国与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体化。习近平总书记特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举动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全球化和国际化大视野，而且在谈到长三角一体化时特别指出要“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也是一种大国治国理政的宏大空间布局。
失去了这些宏观视野，只就具体问题谈技术性解决方案，则往往盲人摸象引喻失义。长三角一体化是新时代中国探索大国发展和治理的枢纽，是一种联动全局的新时代“天下之中”，其真正的主体是“中国”，三省一市都只是具体执行者和空间载体而已，不是问题的实质和核心。
▍百年的探索：为何一体化？
有学者指出，“开埠通商、工业化和持续的战乱，是促成其变化的最根本力量，也是深刻影响近代江南全局及其历史走向的‘大事因缘’。”那么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的“大事因缘”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的国内市场整合与国际市场整合，政策的话语表述是“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
带动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增长是目前长三角的最突出使命和任务。而且这种增长还必须是“高质量”的且具有示范引领意义的，其实现方法是“区域一体化”。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何经济增长与区域一体化密切相关？过去的“村村点火、镇镇冒烟”的乡村工业、浙江的县域经济、苏南的工业园区、近年的特色小镇等产业发展经验又该如何看待和理解？
理解这种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则无疑需要回望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历程演变。现代经济增长依赖土地、资本、劳动、管理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而随着产业发展和资本积累的过程，这种整合的规模和力度一定是不断加深的，即“经济治理单元上升”。其空间体现就是城市群聚集且规模不断扩张，目前全国已逐渐形成了五大城市群。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道路，显然迅速掠过了费孝通先生所期待的“小城镇战略”，而一跃迈入了“城市群为王”的时代。
五大城市群的宏观比较中，长三角城市群具有特殊优势。成渝城市群经济体量偏小又地处内陆深处；长江中游城市群联系国内位置适宜，但在连接世界上区位受限，且经济体量也不够大；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经济体量均略小一点，也都面临着位置不处于五大城市群连接中心的困境；唯有长三角在连接其他城市群的距离上刚好居中，且占据对外开放的有利区位，土地面积、经济总量、人口、科技、社会安定等因素综合而言居于较为优越的位置。
因而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布局谋篇，长三角无论是从对内还是对外的角度，都承担着特殊的使命和功能。如果不能始终在全局视野下思考长三角问题，则会带来诸多负面问题。清末至民国，长三角虽然也是开放重地，但其被深深地整合入西方列强的全球经济体系，成为榨取中国资源的伤口，而无法承担整合国内其他区域的重任，尤其是华北黄泛区，终致华北地区逐渐成为社会动荡的温床，国家积贫积弱。美国最近几十年发展中，东西海岸城市群与五大湖城市群渐行渐远，终致国家内部撕裂动荡不安，深层次也是国家内部区域发展缺乏有效整合的表现。
长三角内部的三省一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有长短，亟待整合。上海以其现代金融、科技、高端制造、独特区位等特色见长，但苦于地狭人稠、成本高昂、形格势禁的不足；江苏以其深厚文化、充裕土地、工业基础、人口等优势见长，但囿于缺乏良港、民资不强、省内区域差距等短板；浙江以其民间资本、创新精神、电子商务、生态环境、服务意识等品质见长，但受制地处一隅、辐射受限、科技薄弱等软肋；安徽以其深厚历史、丰富资源、广阔腹地、人文荟萃等禀赋见长，但也困于远离开放中心、农业大省等肘制。
自元代以来，中国行政区划的原则从“山川形便”转为“犬牙相入”，以防止地方势力做大形成割据之势。这种思路主要是军事政治考量，其至今依然有现实意义。但麻烦之处在于，其也必然与现代经济发展形成一定冲突和张力。如上海与浙江之间围绕大小洋山港的曲折合作过程，正是这种张力的小小体现。上海有辐射整个长三角的地利之便，但却苦于没有好的天然深水港；浙江的情况则刚好相反。最终还是中央出面协调，将彼此利益做了均衡。上世纪五十年代，浙江以太湖南部水域从江苏手中换取嵊泗列岛，此后两省各自专注于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近年来长三角各地在发展规划上，一窝蜂地试图搞现代金融、汽车制造等产业，其实大部分地方并不具备此类产业的基础条件。像此类纯经济发展要素的整合问题，完全可以中央出面打破地方局部利益考量，统筹运作。
所谓“高质量”的发展，显然是针对过去的资源浪费等粗放型发展模式而言，那种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即以“低小散”为特征的乡村小工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集约型发展，既与产业结构本身有关，也需要科技创新升级的不断推动，这也是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G60科创走廊”日渐引人注目的原因。
高质量的发展，必然要求高开放。因为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科技含量高和生态环境友好，这势必导致中国劳动力的进一步供应过剩，而解决之道必须依赖“一带一路”扩展广阔的国际市场，如此才有可能在提高效能的背景下又增加就业机会，两者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长三角注定是一个面向世界的长三角，而绝不是一个仅仅面向内部三省一市的长三角。“一带一路”建设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中国外交秉持“结伴不结盟”原则，这些都是中国的全球化发展道路，指引着长三角一体化的国际化方向和特色。
▍复兴地理学：新时代的呼唤
长三角一体化仅仅有了高层决策的“天时”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地利”和“人和”。
传统历史时期长三角沟通东西南北的地利之便上文已经概括，而称之为新时代的“天下之中”是否有些过誉了呢？如果仅仅以中国一国之版图观之，则长三角无疑“偏东”了一些；但如果以“一带一路”之国际大格局观之，则长三角显然“居中”。如果说河南是传统时期中国版图内的“中原”，长三角则是世界大棋局中的中国的“新中原”，其将承担的历史使命与地位将是空前的。长江是中国近当代的关键，长三角是关键中的关键，长三角是撬动长江的支点，也是撬动中国的支点。
古人有云“得中原者得天下”，其实不确，历来鲜有以中原为基地而征服天下者；相反，倒是“得天下者方能控中原”。因为“中原”往往是土地、人口、财赋重地，但军事上却易攻难守，只有从四周设防才能守住中原，故往往是实力超群者最后掌握中原，中原又为其提供稳定的支撑。当代长三角正是此种“新中原”的形势。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曾一度想侵占浙江舟山，但当时清政府已经意识到舟山群岛是东海门户，比邻长三角腹地，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非同一般，始终拒绝英方此意，加之舟山本地居民持续的抵抗和气候不适等诸多因素，英国最终退而求其次占据香港。这一历史插曲的回顾，也是再次印证长三角在中国的世界格局谋划中的突出意义。试想，如果当日英国占据的是舟山群岛，今日舟山动荡不安，整个长三角的格局和国家的格局，恐将都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国五大城市群连成线，就像一把弓与箭，长江就是那支箭，长三角则是箭头，这支箭头势必瞄向的是广阔的世界。
相对传统中国对内陆地缘政治规律的深刻把握，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亟待建立一种更大视野的“复兴地理学”。“复兴地理学”的提出，受唐晓峰教授“革命地理学”之启发，地理的自然属性往往长期稳定，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人文社会指向却可以大有不同。不同于以往中国历史上的地缘政治偏重于汉族聚居区和陆地，复兴地理学需要更广阔的世界视野和海陆综合性；不同于西方地缘政治偏好制衡与分化，中国的复兴地理学需要更多整合和融通。
一体化的前提基础是交通联络的畅通便捷，而具体到三省一市内部的地理空间格局上，虽然有些山河湖泊阻隔，但随着中国高铁建设的不断深入，这一问题显然会很快解决。曾经随着京杭大运河一起衰落的苏北相关城市，在清末修建津浦铁路的过程中，又因徐州以南线路改走安徽蚌埠等地入南京，而致苏北此后数十年几乎“手无寸铁”，长期陷入江苏省内发展洼地的尴尬局面。但随着高铁“八纵八横”的沿海通道逐渐铺开，这一局面的彻底扭转不再遥远。以高铁为代表的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极大的弱化了山川湖泊对中国人空间流动的限制。这是一体化最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保障，也是新时代的“地利”。
而对于一体化的文化基因溯源上，学界往往容易上接“江南文化”的根源，对于江南文化的基因密码自然有多种解释，但大体都会倾向于其具有崇文、温和、开放、重商等优秀品质。甚至有学者认为是上接先秦文化、中原文化之后的中国文明“第三高地”。这些解释和文化溯源自然有一定道理和学术意义，甚至也是当代发展中有益的底蕴，但对于理解当代长三角一体化依然显得有些隔靴搔痒。正如理解历史上长三角兴衰沉浮必须结合京杭大运河等水路变迁，而当代理解交通的要害就必须是高铁网络，时移世易也。江南文化对历史时期的区域一体化肯定有影响，但对经过近代百余年的风云激荡的长三角而言，仅仅解析江南文化显然不足以理解当下。“寻根江南”的不足之处至少有三，一则时间远隔，二则格局狭促，三则忽视政治。
今日长三角一体化有其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但却是党的领导下的重大政治战略举措。其若能取得突破，不在于市场“有想法”，而在于党“有办法”。回顾历史与相关学术讨论脉络，既有的明清江南史研究，表面上聚焦于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问题，带有鲜明的经济视角，但背后深层次的问题关切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与现代性生长机制问题。围绕明清江南史的重大学术争论就是，为何其没有走上从农业向工业的“产业升级”之路？这一问题的最终历史实践答案，显然不是社会自发解决，而是在中共建立新中国之后，以彻底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综合手段予以突破。而当下，长三角其实又一次面临类似问题，就是如何从初级中级制造业逐渐向高级制造业转型升级。
而党之所以有办法，一方面在于中国治国理政的郡县制传统，另一方面是党以党政科层制为组织载体的超强政治整合能力。这种郡县制传统的积极作用与影响，对于大陆地区民众来说可能是“久而不闻其香”，但若对比国外则非常明显，试想俄罗斯、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是否可能推动类似这样的多个省级行政区的一体化？
回顾国内，即使对比香港近年来的动荡乱局，大陆强大的郡县制传统所带来的优势也可谓一目了然。香港局势的复杂化和解决起来的长期化无疑会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产生诸多困扰，相比之下长三角一体化则没有这方面的阻碍。最近二十余年，中央通过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等一系列战略举措，逐渐抑制和缩小了国家的区域发展差距。对比美国“锈带”地区持续衰落所带来的严重经济政治社会后果，中国共产党的整合平衡能力及其客观效果无疑是更胜一筹的。
一体化的实质就是进行经济发展要素的整合，而这种整合最需要不是文化上的“亲和”，而是组织上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恰恰在此。郡县制传统与共产党的组织保障，才是长三角在当代的最大“人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组长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担任，保障了协调整合工作的力度和能力。这并非说文化认同不重要，而是说对于长三角地区而言，文化认同早已不构成一个紧迫而突出的问题。如同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一样，长三角的年轻人现在基本以普通话作为日常交流用语，无论在家庭内外，以方言为典型体现的地方文化式微都是大势所趋。
▍小结
长三角近代以来历经开埠通商、工业化、战乱、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和伟大复兴等一系列历史时期，特定的“事理”（伟大复兴）呼唤特定的制度（党政科层制），也依托特定的空间地理基础（长三角一体化）。在这个发展脉络中，长三角的区域大于历史上的“江南”，长三角一体化既包含着区域一体化、国内一体化，更包含着国际一体化；长三角不光是“内向型”一体化，更有着急迫的“外向型”一体化任务。
近代以来，中国最先进的江南地区何以没有发展出类似英国的工业革命，曾经是一个吸引各方关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黄宗智、彭慕兰、李伯重等学者都对此有过系统阐发。无论是否出现劳动力过剩带来的“内卷化”现象，江南地区确实没有自发产生工业革命。(熊万胜教授在与笔者的讨论中对此总结比较到位，黄宗智教授和温铁军教授近年来的深层次问题意识，都是在讨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我们这个民族如何永续发展”的问题。
因此，江南地区在明清时期是否存在“内卷化”等学术争论，是学者们在一些数据统计方法和估量方法上的细节之争，可能各有道理，对错也未必那么分明，其意义也未必那么大。但这个深层次的问题意识则是重要而长期有效的。)而工业革命恰恰是近代以来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中国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变量是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军事革命的巨大力量重组了整个中国社会。根据最近几十年学界研究成果，人们日渐倾向于认为英国出现工业革命纯属一个偶然的幸运现象，正确的提问方式不是中国为何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而是为何恰恰英国出现了工业革命，因为其实全世界也仅仅是英国出现了工业革命。但随着历史的推进和全球化的深化，新的提问方式就是别的后发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尤其是发展中大国！回顾全球一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显然只有中国最好的实现了这个目标。
长三角代表着一种中国内向型发展还是外向型发展的根本道路区别，这是近代以来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工业化就意味着全球视野，从全世界进口原材料并将产品出口到全世界，这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伟大复兴至关重要的根本原因。美国对我们的封锁和贸易战打压，其目的无疑是希望将中国困锁于版图之内。不理解这个道路选择，就不能理解长三角一体化的国际化问题意识。如果走不出去，则势必面临人口过剩带来的“内卷化”问题。
长三角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市化，还是今天的一体化，都深深的带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印记，这是以长三角为代表的中国道路的最本质经验特征。即在一个后发的大国，在不以对外战争等形式展开国际化的条件下，如何能够有效整合国内资源进行工业化、城市化和参与全球化。中国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实践探索，是政治积极参与经济的道路，以国有资本支持、产业集聚和制度创新等推动产业升级的道路，其具有广泛的世界性意义。
本文收录于《长三角文化与区域一体化：2019年“长三角文化论坛”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篇幅所限，有所编删。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